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的苏联解体，“苏联解体”一词在俄罗斯主要指多民族国家苏联不复存在，在我国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除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外，主要用以表达苏共退出舞台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终结。有一系列复杂原因，其中有某种历史必然性，戈尔巴乔夫个人也难辞其咎。在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中，一种观点强调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另一种观点把改革引起的社会巨变视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这些看法都有片面性。相比之下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意见比较全面。参见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第3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具体而言，苏联原有的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必须改革，这是由客观的历史原因决定的，但是改革演变为社会灾难，主要责任在戈尔巴乔夫本人。正是他为改革确定的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和民主化公开性方针，使得改革引起的社会变化失去控制。这是酿成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和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方针政策构成了苏联剧变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它们缠绕纠结，共同作用，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本文无意于对问题做全面分析，只是从一个角度，哲学的角度，对这场巨变的主观因素即戈尔巴乔夫的有关思想加以分析。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上述目标与方针，与苏联哲学，并且主要通过苏联哲学与俄罗斯历史传统及文化的关系，紧密相关。戈尔巴乔夫改革只有在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考察苏联哲学的作用，是深刻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关键。
一
人所共知，直接搞垮苏联并迫使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是叶利钦。叶利钦高调退出苏共，推动多党制，镇压“八一九”事件，签订《别洛韦日协议》直至“炮打白宫”，最终彻底终结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然而为什么叶利钦能够拥有这种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能力？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针政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4月召开中央全会，提出加速苏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针。1986年2月苏共27大召开，正式打出改革的旗帜。1987年1月苏共召开“一月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改革的基本方针得到确定，这就是民主化、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上说：“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1］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是完善选举与监督制度，为此，必须实行公开性原则。公开性即主张“在苏联社会不应当有不能批评的禁区”，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与党的干部政策》，第32页。推行公开性方针三年后，1990年6月苏联通过法律正式取消出版物的政治审查。放开对新闻舆论的集中控制。民主化、公开性方针一问世，很快掀起一场以揭露阴暗面为特征的历史反思运动。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抓住机会发动宣传攻势；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而言，正面宣传早已耳熟能详，倒是关于社会主义苏联七十年历史中阴暗面的种种传闻具有刺激性、新鲜感，相关出版物因而分外畅销。一时间，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乃至学术会议、课堂、教研室活动，无不为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所充斥。
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宣传运动，直接后果是社会主义苏联威信扫地。一项具有权威性的社会调查指出：1990年，32％的苏联人认为苏联应以美国为榜样，同样有32％的人主张以日本为榜样，此外还分别有17％和11％的人认为苏联的榜样应该是德国和瑞典（有4％的人主张以中国为榜样进行改革）。见1995年10月13日《消息报》。这天《消息报》披露的材料还表明，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民主派西化实践的失败，到1992年，只有13％的俄罗斯人崇拜美国模式，12％崇拜日本模式，7％崇拜德国模式。1995年末，认为西方模式适合于俄罗斯的人总共不到25％。198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也即苏联的国庆节，莫斯科的群众游行队伍中出现这样的口号：“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制度！”、“取消宪法第6条！”该条款规定只能由苏共一党专政。1990年被取消。、“十月政变指十月革命。——俄罗斯的灾难！”、“伟大的十月成了伟大的欺骗！”、“永恒的光荣属于最早的改革者——1921年喀琅斯塔得的水兵们！”这些水兵于1921年初发动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以上材料引自A.Авторнанов，ЛенинвсудьбеРоссии.1990.С.468—469.1990年，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所属的“自由论坛”俱乐部与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举行题为“马克思主义死亡了吗？”的讨论会，一位发言者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这样一段话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苏联的处境：“审判还没有开始，指控还没有提出，眼下，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不再成为时髦。谈论和引证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愚蠢的做法。马克思主义被沉默之墙包围，经典的斯大林风格的社会舆论正在一步一步地准备批准对自己昔日的偶像的摧残……”［2］19民主化、公开性方针引起了苏联社会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启动了一条一旦启动任何人都无法改变、阻止的逻辑链条。社会主义和苏共威信扫地，人心思变，戈尔巴乔夫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反共旗手叶利钦上台不可避免。苏联解体，是链条最后一环。
