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宝四载（745年）杨玉环册为贵妃后，杨氏一门鸡犬升天。其从祖兄杨国忠对玄宗工于迎合，善于聚敛以供宫廷挥霍，地位迅速上升，几年间就兼领十五使之多，擢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吉温本因李林甫而进用，是当时有名的酷吏，见杨国忠日渐得宠，转而依附杨国忠，为其取代李林甫出谋划策。吉温求得宋浑的罪状而告发，也是欲借此剪除李林甫之心腹，因贪赃属实，李林甫也无法解救。颜真卿知道吉、崔两人与宋浑有私怨，责问道：“奈何以一时之忿，而欲危宋璟裔乎！”颜真卿对这案件的政治斗争背景不会毫无所知，他站出来说话是反对以私怨代公心，不怕得罪权贵，又一次显现刚直本色。
杨国忠恨颜真卿不阿附自己，设法将颜真卿调出，任东都畿采访判官。到天宝九载十二月，转侍御史。侍御史从六品，掌纠举百官，审理刑狱，在御史台三院御史中职位最高。颜真卿入御史台几年而至此职位，升迁上未受到阻碍。在黑暗官场中，他并不夤缘附势而顺利升迁，或许正是因为声望素著而得到各方认可，或许也是李林甫需要一些有直声又不可能取代自己地位的官员以点缀门面。同时，也要注意到，开元年间制定的完善制度仍然在发挥一定的作用。
天宝十载（751年），颜真卿转尚书省兵部员外郎，判南曹。次年，兵部改称武部。兵部下辖四司，兵部司列首位，是“头司”，有选授武官的职责，每年冬天，武选人集于选院，“判南曹”者核实选人的解状、簿书、资历、考课。颜真卿提纲挈领，去除烦琐，使武选人大多觉得便利，很感谢他。尚书省各司的正副长官是郎中与员外郎，称为郎官，官品不算高，分别是从五品、从六品，但是职务紧要，有望晋升高官，很受重视，被看作清要官，非其才者不与。李林甫开元初想做郎中，请托于有亲戚关系的宰相源乾曜，源乾曜以“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回绝，是一个典型事例。在尚书省六部中，各部地位也有不同，有前行、中行、后行之分。吏部和兵部为前行，最重要。因此，颜真卿任兵部员外郎标志着仕途顺利，只是开元盛世已尽，英才难有作为。他的好友则大多屈居下位。高适年约五十，任陈留郡封丘县尉，郁郁不得志。李华任河南伊阙县尉。萧颖士才学著称天下，不肯依附李林甫，先是从集贤校理贬为广陵参军，作《伐樱桃树赋》讽刺李林甫。天宝十载，因韦述荐召人史馆待制，仍不屈从李林甫，免官。
在这几年里，颜真卿文名与书名渐重，应人之请撰写及亲自正楷书写的碑文墓志多了起来。唐代碑文墓志，丧者子孙多请名家撰文书写，不然有不尽孝之嫌，有后来的大书法家柳公权之例为证：“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天宝九载，颜真卿撰并书剑南节度使郭虚己碑、墓志，撰并书郭虚己之子郭揆碑。其中郭虚己墓志几年前新出土，其书风和著名的《多宝塔碑》一致，而因为未经风雨侵蚀和人工捶拓，保持了原貌。天宝十一载（752年），应长安千福寺僧法金之请，书岑勋撰《多宝塔碑》。此碑至今犹存，移于西安碑林。《多宝塔碑》书法端正丰腴，显现初唐楷书的变革，盛传于世，博得后世赞誉，常被用作初学颜体的范本。此碑由时为检校都官郎中的尚书省同僚徐浩隶书题额。徐浩年长数岁，入仕较早，有文才，继承祖、父书法，尤善楷、隶书，得盛唐风气之先，此时书名高于颜真卿。颜真卿可能和徐浩有交往，那么，在书法艺术上是会有裨益的。
天宝十一载，朝廷政局发生变化。王敛此时任御史大夫、京兆尹，领二十余使，因善于聚敛以供玄宗挥霍，权宠正盛。四月，其弟户部郎中王舞涉及谋反案，牵连王镁，杨国忠领旨办此案，因忌妒王敛权势在自己之上，极力穷竟，最终导致玄宗赐王拱自尽，其御史大夫、京兆尹等职务尽归杨国忠。杨国忠本名钊，此时赐名国忠。杨国忠办案时还想牵涉李林甫，于是与李林甫成为公开的仇敌。唐玄宗由此疏远李林甫，但是李林甫的权势并没有动摇。十一月，李林甫病死。李林甫从开元二十二年人相，史称在相位十九年，实际专权十六年。唐玄宗将政事交给李林甫，唐王朝由盛而乱，李林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人对李林甫的权术加以概括：“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代为相，气焰嚣张，不容触犯。穷困于长安的杜甫作《丽人行》讽刺杨氏兄妹骄侈荒淫，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结束，笔锋直指杨国忠。杨国忠吏治才能远不及李林甫，而专权妒贤过之，领四十余使，对于有才干有声望而不为己用的台省官，必欲逐出而后快。
