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崇麦金德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地缘政治学家，这不仅仅在于他将历史和地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麦金德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放弃了欧洲中心论（确实，就人类的长期历史而言，把广袤的大陆心脏地带看做世界中心，比把自己的国家——包括中国或者欧洲——看做世界中心更加合理），而代之以全球战略的视角，从而使其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了恒定的价值。
文中的“麦金德理论”，体现为麦金德分别在1904年、1919年以及1943年三次发表的文章或著作。1904年观点确立了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的理论框架；1919年观点延续了1904年观点，认为必须沿欧洲地峡（波罗的海到黑海）建立缓冲区阻止德俄接近，不能允许德国控制东欧或者俄国进入东欧，德俄结盟或者互相征服没有区别；1943年观点断言，苏联在战后必将成为控制心脏地带天然堡垒的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大陆强权，鼓吹美英法等民主国家组建“大西洋联盟”（这几乎就是北约的前身）以平衡这一强权。
文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指的是地理现实和交通科技与1900年相比尚未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历史时期。就地理现实而言，现在跟1900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青藏高原依然是那么高，西伯利亚还是那么冷。交通科技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亚欧大陆东部平原地区的人类，已经可以大规模进入青藏高原，但是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人为的政治屏蔽以及所属国缺乏基建投资，人类依然无法有效进入西伯利亚。这使得麦金德的战略思想时至今日依然保留着很高的价值。
当然，质疑麦金德的人就跟拥护麦金德的人一样多，甚至更多。有人认为麦金德歇斯底里的反俄意识是基于十九世纪英俄争霸的历史思维惯性，随后的一战、二战的历史过程与麦金德的预判相距甚远，而且其对心脏地带战争潜力的描述，过于夸张而显得别有用心。这几点是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最令人诟病的地方（对此批判最为有力的学者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实际上冷战的爆发才为麦金德重新赢得声誉。
但是我的看法与此不同。麦金德不仅仅是一位纯粹的地缘政治学者，同时还是一位入世的政治家。他阐述地缘政治学说的目的是为英帝国利益服务，而不是预言未来。理论的作用是指导实践，反过来说如果麦金德的理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自己的国家却失败了，那所谓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
大多数人都将美国的全球战略视作英国的继承和放大，这的确是不错的。但在所谓的“英美交接”过程中，英国的战略是否出现了变革呢（如果不是革命的话）？可以肯定地是，英国从来没有怀着对美国实力的不安，就本着同文同种的理由将帝国拱手相让。
美国是一个新生的拥有强大制造能力的大国，具有岛国特性。它和英国一样，致力于削弱欧洲。它和英国一样，缺乏在亚欧大陆进行大规模地面战争的能力。它和英国一样，在寻找大陆代理人的时候一眼相中了俄国人。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它已经下定决心要取代欧洲。英国人取卵不杀鸡，美国人则是杀鸡取卵。
斯皮克曼是一位真正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他非常清楚，海陆直接对抗的地缘政治模式绝非历史常态，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人只有跟俄国人合作，才能维持世界均势。实际上在二战中，罗斯福与斯大林的通力合作已经成功解决了欧洲以及东方的日本。这种模式的现实主义合作是边缘地带国家的经典噩梦。
其实可以用麦金德的一句话来概况斯皮克曼的思想：“美国最近已经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西洋才是东西方之间将来的真正分界线。”。这句话是《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观点）一文的精华所在，它回答了很多问题。
首先，其他学者所谓的麦金德的理论缺失（指地缘对抗模式的单一性），并非因其在麦金德的观察范围之外，他避重就轻的原因只能说是另有隐情。
其次，麦金德已经意识到美国有可能取代英国在欧洲均势中的地位，他有强烈的意愿采取积极的手段阻止这一场景的自动实现。由于英国除了诅咒之外对美国几乎无计可施（美国事实上绑架了加拿大），所以只能更多地以大陆为目标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三十九年之后，麦金德鉴于英国地位的清醒认识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此时麦金德把英国划入“大西洋联盟”），因为不久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分界线将从大西洋推进到柏林。
