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特，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而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中堂写折子的本事相当厉害，“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写得挺有意思。其实中国“历代备边，多在三北”，只不过大清历史比较特殊，东北之满清和正北之蒙古在入关之前就已经狼狈为奸，在这里只好略过不提，大清在西北则有赫赫武功，所以最佳就是单提西北。
自乾隆将准格尔部斩尽杀绝之后，游牧民族对中国造成的边患问题其实已经得到彻底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但是时日不久，新的不同于过去的威胁又开始形成，硕大无朋的帝俄重新笼罩在中国的三北，其覆盖之广、威胁之大相比过去的匈奴、突厥和蒙古，只怕犹有过之。这个问题只有留给新中国解决了，暂且不表。
近代随着欧洲的崛起，在历史解读层面出现了一种强大的西方中心论，而如何阐述历史则是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历史解读模式大行其道，这种削弱意志、阉割精神的手段居然还被第三世界人民广泛接受，可见荼毒之深。
直到现在，我想很多人对于中国近代的看法，第一感觉是闭关锁国，第二感觉是愚昧落后，第三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固然要挨打，这是对的。问题是落后就活该挨打？现在搞得人家打你是拯救了你，否则你还愚昧着呢。如此一来，甚至很有感谢西方殖民者不请自来的必要了。前段时间居然有人喊出中国还要殖民三百年，真可谓愚不可及（这里插一句，将来或许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先进了，其他国家落后了，中国是不是就有了去打人家的理由或者权力？中国作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或许在理由方面就更加充足了。我想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更加理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和中国人的理想不应该如此简单直接，“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才是合适的态度）。
与世人常说的闭关锁国恰恰相反，明清时期中国执行的贸易政策却是比较彻底的自由贸易，这是由中国手工业产品的强大竞争力决定的。因为生产力强大的国家，往往都比较倾向于自由贸易。茶叶作为中国的拳头产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丝货质优价廉天下无敌（瓷器的商品地位在明清之时已经开始逐步下降），而世界市场就像中国需要白银一样需要中国的商品。
当然明清时期可能禁止输出一些敏感的商品，就好比现在的中国也对粮食或者稀土的出口进行管制，但是这不属于闭关锁国的范畴。因为生产出口用的商品对于中国来说，必须耗费大量的土地以及资源，而牺牲这一切仅仅换来了用作货币的贵金属白银（现在则是美元），则显得有些无奈，本来我们可以用老祖宗发明的纸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与此同时，明清政府通常只会开放一些有限的港口，只会欢迎一些具有善意的正常商人前来交易。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来到东方的西方殖民者并非怀着单纯的自由贸易理想的商人，他们首先是强盗，在暴力不能获得商品的时候才是商人。他们在印度洋、南中国海地区杀人越货的事情难道中国人一点儿都不晓得？中国为什么要跟他们进行贸易？还得是“自由贸易”？真心看不懂。
什么叫做自由贸易？答案就是由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垄断的“自由”贸易。由于中国的激烈反抗以及西方国家之间互相拆台，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在中国迟迟无法产生，所以导致中国最后被一块一块切割为势力范围，由此就让西方人满意地进行贸易了，在各自的地盘垄断嘛，免得伤了和气。最后日本人看不下去了，认为自己很有吃独食的理由和必要，于是掀了桌子，这是后话。
退一万步来说，既然是贸易，他们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生产的商品？难道欧洲人两手空空或者带着一船不被市场所接受的垃圾就想同中国进行贸易？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毒品？道德沦丧到这个地步，恐怕已经触及人类的底线，近代之后只好触底反弹了。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不能简单因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和失败，就认为是中国自己的原因。老一辈历史学家胡绳先生说得好：“十八世纪的这些限制外国商人的规矩，一向成为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嘲笑和攻击的对象，他们想以此来证明当时中国是个‘野蛮’国家，是以‘不平等’态度来对待外国人，甚至以此来证明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合理性。”（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P21）。
