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千变万化，事实真相却任人打扮；但是鉴于人类文明的短暂，我们还没来得及经历沧海桑田、海枯石烂，所以地理相对历史而言则显得更加真实和客观。人类的大部分历史都发生在陆地上，或是在水上，当然现在天空和宇宙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欧洲的地理有其特殊性。
欧洲位于亚欧大陆的西部边陲（在地理知识未被充分掌握的时代，几乎全世界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位置描绘为世界或者宇宙的中心），它其实是一个被大西洋、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所包围的半岛，但是欧洲人却喜欢美其名为大陆，个中心态颇为有趣，这是其一。
欧洲南北各有一个“地中海”，相对其他文明地区这是唯一的。亚洲只有一个南中国海，美洲只有一个加勒比海。这种特殊的地理结构使得欧洲不存在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而且海道的畅通使得欧洲的南北两侧深入大陆腹地，两岸可以获得比较持久的繁荣，适合开展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航海事业得到不停顿的发展。
欧洲的整体地理形状极其复杂，它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半岛组成的，这是其二。
半岛是造成政治分裂的地理因素之一，或许还属于最严重之列。在东亚范围，虽然半岛不多，但是其中两个最大的半岛在历史上都成功阻止了大陆国家的前进政策，并在当代建立了一个以上的国家。不过当它们出现统一倾向的时候，当地的激进势力都受到了外部强权的压制。在欧洲范围，较大较突出的半岛都以一个或者一个以上国家的形式存在。
欧洲内部地理条件的复杂性相当不利于单一政权的建立；无论是内部的竞争者，还是来自东方的强大的游牧民族都无法成功；曾经建立的统一性的大陆政权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无不在短时间内就分崩离析。
分裂是欧洲政治最典型的特征（不但在于如前所述的地理因素，还在于这种地理因素被非欧洲大陆的海权国家所充分利用）。这种情况曾经为欧洲的崛起创造了优越的内部竞争环境，但是到了全球竞争的时代，昔日的优势却变成了劣势。二十世纪上半叶，两大海陆强权两次终结欧洲进一步统一的努力；直到如今欧洲依然执着地试图通过欧元迈向统一，但是现在的欧洲早已经不能控制世界的全部了，一切都比过去变得更加艰难。
欧洲在地理上在历史上具有明显的整体封闭性，这是其三。
“其南是广阔的沙漠，骑骆驼要花大约三个月才能横渡，因此黑人便和白人隔离开了。其西是茫茫大海，其北是冰封的海洋。其东北是无穷无尽的松林和河流，河水不是经过冰块壅塞的河口流入北冰洋，便是流入内陆海，例如和海洋隔绝了的里海。只在其东南才有可以通行的绿洲路线通往外界，但是从第7世纪到第19世纪，这些路线差不多全部被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封住了。”（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5月初版P53）
需要指出的是，麦金德时代的人们认为欧洲和非洲的天然边界不是地中海而是撒哈拉大沙漠，地中海南岸则是欧洲历史和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当代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差别。
大航海之前的十字军运动代表了欧洲冲出地理隔绝和政治重围的努力，因为他们发现，即使海上恶浪滔天、航路漫长，但是陆地上的敌人尤其是穆斯林军队显得更加难以对付。打不过去，就绕过去嘛，最后大西洋人和俄国人成功了。大航海运动其实是在地理和政治现实下逼出来的，十五世纪天时地利人和，大航海成为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总而言之，我们经常将这个大半岛笼统地称为欧洲，从地理学而言是可以清晰阐述这个概念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范围是动态的），但是从政治而言，人们遇到的困难显然将大得多。我个人认为起码在第一个千年之交，欧洲只意味着基督教世界；在1200年，欧洲作为基督教世界最起码应该分为地中海欧洲和大西洋欧洲两个部分，否则我们面对这个概念将无所适从；而在1500年，基督教世界又分裂为新教和天主教两个部分（欧洲南北对抗的延续，美洲是欧洲的翻版）。这是一个地理上复杂、政治上分裂的的半岛，自古以来社会发展落后，农耕技术低下，物质生产匮乏，人民的生活条件极其困苦。
现在评述欧洲的中世纪，虽然不能说是一片黑暗，但是如果有人断言欧洲（准确地说，应该是其西部）几个世纪之后将要成为世界的中心，那真的需要依赖于现代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了（当然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从罗马甚至希腊时代就开始领导世界，这显然是无稽之谈）。那个时期的欧洲人千辛万苦跑到文明世界，无不对所到达的地区顶礼膜拜（可以参考大量欧洲人对中国以及伊斯兰地区的描述，而在中国极少出现这种记录。一直到近代的时候，我们才认知到中国的不足），可见欧洲之落后。当然这绝非因为欧洲人特有的谦逊，他们对非洲或者美洲的描述可不是这个态度。