本文重复人所共知的上述事实，旨在强调苏联改革的灾难性后果与戈尔巴乔夫提出民主化、公开性方针有关。但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要提出这样的方针？原因是他的思想深处有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
这种人道主义思想在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论述中都有突出表现。他在1989年这样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使得马克思、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最主要的东西不复存在了，这就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取代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思想的，是把人作为党和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的思想，是把劳动人民作为这一机器的‘传送带’的思想。”［3］他还在1988年说：“我们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在实际上成为‘一切事物的尺度’。社会的一切发展，从经济到精神意识形态，目的都在于满足人的需要，都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谈到作为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我国社会的崭新状况时，我们所指的正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民主的、人道的面貌。”［4］基于这样的思想，他提出：“通过改革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活力，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在力量，克服物质财产、生产资料、政治生活、政权、文化等对人的异化。我认为，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它的中心是人。我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构想呢？答案就在上述构想本身之中，即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通过改造所有制关系和我国社会的政治结构，通过道德领域和全部精神生活的健康化。一句话，通过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См.Правда.1989.30.Октября.读到这些论述，人道主义热情扑面而来。然而这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通过“民主化、公开性”就能消除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使人道主义得到实现，纯属空想。不仅如此，一旦用这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指导实践，一方面将带来社会实践的失败，另一方面会在解决问题的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燃起人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社会混乱。在这里，他显得十分幼稚，连封建沙皇的政治智慧都没有。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出于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仰慕，曾邀请狄德罗访问俄国并虚心向他请教，不久她看出了狄德罗诱人的说教中包含的危险，对他说：“狄德罗先生，我非常高兴地聆听了体现您伟大思想的高见；不过，用您谈的这些大道理——我都非常理解，可以写一些好书，用来实践却会把事情搞坏。在您的改良计划中，您忘掉了我们两人地位的差别：您只是在纸上工作，纸是逆来顺受、千篇一律、柔软灵活的，既不妨碍您的思路，也不抗拒您的笔锋。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皇，要在一个怕痒疼、爱发火的人身上工作。”［5］（64）叶卡捷琳娜并不否认狄德罗的思想是有价值的，只是说如果把它们用于实践，会把事情搞坏，因为有价值的思想能否用于实践要看客观条件，看具体国情。毛泽东曾经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6］相比毛泽东，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简直幼稚得无以复加。他不懂得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掌舵人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否则是要翻车的。在国家的经济没有重大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没有显著改善的情况下，无休止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不要说社会生活民主化无法实现，社会动荡甚至冲突不可避免。
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原因只有一个：他用以指导改革的思想是一种无视客观实际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如果再进一步探寻这种抽象人道主义思想的来源，我们会看到，主要是因为他受到了人道主义化的苏联哲学的深刻影响。
二
戈尔巴乔夫的抽象人道主义思想以及相应的民主化公开性方针，直接来源于哲学家И.Т.弗罗洛夫。
弗罗洛夫是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最重要的哲学家，改革期间被戈尔巴乔夫高度倚重。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86年弗罗洛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主编，1987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1989年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真理报》主编，1990年苏共28大上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8大的筹备会上曾被提名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的人选。1999年弗罗洛夫在中国杭州去世，2001年戈尔巴乔夫撰文纪念，称他为杰出的、真正的、有教养的、有原则的、勇敢的人。［7］（336）说到与弗罗洛夫的交往，戈尔巴乔夫称：“对我而言，弗罗洛夫最初的‘名片’是他从1968年起担任主编的《哲学问题》新出的刊物。我和夫人赖莎不仅是《哲学问题》多年的老订户，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对该刊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因为赖莎是讲授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的高校教师，一直在关注莫斯科和国外的学术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