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报告，赫鲁晓夫痛骂斯大林，中苏分歧露端倪；召开八大，毛泽东器重人才，邓小平升任总书记。
出席苏共二十大
1956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十分醒目的位置报道：
中共中央委员会应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邀请，派遣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朱德为首的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即将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谭震林、王稼祥和候补中央委员刘晓。
灿烂的鲜花，热烈的拥抱。赫鲁晓夫迎来了55个国家的共产党派出的代表团。
朱德、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也来了。中国是个大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苏联中央更为重视中共中央的地位，赫鲁晓夫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最隆重的欢迎仪式。
然而，在二十大开幕之前，中共代表团已觉察出气氛的紧张。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朱德正在东欧访问，直接到了莫斯科。
2月6日，赫鲁晓夫会见朱德，开门见山就批评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使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低于1913年战前的旧俄水平。
斯大林是国际公认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苏联反法西斯伟大卫国战争的民族英雄。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一味歌功颂德，高喊“斯大林万岁”。为什么现在要突然否定斯大林呢？
这马上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警觉。
更为紧张的气氛还在后头。
2月14日，欧洲人的情人节。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年男女沉浸在幸福之中。莫斯科广场上，鲜花盛开。早春的寒意全被人们抛到脑后。
克里姆林宫里，苏共二十大正式开始。会议从14日至26日长达十多天。
赫鲁晓夫作苏共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莫斯卡托夫做苏共中央检査委员会报告，布尔加宁做“六五”计划报告。自然赫鲁晓夫的报告是政治性报告，地位最重要。他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通过议会多数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此外，他还贬低斯大林的功绩与历史作用。
关于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在第二国际时期，列宁早就批驳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血的教训业已证明，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苏联党的立场出现如此重大变化，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引起了争论。大家都感到有些不对头。但因为中共政权初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尚要依靠苏联的援助。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苏联的内部事务，不便妄加议论。
24日晚间，最为紧张的时刻到来。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列席会议。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破例。各国党感到苏共中央出了重大政策变化。
果然，当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他讲了整整一个通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骂他是“暴君”、“大独裁者”。
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章命运动的领袖，一夜之间成了“大独裁者”、“暴君”。国际共运因此炸开了锅。
秘密报告一读完，苏共中央便把报告文稿送到各个兄弟党住地。
各兄弟党议论纷纷，意见不少。东欧党，特别是那些在苏联红军刺刀下帮助建立的党感到前景不妙。他们的领袖全是斯大林扶持起来的。
中共中央代表团看了秘密报告后，同样议论开了。
代表团团长朱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红军将领，驰骋疆场，所向披靡。但在政治上却相当沉稳。
“秘密报告讲的是他们的事，我们到这里是来作客的。”朱德说。
谭震林也立场坚定：“我们不应该随便同意他们的意见，应有自已的态度。但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一定能影响他们。”邓小平历来敢做敢为，坚持自己的观点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后，朱德留在苏联继续访问。邓小平和翻译师哲一道乘飞机回国。
师哲是中国少有的“苏联通”，曾在苏联学习、工作过15年，精通俄语。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身边工作。举凡他们赴苏访问，大都由师哲领导翻译组工作。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也是如此。
在回国的飞机上，邓小平心潮起伏，一直在思考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师哲几次想同他谈谈想法，但见邓小平表情严肃，默不作声，也就不便讲下去。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就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欣赏邓小平的观点。不久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4月5日《人民日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文章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认为他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荣誉”，斯大林的错误只是认识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中共中央《人民日报》的文章，明确地表明不同于苏共中央的观点，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及关于议会斗争的问题上出现理论分歧。
中苏分歧，初露端倪。
八大召开，出任中共总书记
1956年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重大年头。春天，苏共二十大影响深远；秋天，中共召开八大，同样意义非凡。邓小平因为在国内外事务中显示出卓越的才能，受到毛主席的器重。
9月15日至27日，八大召开。邓小平是会议的主角之一。毛主席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对党的接班人问题，毛泽东为新老交替作了准备。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大新党章增加了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摆脱第一线的繁重工作，集中精力研究理论问题。毛泽东的设想，是想通过自己的实践，废除党中央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在党的八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总书记邓小平是最年轻的。毛推荐邓小平，也是有意为党的领导集体作好接班的准备。
八大的路线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国际国内战略性问题上的正确方针，以及全党的团结一致，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国际共运的问题上日益成熟。
可是，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却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混乱不堪。东欧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不得不动用武力镇压。
