理解颜真卿书法，就要把他放在唐代的历史大背景下，了解当时的文化思潮与审美取向。
唐代是比较开放和活跃的，这是基于上升、变革时期的社会形势，也和唐王朝较为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有关。社会变革推动了唐代经济、文化的普遍高涨，促使整个国家呈现出强盛壮大、蓬勃向上的风貌，这正是造成人们思想开放与活跃的现实基础。所以，当时儒、佛、道等诸教都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并走向融和。
最先在唐代得到蓬勃发展的，自然是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道教：“国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白衣老父，呼善行谓曰：为吾语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无贼，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于其地。……“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学者习之。二十九年，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京师号玄元宫，诸州号紫极宫。寻改西京玄元宫为太清官，东京玄元宫为太微宫，皆置学生。”封演《封氏闻见记》）道教奉李耳为祖师，并伪称其为唐王室的先世，由此获得统治者的青睐，政治地位常置于佛教之上。道教讲神仙，求长生，也更能满足权势者享乐无极的需要。唐代历朝皇帝都尊崇道教。从太宗到玄宗，统治者对道士一直是恩宠有加，无日或减。高宗时追尊李耳以“太上玄元皇帝”的称号。玄宗时崇兴玄学，列《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四书于经典，令生徒诵习，依明经例举行科举考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像是与李唐王室不遗余力地大力提倡道教的举动相呼应，唐代社会掀起了一股求道学仙、尊崇道士的美学风气。道教的倡导，因而促进了道家思想的流传与研究，对唐代文人的心态和审美情趣发生了一定的作用。得道凡百岁，烧丹惟一身。悠悠孤峰项，日见三花春。白鹤翠微里，黄精幽涧滨。始知世上客，不及山中人。仙境若在梦，朝云如可亲。何由睹颜色，挥手谢风尘。（李颀《寄焦炼师》）
当相对丰裕的物质基础稍稍满足了人们生存的某些基本需求时，尽量长生与纵情享乐这一对人类本性中最为原始的心理需求，作为一种既可以理解而又未免于凡俗的迫切欲望，就成了时人审美追求的突出目的。在和平安定，繁荣富庶的盛唐，生活对关陇健儿应该说是美好的，他们内心最大的不足，就是受了自然规律的限制，有着生老病死的威胁，不能尽情地长期享受世间的各种快乐。于是相传享年一百二十六岁的王远知、九十八岁的潘师正、近百岁的王希夷和他们所过的炼丹饵药、闭气导养、叩齿含漱的修行生活及与之相连的长生之术，就成了凡夫俗子强烈艳羡、争欲效法的美学楷模和审美理想。李颀诗中的张果，就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张果老先生者，隐于恒州枝条山，往来汾、晋。时人传其长年秘术。耆老咸云：‘有儿童时见之，自言数百岁。’则天召之，佯尸于妒女庙前。后有人复于恒山中见，至开元二十年，刺史韦济以闻，诏通事舍人裴晤驰驿迎之。果对晤气绝如死。晤焚香启请，宣天子求道之意，须臾渐苏。晤不敢逼，驰还奏之。……寻下诏曰：‘恒州张果老，……可银青光禄大夫，仍赐号通玄先生。’”大唐新语》卷之十）
张见裴时用的闭气之法，并没有更多的神秘之处。倒是他那玄虚莫测谁也搞不清有多少岁的年龄，增加了这个人物及其波谲云诡的行为方式的神秘性。诏书中的赞语：“迹先高上，心人窅冥，是混光尘，应如城阙。莫知甲子之数，且谓羲皇上人。”（同上）清楚地流露了唐人向往追求益寿延年的美学理想。然而道教的气魄远不止此。作为有唐一代的国教，它决不会满足于仅仅以养生术去博取芸芸众生的欢迎。像是与李唐王朝在人间的统治相照应，道教在天上也建立了一个尊卑有序、各司其职的天国：
道列三界诸天，数与释氏同，但名别耳。三界外日四人境，谓常融、玉隆、梵度、贾奕四天也。四人天外日三清：大赤、禹余、清微也。三清上日大罗，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圆十二纲，运关三百六十转为一周，天运三千六百周为阳孛。地纪推机三百三十转为一度，地转三千三百转为阳蚀。天地相去四十万千里，四方相去万万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千二，昆仑为天地之齐。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宫，言冥谪阴者之所。
有罗酆山，在北癸地，周回三万里，高二千六里。
洞天六宫，周一万里，高二千六百里，是为六天鬼神之宫。（《酉阳杂俎》卷二）
正是这个天国，决定着人世间的祸福寿天：