我认为中国人是可以走出这个怪圈，并且重写真正的近代史，这个任务当代还无法真正完成（显然东西方之间的失衡还没有扭转），有赖于中国未来的发展程度，但是不晓得除了中国之外的第三世界还能不能摆脱历史的纠结。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确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竞争。中国自古以来的问题，无非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或者是内部统治的崩溃，当然两者往往是一起爆发的。
李中堂谓之“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一是中国东部的汪洋大海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天然屏障，在海上交通科技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甚少有敌人可以通过海洋入侵中国。明中期倭寇的威胁大部属于内乱，不属于外部入侵，但是鸦片战争的威胁来自东部的海洋。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从历史上单纯面对大陆心脏地带游牧民族的威胁，沦为受到海陆夹击威胁的境地，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中国过往的敌人，一般是依靠扁平的组织优势而文明程度略低或者很低的周边民族；但是鸦片战争的敌人，不但在组织方面大大优于中国，而且在文明程度上让中国不再具备俯视的优越感，甚至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科技进步和不可战胜的暴力优势让中国几乎丧失了文明的自信，此诚千古未有之剧变。鸦片战争最大的疑问，就是一支数量并不庞大的军队，一场规模同样不大的战争，如何迫使一个庞大的帝国屈服呢？现在随着鸦片战争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鸦片战争不但是一场近代热兵器战争，同时也是一场金融战争，货币战争。我认为首先是一个货币的问题，其次是一个军事问题，当然更深层次的是一个国家的组织问题。
中国作为白银的终极密窖，一直让英国人极为头疼。
从十八世纪早期，葡萄牙人就开始对华输出鸦片，但是规模不大。大规模的鸦片贸易主要是因为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而发明的。有人说英国工业革命，马克思所谓的西方廉价商品的威力堪比火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国内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说什么中国“广袤的农村仍然以传统的自然经济为主，并且在西方廉价商品的冲击下走向衰败”……这些基本都是胡说八道，因为中国不是非洲或者美洲，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品在中国根本没有市场，而在正常的自由贸易下，巨量的白银一直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从十七世纪开始，英国人已经培养出喝茶的爱好。这种产自中国的树叶让英国人如此痴醉，以至于他们把从西班牙获取的白银大部分都运到了中国。问题是中国的茶叶每年都会长出来，但是来自美洲的白银则不会如此顺利。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将印度彻底殖民化以后，东方政策的核心就是榨取印度的财富和人力。就前者而言，基本手段表现为利用印度出产的物资换取中国的茶叶，然后运回欧洲牟利（类似于荷兰利用东南亚岛国的热带物产换取茶叶，但是随着贸易的扩大，荷兰在十八世纪中期之后，也不得不从欧洲运送白银，以维持和中国的贸易）。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则完全依赖白银和中国进行贸易，一直到白银资源枯竭，到了1800年左右除了英美之外，其他国家基本退出东西方贸易。
如果这种方式成立，意味着英国几乎可以无成本获取中国的茶叶，而代价完全由印度来承担。但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立即对市场做出了反应，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纺织业的蓬勃发展，印度主要的出口商品棉花以及相关纺织品在中国迅速失去了市场（事实上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连鸦片都能自给自足了，这种生产力真让人不晓得如何评价），导致英国设计的三角循环贸易无法正常运作，只能依靠不断从欧洲运来的白银维持和扩大贸易，而这种情况对于英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为了扭转茶叶贸易造成的巨大逆差，英国人绞尽了脑汁，经过短暂的试探，他们终于发现，鸦片是当时中国除了白银之外唯一可以接受的“商品”，鸦片贸易成为英国解决白银大量逆差的唯一手段。于是英国人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通过统一收购，特许经营等手段，向中国大量贩运，数量从十九世纪末期的几千箱，最终发展到1838年的四万箱；根据资料统计，1800年到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累计超过四十二万箱；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不再需要从欧洲运送白银到中国进行交易，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可以抵消采购茶叶的支出，而且还有剩余白银可以从广州不断运出。