苏共中央内部也出现了强烈的不满。一个“倒赫”的密谋在酝酿之中。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敢于批评斯大林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预言。1957年他说，赫鲁晓夫有胆量，敢于去碰斯大林，这确实需要勇气。可他也能捅娄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不太好过。
果如其言。1957年6月18日，斯大林的战友，苏共中央的几位元老以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为首，向赫鲁晓夫发难。他们乘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赫派骨干不在首都之机，突然召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提出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莫洛托夫任第一书记，马林科夫任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暴跳如雷：“主席团无权撤销我的职务，我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第一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能撤销我！”
他获得了朱可夫元帅的支持。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骁将，不谙政治。他利用掌握的军权，调动军用飞机连夜突击，将中央委员从全国各地闪电般地接到首都，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6月22日，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全会召开。赫鲁晓夫获得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成了“反党集团”，被赶下了台。
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赫鲁晓夫在这场反政变中认识到朱可夫元帅的军权可慑，十分感谢他，可又非常害怕他，担心朱可夫拥兵自重。
时机终于到了！1957年10月，朱可夫元帅出访东欧国家，赫鲁晓夫借机让朱可夫元帅从国防部长职位上退下来。这名义上是中央的决定，等朱可夫回到莫斯科，却是大局已定。
克里姆林宫，中苏首脑谈论接班人；
毛泽东如数家珍，总书记榜上有名。
1954年5月，赫鲁晓夫率领苏联第一个最高级代表团访华时，曾邀请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一段有趣的谈话。
“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
“不，不能说是无私的，应当说是有私的。”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谈话，不象斯大林那样摆架子。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曾与斯大林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误会。
“援助中国，实际上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赫鲁晓夫继续说。
赫鲁晓夫此次来华，还做了几件漂亮的事，使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移交中长铁路、旅大港和新疆的几个合营公司。
赫鲁晓夫的作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1956年东欧发生波匈事件，毛泽东给予赫鲁晓夫极大的支持。赫鲁晓夫非常感激，希望毛泽东访问苏联。
毛泽东把出国看得非常慎重。他一生只有两次出国访问，都是苏联。他要寻准具有历史性的时机出访。
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大典前夕，苏共中央再次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
毛泽东欣然接受。1957年11月2日至21日，他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他要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兄弟党探讨国际共运的理论问题，同时感谢苏联对中国建设的援助。
党和国家许多重要领导人随同毛泽东出访，其中就有邓小平。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误会较多。他在莫斯科滞留70多天，但同斯大林交谈很少。两国革命的领袖，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些思想分歧。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在大大小小的场合，同赫鲁晓夫交谈甚密。他对赫鲁晓夫既有适当的支持，又有中肯的批评。
在60多国党的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席讲话：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嘛。”
毛泽东的话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赫鲁晓夫非常高兴。
此时，东欧国家已出现裂隙，南斯拉夫公开反对以苏联为首，波兰党也不赞成提“以苏为首”。毛泽东则支持建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他对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
赫鲁晓夫好大喜功，在十月革命庆典期间，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震惊世界，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苏联的科技成就：
“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
赫鲁晓夫开始在毛泽东面前贬低斯大林，说斯大林指挥南方前线如何失误，斯大林如何不听他的作战方案。其实，二战之中，赫鲁晓夫只是个中将，自吹比斯大林还高明。毛泽东不敢恭维，赶紧把话题引开。
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意见，认为他们拿了苏联的金子，还骂人。毛泽东中肯地批评他：
“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各个党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
“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赫鲁晓夫承认道。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还谈到了本党大事。
一次宴会上，一向幽默的毛泽东突然严肃地与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问题。
毛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了赫鲁晓夫一点不感到意外。因为他早已知道了毛的想法。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时，毛曾向他表露了这个心思。但他想知道谁是中共接班人。
赫鲁晓夫向毛泽东凑过来询问道：“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毛泽东对自己手下的骨干了如指掌，扳动着指头，对赫鲁晓夫如数家珍。
“第二个人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毛接着说。
赫鲁晓夫想到曾经见过他的那个小个子革命家，立刻对毛泽东点头说道：“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因为一年前，波匈事件突发时，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惊慌失措。是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亲赴莫斯科，给予了苏联有力的支持，赫鲁晓夫对邓小平当然印象深刻。
“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毛泽东扳着第三个指头，对赫鲁晓夫继续讲着。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边点头，一边想着苏共中央的接班人问题：“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原则性不够强，但他也是个好人。不过，大家还希望由我来掌管全局。”
说到这里，赫鲁晓夫似有些洋洋自得，情不自禁。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但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象对待我一样来对待他们，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毛泽东扳下了第四个手指头。
赫鲁晓夫喜欢做大的手势，表达他的想法。“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他晃动着右手肯定地答复了毛泽东。