事实上中世纪的欧洲，已经重新野蛮化了。欧洲的中世纪是在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日耳曼王国纷纷建立的基础上开始的。野蛮的日耳曼部落瓦解了罗马帝国，这是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倒退。欧洲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文明衰亡的异象……罗马被蛮族洗劫一空，天主教与日耳曼贵族勾结，令人窒息的基督教宗教统治随着笼罩欧洲大地，艺术和科学比欧洲的土地还要荒芜，希腊或者罗马的传统丢失殆尽。事实上当时的基督教欧洲与周边的蛮族相比，除了一个宗教信仰之外，几乎一样。而广大人民除了被要求盲目顺从之外，根本不晓得所谓的宗教具体为何物，因为他们全都是文盲，而且一辈子没见过圣经。
欧洲既然如此衰落，周边更有组织的民族就变得活跃起来了。
从六世纪下半叶开始，拜占廷和波斯帝国之间爆发连年战争，使得途经波斯湾和叙利亚通往地中海的传统商路不能通行，于是远途商贩改走相对安全的经过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商路。位于这条交通要道的中枢的商业城市麦加，由此变得繁荣起来。
而到了七世纪初期，拜占庭和波斯由于相互之间的剧烈摩擦而衰弱了。帝国的百姓已经精疲力竭，对这两个帝国心生厌恶。阿拉伯人的统治已经不可能再坏，事实上反而是一种更被当地人所接受的政治上的触底反弹。这毫无疑问为阿拉伯人的扩张提供了天赐良机。
在这个过程中阿拉伯人表现出强大的爆发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征服了叙利亚、波斯，然后是埃及乃至整个北非，瓦解了基督教势力在地中海地区的存在。无数拥有灿烂辉煌历史的城市为初生的伊斯兰文明增添了华彩，其中波斯文明是其重中之重。
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并非匈奴、突厥或者蒙古类型的游牧民族。他们能够创制文字和宗教，拥有哲学和逻辑的民族，具有高度的文明。波斯或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在定居状态下繁殖数量庞大的战马的民族（要知道这个问题曾经多么困扰中国的定居民族）。这也是波斯千年以来能在四面八方的游牧势力的冲击下依然生存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唯一能够阻止扩张进程的障碍就是他们内部之间对于哈里发的争夺。公元661年，最后一任正统哈里发阿里被伍麦耶家族刺杀，后者迁都大马士革，建立了伍麦耶王朝。而阿里的支持者继续他们的事业，建立什叶派与之对抗，由此造成的分裂影响至今。
伍麦耶王朝继续阿拉伯人的征服事业，包括向东远征中亚，与中国的唐朝军队遭遇；向南入侵印度次大陆，使得旁遮普伊斯兰化；向西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化从此深刻影响了欧洲；向北则是多次攻打君士坦丁堡，但是无功而返。
在这里需要着重讲述的是穆斯林对西班牙的征服。公元710年，一支柏柏尔人组成的先头部队试探性地渡海登上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据点。次年，一支规模更加庞大的柏柏尔人军队在休达的朱利安伯爵的支持下渡过十三英里宽的海峡，攻击半岛上脆弱的西哥特王国。又过了一年，一支纯粹的阿拉伯人军队在穆萨的指挥下冲进伊比利亚，使得西班牙彻底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715年，穆萨带着几百名欧洲贵族俘虏、几千名战俘以及无数战利品回到大马士革，帝国的武功达到鼎盛。
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无疑是阿拉伯世界扩张的巅峰。如果一定要用野蛮和文明这两个词汇来描述这种征服，这不是野蛮征服了文明，而是文明征服了野蛮。那些传说中的天生的航海民族，所谓具有航海传统的国家，居然被一个从沙漠里杀出来的游牧势力渡海而征服，那真是相当可笑了。人类都是从树上下来的，所谓的海洋性民族，大陆性民族只不过是生存方式不同而已，将之归结到国家文明或者民族性格，那就是入戏太深了。事实上阿拉伯民族开拓海洋的历史一点儿也不弱于欧洲民族，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伊斯兰文明不但覆盖了沙漠和草原，还在东南亚的岛屿上生根发芽。
总体来说，很难说阿拉伯人的扩张行为的成功是因为领袖的英明或者战略的伟大，人口的激增或者战利品的诱惑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切，但是这种冲击性的扩张所造成的伟大的征服成就是确信无疑的，当然这又是因为在所征服的土地上，昔日的帝国已经四分五裂、虚弱不堪，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如此，西哥特王国亦如此。