“邢和璞。偏得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颍阳书疏》……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人有斯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所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突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镬立于穴前，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夕有顷，道驺五六，悉平帻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舆中，白幅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去，谓崔曰：‘公算尽，璞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苦也。’言毕，壁如旧，旬日病愈。”（同上）
如此玄妙的功力，怎不令世间凡夫俗子诚惶诚恐，五体投地？统治者与道教徒配合默契地弘扬道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求仙学道的热诚。李颀就曾热衷于炼丹，王维有《赠李颀》诗说：“闻君饵丹砂，甚有好颜色。不知从今去，几时生羽翼？王母翳华芝，望尔昆仑侧。文螭从赤豹，万里方一息。悲哉世上人，甘此膻腥食。”李颀本人也毫不隐讳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美学理想：“嵩阳道士餐柏实，居处三花对石室。心穷伏火阳精丹，口诵淮王万毕术。自言神诀不可求，我师闻之玄圃游。出入彤庭佩金印，承思赫赫如王侯。”（《送王道士还山》）“武皇斋戒承华殿，端拱须臾王母见。霓旌照耀麒麟车，羽盖淋漓孔雀扇。手指交梨遣帝食，可以长生临宇县。头上复戴九星冠，总领玉童坐南面。欲闻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请此语。若能炼魄去三尸，后当见我天皇所。顾谓侍女董双成，酒阑可奏云和笙。红霞白日俨不动，七龙五风纷相迎。”（《王母歌》）
毋庸讳言，这与道教始祖李耳、南华真人庄周的“无为”、“寡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的审美观念，已相去不啻天壤；但它却更近于盛唐人心目中道教天国的理想模式，更具有为那个青春焕发的时代理解和接受的美学特点与道教的真实。这里有道教中人梦寐以求、争欲身体力行为快的饥餐柏实、白日飞升、出庭佩印、平步青云的成功之路；更有他们朝思暮想、为之神魂颠倒茶饭无心的七龙五凤、王母临凡、霓旌照耀、羽盖淋漓的人间天国。阳精丹、万毕术，诱使道教徒子凝思遐想；麒麟车，孔雀扇，更令信道人众目眩神迷。是人间仙境？还是天上人间？在这里已难分彼此；是真是幻？是梦境？是现实？恐怕连作者本人也扑朔迷离。唐代道教那气魄远出于人间帝王之上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瑰奇壮丽的想象给盛唐诗歌美学意象带来了大解放，也给盛唐那些仙风飘逸、道骨翩翩的时代审美主体上天入地、纵横驰骋的无尽愿望提供了立体化的三维空间。
传统儒家关于美的外部表征，是以文质相称为标准的。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虽然讲的修身之道，却为后世评论文学奠定了基础。在文质关系中，质当然是事物的根本，以文灭质或弄文失质，是儒家所不赞成的。不过儒家重视礼乐教化，并不承认天生的质的显露即足以构成美，反倒更加强调后天的文饰作用，以致招来“繁文缛礼”的讥评。可见它所认可的美，实际上偏重在人工琢炼方面，而周秦两汉铜器、帛画、塑雕、辞赋中所呈现的雕缋满眼的世界，就是这种美学观的体现。
与此同时，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却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审美理想。道家主张“法自然”，在艺术情味上也崇尚自然真趣，厌恶人工修饰的巧伪，有时甚至走到否认一切文采声律的极端。但仔细看来，它并不是要绝对排斥美的享受。且不说《老子》五千言词义精妙，《庄子》更是天下至文，即以两书中有关“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既雕且琢，复归于朴”（《庄子·山木》）之类论述来看，道家对于巧与拙、琢与朴这一对矛盾的辩证关系，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它只是要求人工的巧与琢，必须从属于自然的拙与朴罢了。不过这种以自然为依归的美学观，也确实在传统儒家倡导的文饰美以外，开拓了新的审美视角，丰富了民族的审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