值得一提的是，鸦片贸易是英国人垄断的买卖，美国人极为眼热鸦片暴利，不甘后人；于是美国人挖空心思从土耳其搞到了鸦片货源，贩运到中国进行牟利，虽然数量远远逊于英国人，但同样罪恶深重。
无数资料将古代中国称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社会，甚至不存在市场和贸易，但是即使从宽泛的意义上，也不存在这种简单的判断，起码中国的货币就极其依赖源自国外的贵金属。中国明代的情况是不但吸纳了无数的白银，更进一步将白银作为国家货币，这时候情况就变得非常严重了。这等于说中国将货币供应寄托在不可控的国际体系，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都失去了最基本的保证。
鸦片战争的失败正在于，
一、鸦片的输入无法禁绝，以往正常流入的超量白银突然中断，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贸易逆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不但停止发行货币，而且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反而减少了，由此造成金融混乱，百业凋敝。你让现在的美国或者中国停止发行货币试试看，看能撑住多少时间。与此同时，之前勉强用以平衡鸦片贸易的正常的商品出口却反而遭到战争威胁，那么中国的金融状况更是雪上加霜，政府对国家和社会就会丧失控制力。这就是一场规模不是很大的战争就使得中国屈膝投降的根本原因。
二、中英在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
料罗湾海战证明，17世纪的中国依然能够依靠人力的优势和旺盛的斗志，在近海水域打赢一场地中海类型的海战。但是两百年之后，这一切都不管用了。
明代中期之后中国在火器和造船业方面已经开始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有人认为战争威胁是武器发展的推动力，这的确是对的。但是明朝长期以来也不安定，战乱频繁，北方蒙古人的威胁从来没有消停过（后来不过是代之以满清），战争需求其实是长期存在的。为何明朝不能在元末明初火器水平领先世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反而被欧洲的火炮发展速度抛离呢？成祖亲征漠北之时尚能凭借火铳优势大败北元军，而到了英宗的手里，就酿成了土木堡之变。历史的发展看上去完全是一种倒退。
战术在一定程度上由武器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战争（当然还有人的问题，后文叙述）。英国是海权国家，在广阔海面具有极强的机动性思维；清军有的则主要是近海的海岸防御思维。
三、游牧力量跟海上力量的相似度是很高的，两者都强调机动性原则，可以通过选择战场和集中兵力，以对抗陆地民族的强大国力和坚固防守（当然后金的社会形态并非单纯的游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混合了农耕，但是我认为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游牧的）。可惜的是，经过两百年时间的退化，清军已远不及当年之勇悍，而英国军队则是史上最强的欧洲军队。
1619年，大明四路大军征伐建州，结果集体惨败。兵败萨尔浒之后，明朝的东北战局在战略上开始由攻变守。进入天启年间，明军遭遇满洲强悍骑兵无不溃败。天启三年，朝中热衷天主教之士大夫如徐光启上疏提出“多造大铳，如法建台”的关外防御战略。
此种战略的提出，是基于一些亲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希望通过传播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天文历法等明朝急需的实用科技，改善天主教在中国的境遇。事实证明，这次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当时的欧洲经验已经不足取，而欧洲军事革命的真经尤其是操典部分，则根本没有学习到。
明清鼎革的关键时期，正好是欧洲在意大利战争之后，三十年战争爆发的前后。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法国在1494年利用攻城炮轻而易举就迫使意大利就范。为了抵御这种威力惊人的攻城武器，十六世纪初期有钱的意大利城邦率先发展出先进的锐角棱堡形制的筑城技术，一般称之为“意大利式防御工事”，与火炮的进步展开竞争。结果这种有效的防御工事迅速在欧洲各地普及，战争从血与火的拼杀，逐渐演变为一门主要涉及土木工程或者建筑学范畴的艺术。十六世纪，欧洲战争模式从大规模的野外会战进入到沉闷的围城战，所以即使如荷兰莫里斯亲王这样的军事家，身经百战但是仅参加过两次会战，虽然都取得胜利但也无法成为一代名将，最后只能以军事改革家的形象流传后世。