按照历史的逻辑，只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才会遏制一个帝国的扩张。公元732年，阿拉伯人在普瓦提埃战役中失利，标志着阿拉伯向西扩张的终结。同样，公元751年阿拉伯人虽然在怛罗斯一战中击败唐朝的大军（这个战役之所以有名据说还因为阿拉伯人从中国战俘那里学到了造纸术），但是向东扩张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那时大马士革的伍麦耶王朝已经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750年—1258年），这个王朝一直维系到蒙古人的到来。
从此以后，一个庞大的伊斯兰文明横亘在东西方之间，至今依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注意到阿拉伯人的骆驼和马，还要注意到他们的帆船。他们并不仅仅生活在沙漠和草原，更是一个濒海的海洋性民族。没有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就没有印度洋到东亚的海上贸易体系，更不会有后来的欧洲民族的大航海运动。
阿拉伯人处于东西方贸易的核心位置，就当时已知的地理学知识而言，无论陆路、海路都绕不过阿拉伯人及其继承人控制的范围，一个世界性的贸易体系开始建立起来。
阿拉伯人如此炫目的扩张，让人想起一千年之后的欧洲，事实上它们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很多类似之处。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不清楚为什么那么落后的穆斯林群体能跟占据如此广大的地盘？因为他们忘记了伊斯兰文明过去的辉煌。
在这里我们简单回忆了阿拉伯帝国的创业史。之所以要那么做，是因为不了解阿拉伯帝国在历史中的真正地位和对欧洲文明的反哺，欧洲的崛起就无法解释。后来伊比利亚半岛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不能不说与阿拉伯人的征服关系密切。
所以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出发，麦金德曾经恳切地说道：“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做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10第一版P52）当然，这种说法并不是一种反西方中心论的某某中心论，这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八世纪末期，欧洲北部的维京人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汹涌而出，驾驶长船（即Longship）肆意劫掠欧洲。他们面目狰狞、身材高大，抢劫之时奋不顾身，令欧洲人闻风丧胆。
维京人并非天生海盗，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们以渔猎和原始农耕生存；或许因为严冬过于漫长，时间宽裕的维京人还拥有出色的手工艺传统。不过北欧气候苦寒，以当时的生产力而言，相对贫瘠的土地已经无法承载太多的人口。每当看到这种文字，可想而知一旦这些地方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就会被文明世界的历史学家描述为的不可饶恕的强盗行径。当时的基督教世界毫无疑问非常讨厌活跃的穆斯林海盗和北欧海盗，一概斥之为野蛮，但是当他们自己成为海盗的时候，据说使那些受害者告别了野蛮。
除此之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维京人善于打造一种性能优良的船只：长船。长船以当时的标准而言，长宽比是很大的，这意味着速度和灵活。
长船在动力方面采取帆桨结合，单桅杆，船帆是矩形横帆，材质为羊毛织物；两种动力可组合驱动或者单独驱动（桅杆可放倒），运气好的时候速度可以超过10节；长船的船身两侧安置有桨舵，欧洲人还得在好几百年之后才会了解什么是船尾舵。
长船没有甲板，也就是说是一种敞篷船。这种设计不像现在的敞篷车那么拉风，因为下雨的时候没有适当的遮蓬从后备箱拉起来。狂风暴雨之时，头领们还可以有临时性的帐篷遮风避雨，但是一般的海盗只好在兽皮的帮助下苦苦支撑。可以想象北欧海盗们在凄风苦雨的大西洋航行之时会遭受多么大的痛苦，由此可见海盗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本来这种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只是非常普通的民用船只，但是他们现在发现，除了居家旅行必备之外，这种船更适合用来打劫。
凭借着这种利器，维京人不但可以在海岸线打劫，还可以通过内河航行深入到欧洲腹地进行劫掠，由此他们抢遍欧洲，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西班牙到俄罗斯，无所不至；作为垦殖的农民，他们还远赴冰岛。各地的修道院等宗教建筑成为打劫的首选目标，这并不是说蛮族有意亵渎宗教，而是因为这里拥有大量的财富。据说修道院的修女为了防止被北欧海盗侵犯，而不得不选择自残。同时他们还劫掠人口，贩卖为奴。
