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对11世纪后中世纪西欧文明的成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将它称为‘唤醒’欧洲的唯一力量——‘一位说着阿拉伯语的王子，倾情一吻，将欧洲带出几世纪的沉睡’。”（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P87）。但是伊斯兰文明并非唤醒欧洲的唯一力量，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位置优势，使得他们还负责传递了来自中国的科技知识，由此引发的欧洲巨变，改变了人类的命运。
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鼎盛时期。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十个城市，一半都在中国。当欧洲还沉浸在蛮族进攻的痛苦中，宋朝已经通过适当的政治安排从而获得了相对长久的和平，社会生产以及人文科学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宋代将著名的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进行了全面技术升级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并普遍应用于社会生产。这些实用科技被迅速传播，结果不但是中国，包括全世界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在欧洲则进一步引发了影响全人类的革命。
宋朝文物鼎盛，武功相对而言乏善可陈，后世以文弱著称，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宋朝的武功其实很不错的，否则难以解释它为什么能够生存那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适当的武力支撑，人家谈都懒得跟你谈。赵宋对抗的都是有史以来最为强悍的游牧势力，辽金蒙一个比一个厉害，即使是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的失败者，迁徙到西部草原之后对于当地部落来说还是所向无敌。蒙古西征几乎将整个阿拉伯帝国连根拔起，斯拉夫人伏首称臣。这些都发生在南宋沦陷之前。
北宋立国先天不足，不但丧失了北方屏障“幽云十六州”，传统的西北通道也随着西夏的崛起而封闭。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联系的商路只剩下海路这华山一条道了。
同时，宋代由于国用不足，所以一直采取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于是海运事业空前发达起来（遗憾的是航海贸易事业发达的濒海国家或者地区，往往被更有组织、更加强大的陆权所毁灭。宋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现象将在东西方历史中反复发生）。
宋代的造船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代制造的海船（以福船为代表），船体高大，结构坚固，头小底尖，并具备水密隔舱（中国首创的先进造船技术，使船只具备优良的抗沉性），极利破浪前进，适合远洋航行；同时，北宋时期发明了指南针，并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辨别方位，同时结合传统的星象导航，使得海船的远洋航行能力大为提高，开辟了人类航海历史的新纪元。
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朱彧所著之《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宋代首创的先进的仪器导航方法，是人类航海技术的重大革命。希提认为是阿拉伯人率先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事业，但是中国的穆斯林学者马坚在翻译《阿拉伯通史》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希提的错误所在。
宋代时期，阿拉伯商人已经放弃他们传统的承载能力不高的三角帆船，改乘中国的海船进行东西方贸易。广州依然是中国的港口贸易中心，泉州也逐渐体现出未来大港的潜力。到了元代，阿拉伯人由于政治衰落而逐渐退出印度洋的远航活动，那时在印度洋能见到的海船几乎都是中国的四桅大帆船。
阿拉伯人在旅途中观察到了中国先进的仪器导航技术，1180年，阿拉伯人把指南针传到欧洲。欧洲人了解了这些技术之后，对这些技术加以改良，开始了自我升级的过程。
阿拉伯是在中亚地区与唐朝爆发战争之后获取造纸术（公元751年），不久之后欧洲通过拜占庭的贸易获取成品纸张，数量不多而且昂贵，加上没有合适的印刷术作为配合，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十一世纪造纸术传入欧洲，主要通过摩洛哥传入伊比利亚半岛再传入法国，又或者通过西西里传入意大利，并传入欧洲腹地（这也与伊比利亚和西西里在阿拉伯文明反哺欧洲的特殊地位相吻合）。这是欧洲文明史和科技史上的大事，意义堪比当今网络技术在全世界的普及。从中国发明造纸术，再到其登陆欧洲，整个过程花费了大概一千年时间。
有了纸张，印刷术成为了可能。
早在隋唐时期，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就开始发展起来了。隋唐文教昌盛，国力发达，整个社会对于儒家经典和佛教经卷的需求量都非常庞大，仅仅依赖抄写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急需一种大规模生产书籍的技术，雕版印刷术应运而生。