很快，欧洲消极却有效的以围城战为主的战争模式，在晚明时期通过负责传教使命的天主教徒传入中国，结果这种战略特别适合喜欢修城墙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思维或者是超前的，当然或许也是投机取巧的，总是希望远远地利用火力优势就将敌人轰毙，以避免近战的危险。但是我们知道，在近代火器的发源地欧洲，人们依然排着密集队形玩近距离的排枪战术，最后以白刃战结束战斗。中国人却老是想着急功近利的方式应对满洲铁骑，结果是屡战屡败。
此策要想成功的前提，一、必须有合适的地理情况作为配合；欧洲战场地表环境复杂，空间比较狭窄，数座坚城就能控制点线面，但是东北战场地理类型单一，军队机动的空间庞大，坚城的作用对比欧洲，明显降低了。
二、就是必须在火炮技术方面维持垄断。因为一旦进攻方获取了对等的火炮技术，这个平衡或者优势就维持不下去了。可惜的是事与愿违，后金很快就获取了火炮技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明军当了一回运输大队长，大量掌握火炮技术的明朝将官由于种种原因投降后金，加上后金自身着力发展火器，导致双方火器优势之逆转。
事实上，欧洲在三十年战争时期，机动性的会战已经基本取代了沉闷的围城战，陆战阵型和操典都在快速进化，扳机火器的作用急剧放大，但是这些作用关键的时代进步，却在中国没有体现出来。
现在的中国历史，简直把明清之际的几个西洋传教士吹上天了，好像他们就是西方先进文明的代表，不全盘接受他们的知识和观点就是大逆不道，愚昧无知，不可救药了。说白了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在欧洲就是些反动势力，中国并非数学的荒漠，传教士作为一般的知识分子只接受过普通的教育而非专业的科学家，他们的一些计算并不靠谱，所以很难普遍的信任；最关键的是他们作为天主教人士，并不会将一些被天主教视作异端的科学家的最新知识传播到中国，比如牛顿，伽利略等，作用有限。
1626年初，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南征，一路势如破竹，连下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但却遭到平生未遇之惨败。宁远城守将袁崇焕凭借刚刚到手的十一门红衣大炮连续轰击攻城之后金军，造成重大杀伤，努尔哈赤围攻未果，含恨收兵，是年八月郁郁而终。虽然努尔哈赤是否死于炮击所伤，历史尚未定论，但是如此失望的战绩对于一员征战多年、心高气傲的老将来说，精神上的打击是很大的。
袁崇焕总结宁远攻防战的成功经验，最后指出：“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着。”就此，当年徐光启所奏“多造大铳，如法建台”之策，具体演化为“凭坚城，用大炮”战术，在东北战场固化下来。
“凭坚城用大炮”之策，具体内容是西洋台法，西洋铳法。萨尔浒战役似乎证明，野战中凭借鸟枪以及佛郎机铳已经无法有效地杀伤后金军（但是我认为并非火器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唯有引入威力更大的西洋红衣大炮才能扭转关外作战的不利局面。所以明政府一方面从澳门获取大炮装备，并从西方沉船打捞大炮，高价雇佣葡萄牙铳师，发展火炮兵种。
十七世纪初期在东南沿海，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接触到“红衣大炮”。当时东西方在金属冶炼和加工方面并不存在差距，而且红衣大炮的威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简单而封闭的结构，在制造工艺上并不比佛郎机铳复杂。所以明代工匠一旦了解到红衣大炮的原型，立即就能山寨仿制。
有了火炮之后，必须建台以发挥威力。因为当时的红衣大炮实质上是英国人发明的一种舰载前装重炮，威力虽大但是体重难行，射速较慢，根本不适合机动性要求比较强的野战场合，只适合舰载或者要塞攻防。
后来为了对抗后金的大炮，明代士大夫试图引入西洋台法，即锐角梭堡的营造方法，但是由于投资庞大而且时日无多，以及涉及到一些传统文化（风水等）的问题，导致西洋台法之策几乎没有落实。不过十七世纪人类修建的坚固城防工事，已非人力所能克服，即使是按照中国传统方法营建的。后金自诩野地浪战天下无敌，但是攻城略地却大感头疼，在获取火炮武器之前，面对明军坚城经常出现攻而不克的情况，宁远一战袁崇焕凭借坚城大炮一战成名，后金军死伤惨重。皇太极痛定思痛，决意发展火炮武器作为对抗明军的手段，后金和明朝之间开展了一场以红衣大炮为主题的军备竞赛。
与大多数人想象得不同，满清入主中原并非完全依赖其弓马娴熟。这支被西方人形容为“十七世纪最强悍的骑兵”的满洲军队除了拥有强大的满蒙骑兵之外，在皇太极的奋起直追之下，很快配备了一支由欧式重炮武装起来的专业炮兵部队，在关外以及入关作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清帝国完全称得上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火药帝国”。