由于拥有太多的战利品需要处理，也就是销赃，维京人在打劫的过程中开始同步发展贸易，毕竟打劫存在一定的风险，贸易则受人欢迎。
对于维京人的劫掠行为，担惊受怕的欧洲人除了祈祷之外办法不多。由于当时上帝的法力还不够强大，世俗的国王软弱无能，最终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地方领袖。在北欧海盗的影响下，欧洲政治出现了缓慢而显著的变化，封建贵族势力得到了加强。
对于古代的定居民族来说，如何对付高机动性的种族入侵基本上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除非拥有一个强大的王朝，否则临时性的社会动员不足以解决此种危机。于是定居民族只能希望这些冲击势力产生定居的想法从而降低无法遏制的机动性，并依赖于时间，再加上同化的办法以解除他们的威胁。
维京人的海盗行为从一开始很难说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很大程度上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封建贵族的个人行为。但是由于劫掠的高收益、低风险以及本地难以缓解的人口压力，维京人的海盗行为逐渐变得组织化、常态化。为了免却回家过冬的长途劳顿，北欧人开始尝试择地定居，从冰岛到英格兰，从诺曼底到基辅，到处是维京人的殖民地。他们虽然在武力上拥有优势，但是不可避免地被当地文化和宗教所征服。在千年之交，连维京人的老家斯堪的纳维亚也逐渐接受了基督教。
北欧人已经不再是海盗，他们成为了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欧洲贡献了他们的特产：丰富的资源、优秀的战士以及精明的官僚，尤其是在诺曼底和基辅。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国。这个事件意义重大，一方面使得英国在欧洲相对较早地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从此英国政府以高效著称，并彻底摆脱了外敌入侵的历史；另一方面又使得英法关系成为一团乱麻，衍生出无数历史事件，其中包括百年战争。
从九世纪开始，马扎尔人开始在欧洲扫荡，欧洲人惊骇莫名，以为曾经的匈奴人又杀回来了。幸运的是强悍的日耳曼人击败马扎尔人，保卫了欧洲。受挫的马扎尔人选择在匈牙利定居，逐步拉丁化。从此以后他们摇身一变，从欧洲的劫掠者转换为欧洲抵御东方民族的坚强堡垒。
与此同时，皈依了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以及拉丁化的日耳曼人虽然在东欧相互竞争，但是他们的存在还是将亚洲的游牧民族阻挡在欧洲之外，十三世纪蒙古人的雷霆一击，并没有在欧洲腹地引发巨大的灾难，但是他们对阿拉伯世界和波斯文明却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一个世纪之后，笃信伊斯兰教的帖木儿对于伊斯兰文明来说，破坏性非常大。
在阿拉伯人崛起之后，伊斯兰、拜占庭和基督教势力将昔日罗马帝国地中海的势力范围一分为三，恰成三国鼎立之势。
公元800年查理曼加冕称帝，欧洲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区别于东方的概念。但是时间不长，公元843年这个并不牢固的帝国就解体了，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用《凡尔登条约》实现了这一切，基本奠定了现代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雏形。这里的人民喜欢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每年农闲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发动战争，而是打谁。
不过欧洲的命运在这时候还没有太大的改变，如前所述周边更加强大的帝国和机动力量依然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攻击。幸运的是，维京人和马扎尔人逐步接受了基督教，融入了欧洲基督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虽然丧失了小亚细亚，但是斯拉夫人的归化使得帝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但是就总体效果而言，却让西部欧洲获益更多。
劝教事业的成功是中世纪欧洲的最大亮点，这是基督教的胜利。基督教的好战的诺曼人成为十字军的先头部队，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成为欧洲的东方堡垒。这或许是文明的力量，但是这种文明既不是来自希腊，也不是来自罗马，而是来自巴勒斯坦。
步查理曼帝国的后尘，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数量逐渐增多，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悲剧，阿拉伯帝国最后只能依靠塞尔柱人才能统一起来。随着中亚的突厥人（作为一个人数不占优势的军功集团，之于阿拉伯，类似于满洲之于中国）的到来，十一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得到了加强，他们重新拥有了扩张的动力，就好比基督教世界得到了诺曼蛮族的加强，内部好战势力的扩张欲望变得无法遏制。