在阿拉伯人获取造纸术的历史时期，从日本到中亚，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如此伟大的发明却直到十三世纪末才传入欧洲，造成如此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媒介阿拉伯人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
我们知道，印刷术最早都是用来印刷经典，在文明的早期根本没有其他书籍值得用昂贵的纸张和雕版来进行大量复制。在东方，印刷的首选对象是儒家经典和佛经，在西方当然是《圣经》，而在阿拉伯世界，印刷的对象只能是《古兰经》。但是阿拉伯人却因为一些具体原因，不能使用印刷术来印制《古兰经》，导致印刷术一直在伊斯兰世界中无法得到大规模的推广。有一种说法认为历代哈里发和苏丹认为，古兰经只能抄写，而不能印刷。伊斯兰世界对待印刷术的态度直到十九世纪才得以改善，基本暗合了他们在近代的失落。
这时候东西方印刷术的发展出现了分野。从隋代的雕版，再到北宋毕昇的活字印刷，中间间隔了大约四百年；而且中国虽然活字印刷出现得很早，但是历来偏重雕版，而欧洲在获取雕版技术之后，很快就进化为金属活字印刷。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西方于文字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是方块字，如果采取活字印刷，必须准备五位数的活字，而且常用字还得加倍，铸造如此众多的活字，投资成本是相当巨大的（尤其是金属活字）；西方则是字母文字，即使加上大小写，也无非五六十个字母，极其适合采取活字印刷。其实这个问题在计算机时代也曾经困扰中国人，汉字一度被认为不适合计算机时代，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问题早已经是烟消云散，但是长期借助拼音化的打字方案，已经使很多国人提笔忘字。
德国人古腾堡在1455年出版金属活字印刷版《圣经》，标志金属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出现。这个对后世影响非常作用巨大的发明一直让欧洲人津津乐道，认为起码是欧洲独立发展出来的高端技术，力图撇清活字印刷术的东方根源，甚至质疑中国作为活字印刷技术发明者的地位。但是这种做法，无非出于狭隘的西方中心论，并非真正科学的历史态度。欧洲人作出的独有贡献，在于使用附着能力更强的油墨代替了东方的水墨。
优良的种子一旦播散在合适的土壤，就会茁壮生长，引发爆炸性的效果。古腾堡的发明正好位于文艺复兴的活跃期，随着艺术、科技尤其是宗教的急剧发展，对于印刷品的需求迅速增加，活字印刷术技术生逢其时，在十五世纪得到迅速传播，文明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
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反对出售赎罪券，触怒教皇。1520年路德被定为异端，教皇下诏焚毁其著作并开除教籍。马丁·路德同样焚毁教皇诏书，主张教廷没有圣经的解释权，鼓励人民自行阅读《圣经》。如果没有廉价纸张以及印刷术的普及，人民根本没有能力购买圣经，路德的主张是行不通的。而路德能够如此主张，说明廉价印刷品在当时已经大行其道。
印刷术的普及，是欧洲文明历史划时代的重大事件。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的大量出版和发行，打破了宗教人士在知识方面的垄断地位，各种新型印刷品如报纸、杂志、传单、地图等不断问世，加速了科教事业的发展，增强了政治宣传的效果，极大地促进了宗教改革，为文艺复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火药和火器都是中国率先发明的。鲁迅曾谓中国人发明火药只为烟花喜庆，但是这种说法是在国人最没有自信的时候出现的。古代的化学知识大部分起源于炼丹术和炼金术。虽然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此两者没有科学依据，但是东方的炼丹术依然被视作愚昧，而西方的炼金术却被视作实验科学的起源。
火药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带氧化剂的燃烧物，所以能在密闭空间内不依赖空气中的氧气而发生快速、剧烈的化学反应。后来人们通过火药的颗粒化以及空心化极大地提高了火药的性能。
火药源于炼丹术，这点从火药的中文名字就可以看出，它首先是一种“药”。早期的炼丹家发现，将几种材料组合在一起，通过加热就会发生剧烈的燃烧，这个过程相当猛烈，以至于他们的炼丹设备和建筑经常被焚毁。
孙思邈一度被认为是火药的发明者（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见郭正谊：《孙思邈不是火药的发明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05期），第一个明确的火药配方出现在北宋时期。公元1023年北宋政府在开封设置火药作坊制造火药，并在公元1044年北宋庆历四年刊行的兵书《武经总要》中，正式记载了“火球火药方”、“蒺藜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三个配方，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
在早期的战场，火药多作为一种剧烈的燃烧物或者爆炸物来使用，而不是作为弹丸的推进动力。典型的应用包括通过管形装置喷射火药燃烧（当时的火药含硝量低，杂质含量较大，所以反应不够剧烈，燃速较慢，无法形成真正的爆炸）产生的火焰进行攻击（如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即公元1132年的陈规火枪，类似喷火器），以及将火药作为弹药利用投石机、弓弩进行投掷。