以满清的关外作战为例，通过牛车拖拉等方式的机动，后金可以很轻松地在局部战场集中优势火力，在一场战役中调集数量超过明军的大炮，轰击坚固的城墙防御工事；而秉承“凭坚城，用大炮”策略的明军，由于防御阵地点多面广，虽然拥有总体实力的优势（比如绝对意义上的火炮数量），但是根本没有能力在一场由敌人决定的战场上调动足够的大炮以形成火力优势，因为明军一旦离开防御工事就打不了仗，但是野外机动性的会战才是一支军队的战斗力的根源。后金利用野战优势甚至在东北战场玩起了围点打援的战术，依稀让人看到三百年之后的情景。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以不修长城自夸，事实上清代的确不需要修建长城了。十八世纪中亚的历史，就是中俄挤压游牧，瓜分草原的历史。满清在入关之前，就已经控制了东部的蒙古部落，然后通过康雍乾三朝的努力，彻底平定了西北游牧边患，重建了中国大一统王朝。这是一项惊人的伟业，正是依靠清朝为中国打造的厚实盔甲，中国才能有机会依靠宽阔的领土纵深度过近代的危机（蒋毛二公在中华民族最为危难的时期得以曲身西南西北以待时机）。即使丢失了一些边缘地带，但是通过全新的民族动员，新中国的疆域还能够深入大陆心脏地带，为今日之崛起奠定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基础。
可叹的是，当满清入主中原、削平三藩、逼平俄国、完成中亚战役之后，他丧失了更新火炮技术的必要性（麦克尼尔在《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曾就此现象评述道：“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国家，甚至在那些紧邻西欧的国家里，一旦中央政府通过使用和垄断重炮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进一步自发地改进火药武器的努力就停止了”。由此可见此种现象并非中国之多民族国情所致；日本在德川幕府统一之后，也基本放弃了在轻型火器方面的发展，以至于在十九世纪面对西方殖民者的时候几乎以一个冷兵器国家的面目出现，日本却是一个基本单一民族的国家）。在消灭郑氏海商武装集团之后，中国唯一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海上力量烟消云散，漫长海岸线为西方殖民者敞开了大门，从而丧失近代海权发展的历史机遇。面对具有机动性优势和火炮优势的西方近代海军和陆军，清政府却捡起了曾经被自己在关外所彻底击败的“凭坚城，用大炮”的消极策略作为海防政策。此种战略的弱点，在鸦片战役中暴露无遗。
英国人是继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之后抵达东亚的西方殖民者。与后三者不同的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并在印度次大陆获得了坚固的进攻基地和无穷的人力资源，从而保证了战争时期不断得到有效的增援和补给。
对比郑成功收复台湾，就可以发现他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海权优势切断了荷兰人从巴达维亚出发的增援，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或许从来没有作过此想，因为这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面对英国殖民者的机动性和火力优势，清政府采取的对策就是在漫长海岸线建造炮台，这无异于重走了明朝在关外建设所谓坚城的老路。结果在英军高机动性的舰载火炮和兵力集中的海军陆战队面前，一切都是镜花水月。
一支军队如果丧失了大规模运动性质的会战（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的能力和信心，剩下的只有被动挨打（当时也没有发动群众，诱敌深入，打打游击战之类的念头；而且以清军而言，封建军队的军纪很让人失望，发动群众终究是一句空话）。这是十七世纪之明军，以及十九世纪之清军战场失败的根本原因。
当时清军所用的重型火器，基本停留在十七世纪红衣大炮的水准，但是跟十九世纪英国军队所使用的火器相比，并不存在代差，只是由于工艺以及射术方面的差异，导致火力和精度有所不如。欧洲军队全面换装后装线膛大炮，还得再过几十年。清军的轻型火器方面更加落后，严重程度甚于大炮。
很多人认为中国火炮技术的落后，一方面是缺乏动力，另一方面是以为近代工业革命没有发生。但是工业革命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还是军事技术促进了工业革命，还是个问题。
当时英军的火炮制造业在炮管制造方面，已经放弃了传统的铸造成形工艺，而是采取整体铸造，然后钻膛成孔的新型工艺。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随着制造工艺的变革，加工精度提高，炮管和炮弹之间的游隙减小（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减小到四十二分之一），炮管的密闭性大大提高，可以在减少发射药数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设计要求；而降低火药用量使得炮管的厚度降低，火炮重量也降低了，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并降低了炸膛的可能性，同时散热性能提升，使得火炮的发射速度提高。
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气缸的密封问题。1769年瓦特就已经取得了冷凝器专利，并绘出完美的设计图纸，但是受限于十八世纪落后的材料和工艺，28英寸口径的汽缸和活塞之间存在0.5英寸的空隙，手工锻打的锡制汽缸根本无法满足根据几何图纸设计的蒸汽机所要求的精度。在实际试制样机的过程中，一旦启动机器，高压高温的蒸汽就从活塞和气缸之间滋滋地往外冒，样机试制一再失败。漫长的实验过程让瓦特的第一位赞助商破产，接手的赞助商也感觉难以为继，苦不堪言。