于是在千年之交，基督教世界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小，伊斯兰势力得到了来自突厥的加强，拜占庭帝国的形势就开始变得不妙了。1071年一场决定性的曼齐克特会战后，拜占庭丧失了亚洲的势力范围，内部统治也变得一片混乱，从此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性急剧降低。由此，长久形成的三国平衡局面被打破，东地中海逐渐成为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竞争的舞台。
拜占庭帝国在突厥人的威胁之下，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七世脑子短路，居然向教皇发出了求救信号。结果证明这是典型的引狼入室。
其实1071年塞尔柱人占领圣地耶路撒冷的行为并不见得有别于阿拉伯人在公元638年的征服，所以并不足以成为欧洲人发动十字军的真正理由。而且，当时欧洲大部分的反突厥宣传，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是捏造。在东方的塞尔柱时代，既不存在宗教迫害，也不存在暴虐统治（相对拜占庭皇帝，人民宁可接受苏丹统治）。但是欧洲人更愿意相信权威的宗教、政治人士发布的弥天大谎，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在欧洲的千年之交，宗教情怀是深入骨髓的，对天国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弥漫在欧洲人的心灵中。而在千年之交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长时间的自然灾害导致欧洲大范围的农业歉收，可怕的饥荒引发巨大的末日恐惧（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导致大规模人口的迁徙）。出于赎罪的目的，前往圣地朝圣、忏悔成为欧洲人安抚内心惶恐的一种流行方式，约旦河的水，耶稣受难的那座山的泥土，都成为欧洲人追求的圣物。
而且在十字军运动发动之前，欧洲人其实已经发动小规模的反攻。
伊比利亚的卡斯提尔王国于1085年攻陷托雷多，从此这个位于伊斯兰国家边境的城市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无数欧洲学者在这里吸收东方文化，并将阿拉伯文学作品和科学著作翻译为拉丁文。文艺复兴实际上起源于伊比利亚，而非意大利。
诺曼人在十一世纪占领了意大利南部，并于1091年攻陷了穆斯林盘踞的西西里岛；同时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先后崛起，为后来十字军通过海路向东方发动进攻铺平了道路。
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天才领袖的出现就是历史的必然。公元332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迁都拜占庭，由此埋下了东西方教会分裂的种子。1054年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互除教籍。十世纪到十一世纪，教皇的权威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与世俗国家的皇权并驾齐驱。拜占庭的虚弱使罗马教皇看到了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希望，乌尔班二世致力于推动宗教改革，宣扬教权至上，更希望通过一场欧洲的整体动员，停止欧洲封建贵族之间的内战，树立教皇权威，以求压倒世俗君王的权力，而拜占庭皇帝的求救，正中教皇下怀。
1095年11月28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蒙召开宗教大会，向一群法兰克贵族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骑士们停止内斗，向东方进军报复塞尔柱人的暴行（演讲详细描述了塞尔柱人的统治，用词特别血腥），解救圣地；同时保证，参加十字军的远征可以代替一切救赎，十字军战士都将洗清所有原罪，得到最高的精神救赎。大会还挑了一个好日子，次年的8月15日也就是圣母升天节作为十字军的出发日期。
为了吸引欧洲的穷人参加十字军，教皇施展如簧之舌，宣扬东方遍地流淌着奶和蜜，黄金和香料俯身可取，并赤裸裸地劝导欧洲的穷人，不在穷苦中沉默，就在穷苦中爆发。由此，十字军运动作为一种廉价的宗教救赎手段和重新分配东西方财富的暴力方案，点燃了欧洲人对外扩张的狂热情绪。除了少数贵族之外，大部分骑士并不富有，他们不惜破釜沉舟，倾家荡产出卖田地以筹措盘缠，更何况不少人连盘缠都没有就贸然出发，可想而知沿途百姓和无辜的东方人民将会为此买单。