所以英国人对这个戏码门儿清，因为“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本来就是英国人玩剩下的把戏而已。本人承认，斯皮克曼修正性的地缘政治观点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这种真相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来说，已经过于玄幻了。
随着美国的崛起和英国实力的下滑，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边缘地带国家，而非特立独行于欧洲大陆而操纵之的伟大岛国。曾经的“海上人”正在慢慢失去与俄国联手宰制世界的资格，而赖以自称对欧洲无欲无求的庞大的殖民体系，不但违背历史潮流（威尔逊和列宁提出了几乎同样的口号），而且成为新生列强垂涎、瓜分的对象。在这个尴尬的历史时期，曾经光荣孤立的岛国“英国”反而陷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变相的“海陆夹击”的困境。
近代以来，有一个经典地缘政治模型：边缘地带的挑战者受到海陆夹击，无一例外统统失败。此模型异常威武，历史上诸多挑战国家皆受挫于此尚无例外，如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纳粹德国以及日本（与英国相比，日本在大陆上的羁绊更深更明显），甚至英国的衰落亦是如此（在三千海里的大西洋面前，三十海里的英吉利海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回顾这些历史，海权国家充满自信，陆权国家精神振奋，而边缘地带国家则颇为沮丧。中国近代以来，便一直面临海陆夹击的双重困境，李鸿章、左宗棠海防塞防的廷争之烈可见一斑，而二十世纪的欧洲就好似十九世纪以降的中国。
英国人最清楚，如果欧洲不能保持其世界中心的地位，那么英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也将随之丧失。随着新世界的崛起，欧洲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这或许是麦金德悲壮地放弃欧洲中心论的真实原因）。德国的两次挑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洲的挣扎。德国的悲剧不仅在于单枪匹马为欧洲的陨落殉了葬，而且背负了欧洲的原罪（纳粹观点搁在十九世纪的欧洲根本不算什么）。
这个模型有没有办法破解呢？答案是肯定的。麦金德给出的第一个对策，就是阻止海陆双方进行合作，体现为1919年观点；第二个办法略显消极但历史证明更加有效，就是让海陆双方直接对抗互相削弱，这就是冷战，也是麦金德在1943年积极鼓吹的观点。
而那个时候的丘吉尔，还幻想在地中海方向开辟第二战线（这与麦金德1919年观点不谋而合，当然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英国人并没有太多选择），螳臂当车似的试图阻止苏联红军进入东欧。难以想象，伟人丘吉尔为了这个目标像祥林嫂一样对任何可以遇到的人喋喋不休，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听。可想而知在罗斯福、马歇尔等大人物面前，丘吉尔除了一大通或轻或重的嘲弄之外，什么也没得到。
为挽回二战失败于万一，丘吉尔在访美期间，即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发表了铁幕演说。丘吉尔忽悠一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意识形态说教，鼓励美国在对俄问题上态度坚决，勇敢向前冲。对于战后四肢发达头脑却出现简单化趋势，且对意识形态具有宗教性格的美国人来说，这个演讲是打鸡血的。看看不久之后的“杜鲁门主义”就知道美国当时有多冲了。
美国人自己也不甘落后。在丘吉尔之前，也就是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凯南按耐不住传教士混杂十字军的激情，在莫斯科给美国国务院拍了一个以字数多而著称的电报（以至于凯南在正文中不得不因其过长的行文对电报设备造成的负担而道歉），这就是著名的“长电”。
后世给予这个长电太多的地缘政治解读，实际上这个电报根本无涉地缘政治，而完全是由近乎神学的意识形态观点主导的。凯南事后否认自己曾经接受过麦金德理论的启发，但是很多观察家却习惯性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此后以“长电”为标志的遏制政策，驱赶着美国走上莫名其妙的战场，承担无法承担的责任。美国疯狂的行为艺术和帝国陨落方式，不得不让人想起还在历史记忆中的西班牙帝国。几十年后，凯南忏悔，但为时已晚。