正在瓦特苦恼的时候，一位著名的英国军火制造商威尔金森出现了。最早的金属钻膛机是在法国出现的，1734年一位受雇于法国的瑞士工程师发现，如果使用一台巨大的钻孔机，在一根整体的实心金属管中钻出长孔，形成笔直一致的低游隙炮膛，那么炮管的物理性能和火炮的射击精度将大大提高，并在减少装药量的情况下威力不减，与过去同威力的火炮相比，火炮的重量大大降低了，这意味着火炮机动性的提高，火炮决定战争胜负的时代到了。
1774年约翰·威尔金森在英国制造了类似的机器，以精密镗孔技术制造高精度的火炮。在这个决定人类历史的时刻，他为瓦特提供了一个机器加工的汽缸，精度是过去手工捶打的部件完全不能比的，从而彻底解决了气缸漏气的问题，于是瓦特试制多年没有成功的蒸汽机终于成功了。没有威尔金森的帮助，瓦特发明的实用蒸汽机或许只能和之前的效率低下的纽科门蒸汽机一样长期默默无闻而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很多实例可以证实，军事科技一直走在民用科技的前面。正是欧洲政治分裂形成的穷兵黩武的环境，导致欧洲军事科技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物质基础。现在美国科技在很大程度上是享受了冷战红利，比如互联网和卫星导航技术。
而清代火炮一直沿用土模铸造工艺，后期才出现铁模铸造，游隙巨大，大致为五分之一，如此巨大的游隙使得提高火炮威力的过程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为了提升威力，不得不增加火药的用量；而为了承受大装药量，导致炮管越来越粗，而口径却不能加大。土模翻造的炮筒工艺粗糙，砂眼较多，炸膛率很高，炮手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操作火炮；炮身散热性能不佳导致连发速度很低，在战场上由于战机紧急等不及炮身完全冷却直接装填火药，甚至出现入药即喷的情况。
结果导致清军动辄千斤万斤的巨炮，威力反而不及英军的小口径火炮。在大多数情况下，清军发射的实心炮弹即使正常爆发而命中，却连英国战舰的木板都打不穿，虽然那是极为厚实的橡木板。
至于在造船方面，的确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历史上中国火炮技术水平发展的缓慢和落伍。明朝初期的郑和舰队当然证明中国的造船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欧洲人的进步更让人刮目相看。
在中国的造船历史上，可以驾驭八面风的硬帆，效率很高的船尾舵，设计超前的水密隔舱以及水鸟型船身等先进造船技术老早就实现了突破，所以中国古代的帆船船型应该在唐宋时期就定型，之后甚少发生变化。这不是因为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因循守旧，而是因为中国的造船技术成就太大，成熟太早，在风帆时代的早期就一步到位，以至于如果没有革命性的突破根本就没有办法前进了。
中国帆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平底船，典型船型为北方的沙船；另一种是尖底船，典型船型如广船、福船，船身横截面为V形。两者都设置大量横向的水密隔舱（极少数有纵向的）。前者吃水浅，有利于内河、近海航运，后者有利于远洋航行，同时水密隔舱的结构设计使得中国帆船具有很强的抗沉性，这是一个巨大的优点。
但是，一般都说水密隔舱有利于提高船身的坚固性，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水密隔舱首先是起到一个结构的作用，其次才是防水。水密隔舱在结构上的坚固性是相对的，从东方式的节约物料的角度出发，水密隔舱结构能低成本满足远洋航行所要求的强度，的确是比较完美，但是这种船身结构的强度却很难达到安放后坐力强大的火炮的要求，因为中国帆船一般来说缺乏肋板进行加固，横向强度不佳，无法承受大型火炮的后坐力。从材料上来说，中国帆船除少数广船使用热带硬木之外，一般使用松杉，不像欧洲帆船（尤其是战舰）使用橡木等优良材料，故在船身强度方面更显得弱势（美国也一度使用松木等软性木材制造快速帆船，成本较低回收时间较快但运营寿命很短）。同时从结构上来说，具备水密隔舱的船型根本不适合安防舷侧火炮（当然中国也缺乏将火炮装上船的必要性）。
西方帆船的船型在历史中一直在变化，定型的时间非常晚。当然这是因为他们的起点不高，或者说，他们的设计落后，不科学，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诡异。代表欧洲造船最高水平的盖伦型战船，要到十六世纪才得以出现，十七世纪基本定型，然后作为标准的战舰船型一直维持到风帆战舰淘汰为止。
一般来说，欧洲船型的横截面呈典型的U形，具备龙骨，同时不惜耗费工料，大量使用密集肋板进行横向加固。如此设计的远洋船只，结构坚固，下部空间宽敞，可以设置多层全通甲板，非常适合承载舷侧重炮（欧洲一直到快要放弃舷侧火炮的时候才采用水密隔舱设计，大概在十九世纪末期）。正是凭借坚固船只提供的强大承载力和机动性，欧洲的火炮可以越造越大，因为舰载模式率先解决了火炮的机动性问题。而中国的火炮水平在接触到西洋火器之前，却不得不为了解决陆地机动性的问题，而停留在适合野战或者城防的小型火器的层次。
十六世纪初，当佛郎机铳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传统火器“神机”就开始淘汰；十七世纪初，随着红衣大炮的传入，中国的火器形制又开始被迫升级，并在东北引发了一场军备竞赛，最后以明朝失败告终。在整个十七世纪，的确由于征战激烈的因素，中国的火器制造水平可以说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之后不久，在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东部沿海地区，却又进入了歌舞升平的盛世。欧洲依然在不断地向前进步，步伐越来越大，世界竞争的规律是不进则退。
