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己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弗罗洛夫曾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完全印证了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他说：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以他为首的苏联哲学家通过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得出必须立即实行人道主义的结论。他带着这样的思想走到了改革的开始阶段。显然，改革的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后来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强调，他还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就一直关注《哲学问题》上的文章。弗罗洛夫说：“那时我是这个杂志的主编。他阅读了我的许多关于全球性问题以及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著作。他的夫人赖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可能在这里起了一定的作用……新的政治思维，优先考虑全人类的、全球性的价值和问题，也就是和平、裁军、环境、人口等问题，成为改革的根本性因素。最终而言就是必须优先考虑人和人的未来。这些思想改革以前就有了，不过遇到了阻力。因为，如我所说的，那时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占据首位的是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人类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的功劳，改革的功劳，在于把这些全球性的、全人类的问题提到了政治的层面上，承认普遍性文明的过程高于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8］弗罗洛夫称，不仅是一般的思想观念，戈尔巴乔夫改革中的许多具体做法都受到他的直接影响。例如他说，戈尔巴乔夫起初并不接受他关于新思维的思想。他曾经就此与戈尔巴乔夫通了多次电话，进行了很多争论，戈尔巴乔夫后来才使用了新思维这一提法，而且作为政治权威和自己的理由引用了列宁的话（列宁在第一个党纲的草案中，曾经说过反专制斗争的一般民主任务高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直到“1986年在《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中，戈尔巴乔夫才第一次说：‘时代要求新的思维’，而我，为自己以某种方式促进了戈尔巴乔夫这一思想的形成而感到骄傲”。［8］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设定的基本目标，弗罗洛夫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正是他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8］他还说，1987年4月他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之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戈尔巴乔夫起草代表党中央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里有许多新的提法，包括对我国历史的新理解。我努力在报告中从正面提到布哈林的名字（为此我还把Ct.科恩关于布哈林的书寄到克里米亚给戈尔巴乔夫，把书中的全部重点之处给他标出来），亲手从正面提到布哈林，还有赫鲁晓夫……以及苏共20大和‘解冻’的想法写给他。”这些事情泄露到社会上，人们得到相关信息。因为有了官方依据，公开性方针实行后出现的对社会阴暗面的批评很快成为一场历史反思运动。［8］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弗罗洛夫认为博罗兹科夫、利加乔夫、久加诺夫等俄共领导人对这场危机负有重要责任。他说：“戈尔巴乔夫几次问我：‘在你看来，我们面前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我总是回答：‘来自右派的危险。’我所指的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不说话，但是同意了。”［8］弗罗洛夫用来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的，总起来讲就是人道主义。关于自己对改革的理解，他说：“对我来讲，改革是经过多年的极权政治和对人的镇压之后的精神复兴，是人和人道主义的复兴。”［8］（513）弗罗洛夫不仅用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影响戈尔巴乔夫，而且利用一切途径制造社会影响。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后，弗罗洛夫一手组织了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的历史性会见，“这次会见对于官方与在普通俄罗斯人中享有很高威信的东正教教会的‘和解’起了重大作用：会见之后将近800座教堂立即被开放”。［8］1989年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教材《哲学导论》出版，目的是取代使用多年的正统教材《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关于这本教材，他说：“它将不是一本一般的教材，而是新人道主义哲学的教材，我们的教材。”［8］弗罗洛夫哲学思想影响之大从《哲学问题》的发行量也可看出：1982年为2万5千至2万7千册，1989年5万2千册，1990年达到8万5千4百册，而且出版之后很快销售一空。苏联官方电视台还首次开播“哲学谈话”节目，给了哲学家在广大民众面前讨论苏联社会和文化中的各种紧迫问题的机会。
弗罗洛夫的人道主义思想一方面直接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社会舆论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提供了思想准备。他对改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能对苏联改革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绝非偶然，因为人道主义化是斯大林去世后整个苏联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说是历史的必然。弗罗洛夫本人，则是得到公认的这一趋势的集中代表。
人道主义化趋势的出现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就苏联而言，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批判把对人和人的价值的尊重问题突出地摆在苏联人的面前，苏共22大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率先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苏联在1980年人均GDP达到4550美元，1975年前后全民普及了八年制教育，这些因素使苏联进入社会发展的敏感阶段，人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当然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为旗帜对苏联的宣传攻势，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苏联哲学的影响，也有力地促进了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的兴起。以上变化相互推动、相互激荡，苏联长期奉行的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渐渐遭到人们的怀疑、诟病甚至抛弃。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列克托尔斯基说：苏联坦克进入布拉格“不仅仅终结了‘布拉格之春’，而且终结了人们对于在苏联更新社会主义的希望。哲学运动的许多参加者对于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使他们受到鼓舞的、幼稚的唯科学主义产生失望，逐渐把独立的而不是由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派生出来的人类学问题摆在第一位。不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哲学家告别马克思主义，开始掌握西方哲学和俄罗斯传统哲学的、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思想，而在某些情况下，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存在主义人类学的解释”。［9］但是，弗罗洛夫之所以成为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之所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是他紧紧抓住了核战争以及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确客观存在，其危险确实超越了民族的、阶级的界限，具有全人类性，由于各种原因它们受到苏联广大民众的深切关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问世后六个月弗罗洛夫便在《哲学问题》编辑部组织研讨会，讨论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B.C.斯焦宾院士称弗罗洛夫天生具有领袖气质，“他率先开始谈论全球性问题以及使科学技术进步人道主义化的必要性，谈论对现代科学活动实行伦理学调控、必须积极研究人的问题并在研究中运用综合的跨学科的方法，等等问题。”［8］哲学家C.H.科尔萨科夫说：“弗罗洛夫成为苏联哲学的真正的领袖：作为学者，他自己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以其宽阔的视野与创新性为一大批研究者确立了方向，事实上勾画出了哲学在现时代应当研究的问题。”ФилософияРоссиивторойполовиныⅩⅩвека，Иван.ТимофеевичФролов.М.，РОССПЭН，2010.С.30.参见АкадемикИванТимофеевичФролов.М.，Наука.2001.С.101。他又说：弗罗洛夫强调“科学技术革命的现代生物学阶段为对人的遗传、生理、心理施加影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在异化社会里运用这些可能性，将不可避免地给保持人的心理稳定，保存整个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化，造成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弗罗洛夫的意见，确立并捍卫人道主义，克服个人在劳动中和社会中的异化，赋予社会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相适应的现代面貌，成为中心任务”。［8］弗罗洛夫呼吁实现“人、科学、人道主义的综合”，呼吁在一切活动中都要把人道主义放到第一位——“人道主义是一种人的优先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价值体系，它在今天成为哲学、科学和整个文化中的主要的核心观念”。［7］（561）正因为弗罗洛夫宣传的人道主义建立在对核战争和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生存的现实威胁的研究之上，他的思想在苏联很快引起共鸣，得到从学术界到普通民众的广泛接受。其中也包括戈尔巴乔夫夫妇。20世纪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之前，人的研究成为苏联哲学的核心问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到90年代初，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研究所，出版了学术刊物《人》。
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真正的、彻底的实现。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人道主义理论是有根本区别的：它突出强调各种客观条件对人的制约，强调人的异化、人道主义的丧失以及人的本质回归和人道主义实现，不取决于人的愿望，而是由各种客观条件主要是物质生产力决定的。无视客观条件对人道主义的实现途径及步骤的制约，是抽象人道主义的特点。弗罗洛夫所宣传的正是这样的抽象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