一位东方的伟人亦深知此点。红色中国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就像一个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徒，我认为中国藉此掩饰了赤裸裸的国家利益（不疯魔，不成活嘛）。中国的确勒紧了裤腰带，但是越南非常自豪地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同时中国也是一个超级麻烦制造者，每当美苏试图战略缓和的时候，中国都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拼命搅和，在美苏之间打入了深深的楔子（中国的意图在毛泽东笑称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表现得简直有些过于直接）。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在炮击金门、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中美关系正常化、阿富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重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基辛格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继承了欧洲十九世纪均势传统的大师，也是美国少数能够读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天才政客。很多研究冷战史的学者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基辛格涉及越南战争的文字作品甚少提及中国（如果不是绝口不提的话）。实际上这是因为美国创巨痛深而欲盖弥彰。
难以想象越战对美国造成的伤害有多深，五万多名美国青年的性命只是其中的小小一环。之后美国遇到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危机都可以在越战找到根源。二十一世纪的人们津津乐道于东西方权力的转移，但这绝非历史的偶然或者必然。在不远的将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究竟是谁扭转了乾坤？
冷战结束了。俄国已经衰弱，看不到重新崛起的希望。俄国正面临一个致命的去工业化的过程，庞大疆域不再是其荣耀所在，而成为俄国无法动弹的巨大包袱（因为其完整性越来越依赖于邻国的友善）。俄国的南方不再是单纯的农业或者游牧文明，而是被工业文明武装（或者扶持）起来的国家和民族。过去相对落后欧洲却在东方称雄的俄国，现在已经无力对周边国家施加强大的地缘政治压力。换句话说，陆权国家正在逐步丧失与海权国家战略互动的能力（如果不是已经丧失的话），近代的经典地缘政治模型已经被打破。俄国正在大踏步地走上蒙古人的道路，它是最后的蒙古人。
美国依然是美国，它的绝对实力或许并无下降，但是相对实力已经严重下滑，与二战结束之后或者冷战巅峰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冷战之后的最大特点，不是美国一家独大（其为时太短已经变得毫无意义），而是亚欧大陆边缘地带国家或地区的勃兴（欧洲在扩张，中国在复兴）。可惜的是，在印度洋地区尚未出现与此地战略地位相匹配的地区性大国，以至美国依然在北印度洋地区为所欲为。急需有另一股力量平衡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存在，环印度洋地区的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普京有一句名言：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世人一直将之解读为普京个人的苏联帝国情结，以及试图恢复俄国霸权的雄心壮志。但是我认为这一灾难同样也是美国的灾难，而普京试图提醒美国人不要继续削弱俄国以免殃及自身。
总结性地说，美国和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可能出现美国繁荣而俄国衰弱的长久局面，反之亦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反俄就是反美，反美就是反俄。美国通过冷战埋葬了苏联，也埋葬了自己。
行文至此，本文认为麦金德并不存在所谓的“理论缺失”。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理论修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麦金德是英国人而斯皮克曼是美国人，因为地缘政治观点不可能不附加作者强烈的感情。很多学者都在探讨麦金德三次理论修正如何如何，但是我认为麦金德的战略理论框架始终如一没有变化，只是鉴于英国国际地位的下滑，屡次战术性地改变应对之策而已。
麦金德理论的失败，体现为英国的失败；而冷战证明了麦金德理论的成功，这是否可以解释为边缘地带国家（包括英国，也包括中国）的成功呢？我想，这是确实的。
斯皮克曼阐述“边缘地带学说”的意图是压制边缘地带，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才是真正为边缘地带撰写的地缘政治观点。
（题外篇）
正文开头提及的地理现实和交通科技，是地缘政治的两个重大变量；这两个变量出现革命性变化的概率，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多的。但是假若一旦出现，地缘政治的变化必将是重大的。
随着俄国对南部边境之外的地区丧失控制力，穿越中亚地区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轨道交通将可能控制在外部大国手中。
同时，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北冰洋可能出现永久航道，届时最有活力的“海上人”将可能通过几条汇入北冰洋的大河进入西伯利亚的腹地。
这意味着，进可攻退可守的“心脏地带”第一次面临丧失其单向透明特性的危险。一旦岁月流逝，此说成真，现有的地缘政治学说将统统作废，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的建立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