第三，东西方国家在组织方面的差距，其实更甚于一般认为的科技水平。富勒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一书中评价英国宪法战争的时候说道：“良好政府的意义，就是说国王可以自给自足，而不必向老百姓作额外的取索；为了不榨取百姓，他又必须尽量地讲求经济节约之道，而最重要者为不要对外作战。”如果一位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者看到这段话，一定会感叹东西方君王政治是如何趋同啊。问题是东西方的政治观点的确趋同，但是两者的政治现实却大大不同。
对于欧洲来说，战争完全可以用连绵起伏来形容。在骑士时代，对于欧洲贵族来说，战争就是农闲期间类似打猎的消遣。后来随着雇佣兵以及民族国家总体战的兴起，战争就没有了时间限制，作战人员可以长时间停留在在战场进行征战，只要国王的钱袋没有问题。所以在政治分裂的欧洲，战争是常态；而在大一统的中国，和平是常态。
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国王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钱，大量的钱。涓涓细流一般的税赋收入只能维持国家日常行政管理的费用，不足以支撑战争。在竞争激烈以至于穷兵黩武的欧洲，也只有岛国英国才能迟迟不建立一支常备军，同时又能在安全事务方面麻痹大意。国王因此缺乏维持一支常备军的理由，而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底。当欧洲大陆的强国已经建立绝对王权的时候，英国关于谁来征税的问题，国王和议会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荷兰则体现为城市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最后证明，一个高效的政府更有利于公债的发行，这是一个近代国家战斗力的根源。
绝对的王权虽然保证了国家的管理和动员能力，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制衡，在涉及国家兴亡的政策方面，就可能由于君王的短视而发生巨大而严重的战略错误。查理五世、菲利普二世和路易十四为了对外征战而大举公债，最后无力偿还而宣告政府破产，这种盲目的举动对于国家的伤害，绝不亚于战争失败。
中国向以大一统的形象著称，仿佛帝国的管制无所不至。事实上国家管理直到郡县层面，地方上则依赖于自治传统。中国传统推崇轻徭薄赋，大清则以永不加赋的德政著称，全力维持一个和谐的帝国。分散的农业经济的生存能力很强，但是征税能力很低，这使得中国在动员能力方面非常低下。而在货币依赖于进口白银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的管控能力丧失了最有力的手段，导致组织能力则近乎完全丧失。道光一代帝皇，却以节俭吝啬著称，四菜一汤就是他发明的。道光整天都在算钱，英国人一退，就着急解散各地援兵，因为粮饷赏金等耗费实在让道光肉疼。管中窥豹，由此可见清朝财政之紧张。偌大一个帝国，却连这些小钱都没有。
在乾嘉之际，白莲教运动爆发，清廷为了镇压此次农民运动，几乎动员了一切国家军队，但是由于八旗军以及绿营军战力不堪，只好放手发动各地乡绅组织乡勇团练对付农民军，由此造成地方势力崛起。地主总动员的模式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发挥到极致，封建割据之势已经不可阻挡。
中国津津乐道之所谓的大一统伟业在晚清时期完全瘫痪，在这一历史阶段，最强悍的政治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一线。正是各路地方诸侯的先后崛起，埋葬了腐朽落后的满清统治，造成了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阻碍中华民族前进的巨大的政治困难，简直令人窒息。
中国在军队组织方面的差距，主要体现在，迟迟没有接触到西方近代军队所使用的训练方法：操典；而传统的封建军队是不可能战胜近代军队的，代差不可弥合。
过去我们经常认为西方是依靠船坚炮利打败中国的，其实海权一般来说无法真正改变一个大陆国家的意志，就算是现在海权无敌的美军，依然得爬上陆地才能迫使萨达姆改变主意。
即使料罗湾之战再过两百年，比荷兰人强悍得多的英国人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手里的武器，依然有鸟枪和前膛火炮，虽然性能不如英国火器，但是并不存在代差，欧洲的火器革命还没有掀起。中英双方都在火器对射的时候，清军枪炮齐鸣倒也不落下风，但是一旦几轮排枪射击结束，进入白刃冲锋阶段，作为封建军队的清军就立即崩溃了。西方胜过中国的地方，首先在于管理的优势，组织的优势，而非一般认为的科技或者武器方面的优势。
中国自古以来整军，强调的是号令严明。但是号令如何严明，就很难说了，好像只有一些具有传奇意义的军队比如岳家军、戚家军才能做到这点，这或许建立在统帅个人魅力或者富有成效的训练的基础上，前者在历史上凤毛麟角非常难得，后者又不能传承有序与时俱进。
我认为，人种或许是没有差异的，但是人的组织绝对是有区别的。人的组织和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地区人类的命运。欧洲在热兵器发展过程中爆发了一场操典革命，彻底改变了军队的组织和作战方式。