在此前后，教皇以及很多传教士为十字军运动的发起而在欧洲到处游历宣传，于是欧洲掀起了一场狂热而残暴的十字军运动。1096年4月，等不及圣母升天节的到来，一群被宗教人士洗脑的颇为可笑的法国“农民十字军”率先发动了远征，他们成分相当复杂，基本由下层老百姓组成，包括贫民、流民、失地骑士乃至社会渣滓，携家带口其中不乏老弱病残幼，为数众多。这支貌似可怜的队伍，手段却特别残忍（东西方在这方面看上去都差不多），一路之上所造成的破坏，跟游牧民族相比也不遑多让。他们盘缠不足，更谈不上后勤补给，不得不对途经之地的老百姓痛下杀手，富有的异教徒犹太人成为最佳的攻击目标，他们破坏犹太人的建筑，抢劫犹太人的财富，并从肉体上对耶稣叛徒犹太人加以消灭。而这一切的罪恶，都建立在消灭异教徒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上。反正兵荒马乱没钱找犹太人总是对的。
即使如此，由于缺乏给养以及跟沿途国家的军队剧烈摩擦，这群乌合之众减员严重，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已经损失大半。拜占庭皇帝科穆宁见到这群宛如乞丐的“军队”之后大惊失色，于是赶紧安排船只将他们送到小亚细亚为上帝而战，最后在突厥人箭雨的洗礼下，“农民十字军”剩下的这点儿骨血也大部早早地见了上帝，不知道上帝是否会安排他们进天堂。
1096年8月15日，由法兰克诺曼底、日耳曼、意大利各国骑士组成的专业军队在各地准时出发。日耳曼人选择经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路线，法兰克人和意大利人基本沿着地中海北岸前进，年底之前到达君士坦丁堡集中并过冬。这支真正的十字军为数大概在三万人左右（超过十万的数字基本是虚张声势），庞大的规模让科穆宁同样大惊失色，担心这支不可控的军队成为蛮族入侵之再现。
很快他们之间就在战略目标上发生严重分歧。科穆宁希望收复亚洲的势力范围，而十字军则希望收复耶路撒冷。经过一番吵闹争论，十字军开始单独行动，于1099年攻陷耶路撒冷，屠杀了七万伊斯兰教徒，据说城里的血水淹没了马的膝盖。
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夺回了耶路撒冷；回到欧洲的骑士们成为英雄，倾家荡产的投资获得了惊人的回报；留下来的十字军在东地中海建立起一系列拉丁王国，过去的村长现在成为了国王。这些拉丁王国的防御完全是模仿君士坦丁堡的，在陆地一侧建设了坚固的堡垒，并通过海上进行补给，在理论上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唯一的问题是，为十字军提供补给的拜占庭帝国经常陷于动乱，而没有拜占庭的支援，十字军是守不住这些土地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十字军之所以进展顺利，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势力内部出现混乱，无力抵抗十字军的袭击。随着混乱的结束，突厥人于1144年攻占艾德沙，诱发了第二次十字军运动。但是这次十字军没什么成果，也没什么好谈的。
这时候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萨拉丁。在欧洲的骑士们还不以背信弃义为耻的时候，萨拉丁就具备了信守承诺的高贵品德，其慷慨和侠义之风，简直令来自欧洲的十字军成为一群小丑。萨拉丁赢得了哈丁会战的胜利，收复了圣城，瓦解了第三次十字军运动，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传奇，后世伊斯兰枭雄无不以萨拉丁的丰功伟绩作为事业的激励。在收复耶路撒冷的时候，萨拉丁并没有报复性地举起屠刀，而是允许欧洲移民支付少量赎金即可重获自由；交不起钱的老年人甚至可以不付赎金而自由离去，这种绅士行为令西方历史学家也禁不住赞叹有加。
第四次十字军运动可谓最离奇、最疯狂。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大约四万人应征。由于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十字军决定避开艰险的陆路，从海路向东方进发，结果证明这个选择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为第四次十字军运动的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
于是踌躇满志的欧洲人向威尼斯人下了打造战船的大订单。威尼斯根据先前预定的四万大军，全民动员打造了足额的大船，但是1202年十字军在威尼斯集结的时候却发现人手远远少于预期，加起来不过一万多人。这导致十字军的筹款能力急剧降低，付不起合同价格，而威尼斯人的态度则是没钱就没船。
当时的威尼斯总督丹多罗据说当时他已经年届八旬，且存在严重的视力障碍，但是他的精明和算计，却让健全人相形见绌。面对复杂局势，丹多罗为十字军指点了一条明路：为威尼斯攻打基督教城市同时又是威尼斯商业竞争对手的扎加，合同价格就可以重新计算。穷途末路的十字军不得不接受威尼斯商人的新方案，“神圣”的十字军成为了商业利益的雇佣军，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当时东地中海商业城市的防御布局都比较类似，陆地一侧环以坚墙，防御较强；海岸一侧通过水下障碍或者铁链加以封锁，防御比较松懈。威尼斯选择从海面进行攻击，为此打造了一系列复杂的技术性水面战船，如用以突破铁链封锁的铁甲冲角帆桨舰，用以压制对方弓弩的装备大量投射武器的“火力支援”战舰，以及适合两栖登陆的平底战舰（船头安装有跳板，供骑士直接冲上陆地进行厮杀）。只要威尼斯保证将四肢发达、肾上腺素分泌旺盛的欧洲骑士送上陆地，一场屠杀性的胜利就没有悬念了。事实上攻打扎加的战役跟之前设想的没有什么区别，并成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一场演习。