以上两者“火器”并非利用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压力推动弹丸杀伤敌人，无法被视作真正的管形发射型火器，所以应该被定义为燃烧性火器或者爆炸性火器。但是在南宋开庆元年即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军民研制了一种“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筒内安放火药及子窠，通过筒内火药燃烧后产生的气体压力将子窠射出以击杀敌人。此种设计已经基本符合火器的定义，应该属于有记录的最早的管形火器（也有学者认为陈规火枪为最早的管形火器，吾不取）。
管形火器由于枪管对弹头具有约束力，从而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管内弹道，同时大大增加了管外弹道的稳定性，从而使射击的准确性和距离大为提高。近代枪炮就是从最初的管形火器逐步发展而来。管形火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器的真正诞生。
宋、元时期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对峙时期，各地征战频繁，大争斗的格局客观上推动了火器发展。竹木筒管形火器的发射筒由于受到材料限制，耐热和散热性能不持久，基本上是一次性使用的，类似于现在的一次性火箭发射筒，用完即扔。在中国领先世界的金属冶炼、加工技术的配合下，竹木筒逐渐被物理性能更加优越的金属筒所取代（但是根据记录，竹木火炮在明清时期依然制造和使用，取其成本低廉，随处可造而已），出现了用铜或铁铸成的枪炮，统称“火铳”。
在过去很长时间，世界公认的最早的抛射性金属管型火器实物是现在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元代至顺三年（1332）造的铜火铳。该铳重6.94公斤，长35.4厘米，口径10.5厘米，尾底口径7.7厘米，1935年发现于北京市房山云居寺。铳身上镌有铭文：“至顺三年二月十四日，绥边讨寇军，第三百号马山。”马山系制铳的工匠名字。此铜铳铳头稍大呈碗型，用以安放石弹，铳身装火药，铳尾有火眼，用以点发。此铜铳长期被视作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并有明确纪年的火铳，并出现在无数中西方资料文献中。
但是根据2004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宣布的一个鉴定结果，一件内蒙古蒙元文化博物馆收藏的“元大德二年”铜火铳被确认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该铳为铜质，铸造而成，铜色紫，表面略有绿锈。铳体坚固，重6210克，全长34.7厘米，保存完好。铳身竖刻有两行蒙文八思巴字铭文，为元代官方文字，翻译为汉语则为“大德二年于迭额列点数整八十”。经专家初步认定，此铳制造时间为“元大德二年”即公元1298年，比元至顺三年铜火铳早了34年，并将火炮的发明时间由十四世纪早期推进到十三世纪晚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但是在中华民族国力最为虚弱的年代，连此种确凿无疑的历史都几乎被抹杀了。西方一度认定，火药是罗杰·培根（1214—1292）最先发明的，也就是所谓1248年罗杰·培根在《De Secretis Operibus Artis et Naturae》一书中的“火药”记载。但是书中所载的配方宛如天书，后世如不加以牵强附会，根本难以理解这是火药。即使那个记录的确是火药配方，对照中国历史，那也是非常后来的事情，绝非首创。
鉴于培根对阿拉伯世界科技发展的了解程度，可以认为，即使培根的火药配方是存在的，它也应该来自阿拉伯世界。那么阿拉伯世界的火药记录来自何方呢？可能来自当时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商人，也可能来自西征的蒙古军队。当然欧洲也有可能直接接触到火药，如1240年蒙古就在匈牙利战场使用了火器（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替穆罕默德二世铸造火炮的工匠来自匈牙利）。而蒙古的火药以及火器，则毫无疑问来自中国。
一般认为蒙古帝国以骑射称霸天下，殊不知他们在西征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使用当时极为先进的火器，以及鼠疫等生化武器。这就好比后来入关的满清，自我标榜骑射为满人根本，但是他们进军中原攻城略地依靠的却是重型火器，也就是红衣大炮。
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阿拉伯人把从蒙古人获取的火箭和突火枪技术发展为两种“马达发”（阿拉伯语意为“火器”）火器，并将之用于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由此，火药由阿拉伯国家正式传入欧洲核心地区。欧洲人知道火药之后，利用火药爆炸产生的能量抛射重物杀伤敌人的武器的出现，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接受了东方的启发，西方也开始了这个过程。
西方对火炮最早而无争议的记载出现在公元1326年。瓦尔特·德·米拉梅特（Walter de Millimete）为英国爱德华王子（即未来的英王爱德华三世，据说后来他奔赴欧洲战场的时候，所使用的武器除了著名的英格兰长弓之外，还带着几门小炮）所撰写的加冕辞《论国王的智慧和精明》。该书中有两张，描绘的是一种花瓶状的大炮，炮口插着一支巨型的箭状炮弹。当然这种看似威猛实则华而不实的箭弹，立即被球形石弹所替代，花瓶状的炮身也被筒状炮身所取代。
其实一开始欧洲人也没有在火器设计和制造方面体现出什么过人的天赋。鉴于当时的欧洲人还不掌握生铁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他们没有办法整体铸造火炮，只好采取类似中国人做马桶的方式，用熟铁条拼接出一个圆筒，然后用铁箍固定。可以想象如此制造出来的炮管的坚固性是没有保障的，闭气性也不会高，不是动辄炸裂，就是浑身漏气。但是就是在这么简陋原始的基础上，欧洲火炮技术还是慢慢发展起来了。