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火绳枪还是燧发枪，前装滑膛火枪的射程、威力和精度，都低得可怜。英国在装备火枪的过程中，长期有人提议恢复长弓（甚至在十八世纪也有这个呼声），因为发展到巅峰水平的冷兵器，其威力大于早期的热兵器，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火器技术水平没有得到突飞猛进，而骑兵的威胁却丝毫没有降低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人力的重新组织才能确保火枪兵的生存。
在早期的火绳枪时代，火枪兵要想对抗骑兵的冲击力，必须建立密集方阵（当然这么做也可以提高火力密度），单独或者混编长矛兵作为保护性兵种，同时严格保护侧翼，由此西班牙得以称雄十六世纪。只有长期坚持严格的训练并依靠火器和与火器想适应的阵型的革新，火枪才能熬过它的幼稚期，成为战场的决定性因素。为了对抗西班牙式的步兵团，以莫里斯、古斯塔夫二世为代表的欧洲军事贵族不断发展和变革方阵类型，加强火器的标准化和轻型化，欧洲在对抗性格局下取得飞速发展。
十八世纪出现的前装线膛枪的射程和精度虽然大大提高，但是这是在牺牲装填速度的情况下取得的，很难在大规模战争中取得火力方面的优势，步兵的主战装备主要还是依靠前装滑膛燧发枪。随着轻型火器性能的逐步改善，在标志性的1700年左右，欧洲军队通过装备安有卡座式刺刀的燧发枪，提高了火力密度，淘汰了长矛兵，大大提高了步兵的战斗力，方阵的厚度逐渐降低，火枪战列线最终成型。火炮在这一时期的进步有限，导致战场作用让位于轻型火器。
经过严格的操典训练，当欧洲的火枪兵已经成功迫使他们的骑士们在正面交锋中丧失优势的时候，中国的定居民族依然对马上民族无可奈何，更不要说这些马上民族不久之后还掌握了更为强大的火炮技术，形成了炮骑战术。
晚明在发展热兵器的过程中，由于缺乏高度组织的人力的配合，故而屡次失败于骑兵的冲击，所以导致中国发展火器的进程受挫太深；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导致中国更对火器失去信任，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直到西方的火器传到东方，对于此时已经显得落后的东方产生了一个新的刺激，形成晚明到清初的中国近代火器研发和制造的一个小高潮。
真正的问题依然是，在缺乏操典配合的近代步兵战法配合下，即使当时最先进的火器也无法抵挡骑兵的野战冲击。只有视死如归、不动如山的方阵或者战列线火枪兵才能对抗骑兵，而方阵或者线阵一旦因为最原始的死亡恐惧而松动，那只剩下被屠杀的命运。
步兵只有屹立不动，严格按照作战条例循序发射火枪才有生机，而战线一旦崩溃则必败，必死。这让我想起一句日本武士所信奉的格言：生中无生，死中有生。
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欧洲军队在排枪时代的逻辑。而中国则一直无法理解这个逻辑，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人嘲笑当年排枪时代欧洲人的愚蠢。而就是这些“愚蠢”的欧洲人，在十九世纪中期爬上东亚的海岸之后就轻松击败了人数占据优势，而且在武器方面并不显得过于寒酸的中国军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在轻型武器方面的差距，远大于在火炮方面的差距。中国一直停留在火绳枪时代，各地枪械标准不一，重量大，射速低，威力小；更关键的是，枪支没有装备刺刀，军队不得不保留大量的冷兵器兵种，看似人多势众，其实兵员冗余度很大。兵贵精，而不在多，更何况冗。
我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之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如果人可以组织起来，即使手里只有一把AK47，依然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如果连人都无法组织起来，那就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这就是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的区别。
鸦片战争作为一个单独的军事或者政治事件，很难说对帝国造成了如何重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落后也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此种压力的严重性是随着后续的一系列入侵而累加起来的。当历史需要一个标杆性事件的时候，鸦片战争的历史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鸦片战争所体现出现的中国的落后，非缝缝补补就能弥补。为了修正这种差距，中国已经花费一百年时间才勉强奠基；现在看来，再加一百年才谈得上超越。
客观地说，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遭受的困难，相对非洲、印度或者南美洲人民来说，还是略轻的，虽然东部地区不免荼毒，然后庞大的腹地依然维持着原有的秩序（虽然谈不上什么效率，但是在中华民族的腹地，反抗力量的酝酿是不受干扰的）。中国能够等到翻身的机会，绝非中国的幸运或者西方殖民者的仁慈所致，而是中华民族反抗殖民压迫的强烈性格所赢得的。现在当我们评论一些被严重污名化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