天宝十二载（753年）春，诏令遣尚书省郎官十几人出任郡守，以加强地方治理，杨国忠假称精择，乘机将不肯附己者派出，自然不会放过颜真卿，将他派往平原郡（治所在今山东陵县）。
到了夏天，新太守们离京前，唐玄宗在宫中蓬莱殿饯行，亲自赋诗，赠缯帛，以示恩宠。近三十年前的开元十三年，派遣朝官十几人出任州刺史，与此情况类似，玄宗也是赋诗饯行，场面盛大。然而当年颜真卿的父辈友人源光俗、寇溉等正逢政治清明的时期，由玄宗亲自选择，得以尽其才干；颜真卿这一代则遭遇政治腐败的时期，正直的朝官被权奸借机排斥，虽然郡太守的官品高于郎官。
由于开元时期制礼作乐而形成了制度保障，天宝后期的政治还保存了一些光明面，但是已远远不敌黑暗面。当时人大多看到的是光明面，对现状与未来仍普遍持乐观态度，仅少数人有危机感。这里可以举高适、岑参、杜甫、储光羲、薛据五人同登慈恩寺塔所作诗为例。薛据诗不存。高适首唱，诗末说“输效独无因”，感叹自己处盛时而官微，无由报效国家。岑参则写出因至佛寺而悟佛理，愿辞官不作：“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储光羲也是涉及佛理：“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他们最大的感慨是身处盛世而不遇。只有杜甫说“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论杜诗者大多认为杜甫忧深思远，感到危机四伏，见识高于同登塔诸公。颜真卿在朝已久，应该更能体会朝政的黑暗，他会担忧，会愤慨，直道而行，但是可能没有很深的危机感。在忧虑国运的人们当中，恐怕也极少有人想到对唐王朝、对全社会的打击竟很快到来，竟是毁灭性的。这一打击就是几年后的安禄山叛乱，而其根源主要在于政治腐败和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政策。
天宝年间，玄宗的边境政策从安边日益趋向开边，战争接连发生。天宝八载，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数镇兵十万攻吐蕃石堡城，兵士战死数万，才攻下仅有几百人防守的石堡城，哥舒翰得到奖赏。而在此前，玄宗曾欲使名将王忠嗣攻石堡城，王忠嗣估计非死数万人不能攻克，不愿以数万人之命得一城换军功，他对部下李光弼说：“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玄宗并不顾惜数万人的生命。唐与吐蕃的对峙是互有攻守，对南诏则是率先生事。十载，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攻南诏，大败，八万士卒死六万。杨国忠掩盖败状。“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十之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十三载（752年），命剑南节度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再攻南诏，李宓被擒，全军覆没。这样大规模地出兵征战，动辄死亡数万，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使国力、军力大大消耗，减低了防范内乱的能力。另一方面，开边政策改变了朝廷历来的做法：“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于是，边境的节度使掌握庞大兵力，常久任不易，又常兼领数镇，其势重于朝廷，若有野心家出，则难以制服。王忠嗣没有野心，他一度兼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为唐初已来所未有。他认为功名过高，自动辞让二镇。然而王忠嗣受到李林甫忌恨，被诬以死罪而幸免，贬为内地太守而卒。安禄山则有野心，野心日益膨胀，必将叛乱。
颜真卿出任平原太守，远离政治中心，从他个人仕途来说，是贬谪，是失意。但他哪里想到，历史将要赋予他新的使命和光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