中国发明的火药与火器传入欧洲后，不仅对欧洲战争方式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欧洲近代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起以至人类文明的进步，都起着重大作用，但是也给第三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长久的历史创伤。恩格斯评论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欧洲，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
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这是一场漫长而狗血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百年战争早期英国利用自己独有的恐怖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英格兰长弓”几乎战无不胜，传统的昂贵的身披重甲、手持长枪的法国封建骑士在低贱的操作长弓的农民雇佣兵面前不但荣誉扫地，而且性命难保（传统的战争方式是骑士之间进行决斗并谋求生擒对方而获取高额赎金，所以骑士的阵亡率非常低）。法国在战争中创巨痛深，以至于后期的百年战争演化为法兰西的民族解放战争。为了扭转不利的局面，法国除了雇佣热那亚弩兵之外，还开始发展大炮。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1450年至1453年间将英国军队赶出诺曼底和吉埃纳的法国军队动用了重炮，守军不投降就向城堡的城墙逐一轰击。在短短几小时内，以前牢不可破的要塞就纷纷倒塌。”（麦尼尔：《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P90），百年战争结束了。然后法国的大炮又在意大利北部发挥了强大的攻坚作用，由此带动了意大利城邦在建设城防工事方面的投资。我们不久之后就会看到，欧洲的要塞攻防经验很快随着传教士带到中国，但是结局是悲剧性的。
但是最终百年战争出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法国得到了统一，进而演化为欧洲的强国。英国虽然放弃了绝大多数位于欧洲半岛的土地，但是轻装上阵的英国却走向海洋，成就了更为伟大的辉煌。
早期的大炮由于金属冶炼和加工工艺不过关，为了确保威力不得不表现为重炮，重量动辄就达千斤，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运输工具，由于必须固定在地面进行发射，很难保证这些重炮及时赶赴战场，并对千变万化的阵地实施炮击（相对轻便的能够跟随步兵进行机动的野战炮，出现得比较晚）。所以，最适合大炮发挥威力的场合，一般是在要塞攻坚或者城市防御等阵地相对固定的场合。所以在下一个世纪也就是十六世纪，轻型火器的优势在战场胜出，西班牙步兵团得以称雄。
不过在十五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就发现一旦将当时的大炮安放在适应远洋航行的结构坚固的船只上，陆地上一时之间难以克服的大炮机动性太低的难题就得到了解决，而火力却丝毫没有降低。而且一般来说，舰炮的威力一直强于陆炮，因为舰炮可以设计得更复杂、更巨大，这是水路运输的优越性所决定的。
从此，远程炮击海战代替了地中海类型的近距离接舷战，历史已经决定性地将绣球抛给了大西洋势力。
现在我们都知道，欧洲比其他地区的人们更加幸运，在无数历史机遇的集中作用下，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革命，人类成了新人。东西方之间的差距被扭转，均势被打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历久弥新，无数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个人认为当时的欧洲人肯定不晓得历史的进程，他们还是懵懵懂懂地向前行进，但是当代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历史工具，已经初步知道了答案。
中国在宋代时期，无论实用科技（以四大发明为代表），还是社会管理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尤其是前者，实用科技通过陆地上的蒙古人以及海上的阿拉伯人向全世界传播。
阿拉伯人此时已经度过了巅峰期，在文明中消磨了锐气，在十字军的征服以及萨拉丁们的反征服中，叙利亚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丧失了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在这一波科技革命的过程中无所作为。但是随着东方文明通过东南欧以及伊比利亚传入欧洲，文明的种子遇到了合适的土壤，终于开花结果了。
欧洲的地理环境对于大西洋人来说，陆地环境确实是太封闭了，尤其是在交通工具极其原始落后的古代，再加上人为的政治阻隔。如此一看，欧洲人要走向世界，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茫茫大西洋。大海虽然凶险万分，但是陆地上强悍的异教徒显然更加令人绝望。
总结性地说，在中世纪的中晚期，东方文明照亮了欧洲中世纪的阴暗天空，他们接受了来自东方的科技文明成果，暗暗积蓄了力量，已经做好了厚积薄发的准备。
遗憾的是，一千年前的科技革命起源于中国，但是最终并没有在中国爆发。解释个中缘由并非本书之主旨，但是在接下去的章节中，这是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在一个疆域庞大、人口众多而且外部环境复杂的帝国中酝酿革命，是对人类的组织能力的巨大挑战。欧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民族国家。中国并非民族国家，所以不得不以国家的苦难和文明的坚守，卧薪尝胆渡过小国当道的压迫，并借助全新的组织方式，重归广土众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