1202年攻陷扎加之后，十字军嚷着要去圣地或者埃及与异教徒战斗，但是一个诡异的政治插曲改变了十字军的进攻方向，这次轮到君士坦丁堡。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攻陷君士坦丁堡，对这个伟大城市造成的伤害远大于1453年的陷落，这是基督教世界的悲哀。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塞尔柱人都攻不破这座伟大的城市，同宗兄弟居然做到了，这场战争直接削弱了君士坦丁堡作为基督教阻挡异教徒进攻的中流砥柱的能力。
大规模的十字军运动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八次或者九次，后期的十字军运动逐渐由欧洲君主国主导，但是意义都不是很大。到了十三世纪末期，十字军在东地中海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被马木留克骑兵攻陷，耶路撒冷亡国。
大多数历史事件都是事后才能知晓其意义。如果没有欧洲后来的成功，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意义跟蒙古人西征差不多，仅仅剩下劫掠和杀戮而已。但是欧洲出人意料地成功了，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下，十字军跟几百年之后欧洲的崛起之间的关系。
争夺东西方贸易权是欧洲国家之间地区性争霸的主旋律。谁能在东方开展贸易，谁就能对欧洲发号施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拜占庭和游牧民族一直分享着东西方长途贸易的厚利。
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在东方的延续，有学者讨论中世纪欧洲是否包括拜占庭，我觉得是不应该包括在内的，拜占庭中世纪的日子比基督教欧洲强得多。作为东西方贸易的核心，拜占庭得以积累大量的财富以换取雇佣兵的忠诚，强大的拜占庭海军确保了君士坦丁堡的补给，控制着横跨亚欧的帝国。
历史潮起潮落，拜占庭一直对抗者东方民族的攻击，时而强大，时而衰弱。但是君士坦丁堡作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一直是拜占庭的最大资本；只要拥有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虚弱的时候能够熬过危机，在强盛的时候还能控制周边领土，而商业利益则根本不用担心。
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十字军运动是欧洲试图通过抢占拜占庭遗产，从陆路打通欧亚贸易通道的一种尝试。不过事与愿违，十字军运动的结果证明，意大利的几个城邦国家尤其是威尼斯在战争中赚得盆满钵满，是十字军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作为十字军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尤其是第四次），意大利人负责提供粮草后勤，打造船只以运送狂热的十字军战士，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区的贸易和造船业的发展。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威尼斯商人将手伸进了黑海，直接插手黑海到里海的水陆交替的贸易线。这个时期大陆贸易线在蒙古人的全盘控制之下，出现了历史上异常少见的畅通，为意大利人提供了商业良机。由此，东方的商品在威尼斯集中并输入欧洲，于是威尼斯大发横财。
意大利城邦对于基督教欧洲来说，实际上跟拜占庭没有区别，他们要么直接进入黑海，插手东西方贸易；要么成为阿拉伯人或者奥斯曼人的地中海商业代理，同样赚钱。只要商品不得不经过黑海、波斯湾或者红海流入地中海，欧洲作为全球市场的末端，永远是一个待宰的命。
此后威尼斯和热那亚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海上火并不断。与此同时，他们又必须应对北方的日耳曼骑士和法兰克强盗的经常性的劫掠。真正的近代社会管理模式在意大利城邦中开始出现，随后这种模式扩散到低地国家以及英国、法国等民族君主国。当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相结合，真正伟大的力量诞生了。
对于欧洲来说，也并非什么都没得到。正如有些学者提到的那样，十字军运动是未来欧洲对外扩张的一次预演。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占领了耶路撒冷，建立了一系列小型的拉丁王国，修建了坚固的城堡，有海路的补给作为支援，欧洲的商人和流民蜂拥而来。这个场景与四个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何其相似啊。
十字军运动在宗教上是狂热的，当然基督徒在在杀人放火方面表现得更加狂热。我们现在可以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十字军运动，但是就当时而言，这些只不过是暴力的副产品，而绝非发动战争的目的。
现在有人认为文艺复兴的知识是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产生这种说法的目的，就是试图否认阿拉伯世界对于欧洲的影响）。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一把火烧了拜占庭的皇家图书馆，这就直接说明书籍在骑士们心目中的地位（那就是只配一把火烧掉的废物），又有多少书籍能流传到欧洲呢？对于没有文化的暴力分子来说，黄金珠宝更有价值，书籍不但无用而且十分沉重，极不利于长途运输，倾家荡产到君士坦丁堡抢书简直就是一种白痴行为。就好比2011年的英国大规模暴动事件，暴民抢光了所有商店，但是唯有一种商业机构获得幸免，那就是书店。何况当时的骑士在欧洲老家除了抢劫绑架、喝酒打猎、寻欢作乐之外，什么都不会，他们都是文盲。
为了鼓励欧洲人的参军热情，加强宗教信仰，教皇乌尔班二世宣布可以为他们减免罪孽，并全体发放赎罪券（四百多年之后它会成为引发一场宗教改革运动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被滥用了。
人类最为恐惧的事情，莫过于死亡。通过种种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表述，宗教有办法让人类为了下辈子的命运而把这辈子的财富交给别人。显而易见，这种事情即使瞒过了普罗大众，但是总有个别明白人看不下去，两个人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
哈丁会战中，十字军扛上了耶稣的“真十字架”居然还不能保证胜利，反而被异教徒彻底击败。此后，宗教已经无法让人敬畏和坚定，而让人迷茫。第四次十字军运动更是彻底暴露了十字军运动的本来面目，教皇从政治和宗教权威开始变得里外不是人，而教权的竞争者即世俗君主的王权开始崛起，十字军逐渐成为欧洲君王的舞台。事实上，这场以卫教为名的十字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中世纪的宗教统治。“9·11”之后，布什在评论反恐战争的时候再一次采用了十字军的字眼，个人认为这个形象的比喻具有相当准确的预言意义。
随着关于东方的谎言被揭穿，战争性质的扭曲，以及十字军运动的总体失败，欧洲人对于宗教的狂热有所降低，对教皇的权威则产生严重质疑。大肆贩卖的赎罪券激发了教徒的愤怒，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被点燃了。十字军运动对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唱响了挽歌。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世界贸易主要发生在中国、中东、东非这条线上，没欧洲人什么事儿。欧洲那时候只是作为商品的最终消费地，为辗转多地、海陆并进流向欧洲的奢侈品贸易最后买单而已，而且绝对数量也不是很多，因为当时欧洲人的消费能力很低，只有少数贵族才能消费价格高得离谱的香料或者东方手工艺品，绝大部分香料其实都是被运到中国消费掉的；还有比如说珍贵的木料紫檀，之前欧洲人认为紫檀不存在大料，一直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原来全世界的紫檀大料都被弄到中国了。
十字军运动就目的本身而言，是总体失败的，意大利商人抢走了拜占庭帝国的贸易事业，从此地中海成为热那亚和威尼斯争霸的舞台。伊斯兰势力重新崛起，东地中海地区的一系列拉丁王国很快亡了国。
与此同时，一个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东方崛起。虽然狂暴的帖木儿暂时中止了土耳其人的扩张，但是死灰复燃的奥斯曼帝国随后不久就开始了持续敲打欧洲的历史进程。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征服了君士坦丁堡，并通过与法国的联盟（法国人后来又联合新教联盟对付天主教的哈布斯堡，他们肯定认为后世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战争弱爆了），成为欧洲均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奥斯曼的崛起重新遮断了黑海，但是这对意大利商人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欧洲商业代理人，他们依然收获不小。威尼斯人击败热那亚人，迫使热那亚航海家到伊比利亚寻找出路，而热那亚的资金为西班牙国王的战争事业提供了资金保证。
几个世纪以来，骑马和骑骆驼的人证明，他们对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拥有天然权力，而且绝对不允许其他势力对其染指。万恶的唯利是图的意大利商人则垄断了从这条通道进口的代表奢华和文明的东方商品的代理权，绝对的暴利引发大西洋人的羡慕嫉妒恨，他们绝不甘心一直被排除在世界核心贸易圈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