中苏关系恶化，小个子挑大梁，桂帅亲赴莫斯科；独挡一面，厉斥赫鲁晓夫，锋芒初露显威风。
自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中苏两党分歧，日见扩大。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的争论不可避免。
1958年和1959年，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亲自来华，想劝毛泽东听从他们的指挥。于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了原则。
1960年夏天，苏共中央借口苏联专家无法继续工作，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那时正逢中国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此举使中国的农业生产雪上加霜，受到沉重打击。
7月16日，苏联政府撕毁了几百份对华援助合同，并宣布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且终止续派专家，赫鲁晓夫还命令苏联专家离华时带走全部图纸、资料和设计安排，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关键部件。
一夜之间，中国250多项大中型企业与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的状态。
明眼人知道，赫鲁晓夫要拿国家关系压中共让步。
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严重伤害。毛泽东要坚持原则，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捍卫马列主义的旗帜。
赫鲁晓夫挥舞着世界共产党领袖的教鞭，企图联合他党围攻中国党。
1960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席会议的苏共中央建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中共中央认为会议涉及整个国际共运，建议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中共中央的建议虽被苏共中央接受；但是，赫鲁晓夫还是怀恨在心，他在寻找机会。
6月底，中共中央派以彭真为首的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
赫鲁晓夫在会议前就搞突然袭击。苏联代表团向各兄弟党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攻击中共中央是教条主义，死守过时了的马列主义原则。布加勒斯特会议开了一个坏头，苏共拉帮结派，开始了围攻中国党的序幕。
彭真坚持原则，严肃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背着我们散发通知书，从而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攻击，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准则。这个历史责任你已经推卸不掉。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这么大的事马上决定不了，我还要请示中央。”
中共中央代表团留有余地，回国协商论战策略，后发制人。
舌战赫鲁晓夫
彭真率领代表团自罗马尼亚回国，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经与苏联党及其他兄弟党协商，决定在莫斯科先召开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为世界共产党会议起草会议文件，然后再开世界共产党会议。中共中央决定派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
这年，邓小平56岁，个小精悍，肩宽体壮，显得年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他精力充沛，颇受毛泽东主席的赞扬。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时，曾对赫鲁晓夫表示要退居二线，让邓小平等人上第一线接班。1959年，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时，毛泽东关于退居二线的想法有些变化，他提出权力集中问题，自己还要挂帅。但他仍然器重邓小平，毛泽东明确地说：“我要挂帅，总书记为副帅。”这就是要邓小平挑重担。
随着中苏论战的进展，邓小平真的挑起了重担。以前他总是副手，现在要亲自率团出征。毛泽东完全信任他。
钓鱼台里，灯火通明，尽管国宾馆外的大街，夜深人静。这里，正酝酿着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战略方针。
康生是中共中央的笔杆子。在延安时代，他搞抢救运动，诬蔑迫害了不少革命同志。在中苏大论战中，他又发挥了以笔代刀的作用，写出了不少文风犀利的文章，痛斥苏联修正主义。这次莫斯科会议，他是中共代表团成员。
“苏联总是以老子党自居，对其他兄弟党指手划脚，我们要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康生说。
邓小平显示出了策略性与原则性的结合。
“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性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他的一席话，为中共代表团定下了大会原则。
“图104”飞机，展开了银色的翅膀，飞向莫斯科。按照惯常的航线，飞机在伊尔库茨暂停加油。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别洛夫、苏共中联部部长安德罗波夫迎接中共中央客人的到来，并陪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
接待宛如从前：高规格，高标准，热情周到。
一次，中共代表团翻译李越然没有事先打招呼，直接驱车去了驻苏使馆。这可急坏了苏方警卫人员：“中共中央代表团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要用脑袋保证你们的安全。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也是高度负责的。
接待的礼遇崇高，并没有缓解斗争的程度。论战从宴会就开始了。
赫鲁晓夫为中共代表团和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地点在叶卡捷琳娜大厅。
叶卡捷琳娜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皇。恩格斯曾斥之为欧洲宫廷里最淫荡的权妇。然而正是这位风流女皇，为俄国开拓疆土、征服欧洲立下了赫赫功劳。苏联人就崇拜这样的历史人物，把他们的名字“刻入石头”，彼得大帝留名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在克里姆林宫芳名永驻。看来俄国人个人迷信是有历史原因的。
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并肩而行，走进叶卡捷琳娜大厅。摄影记者的镁光灯闪闪发亮，为两人留下了微笑的镜头。赫鲁晓夫总是一副带笑的面容，可此刻暗藏着不祥之兆。邓小平显得镇定自若，心里盘算着如何答对苏共中央总书记。
阿尔巴尼亚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小国，可是对苏联却成了一头难以驯服的雄狮。赫鲁晓夫一直耿耿于怀，总想出口恶气。
宴席上，邓小平与赫鲁晓夫坐在一起。两方论战就开始了。靶子是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企图指桑骂槐，影射中共。
“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这不仅仅是苏共与阿共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涨得脸色通红。他心里也是在骂中共。因为中国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压力下也不甘屈服，先后发表重磅文章，批评苏联反马列主义的行为。
邓小平性格直率，在“老子党”面前毫不示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们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
邓小平出语硬朗，一鸣惊人。赫鲁晓夫一时语塞，心里更火了。
“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前后不一致。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的态度是一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
邓小平看了看身旁的米高扬，又回眸看了看赫鲁晓夫。米高扬默不作声。邓小平接着说：
“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到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作法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
赫鲁晓夫自知理由不足。想到整个国际共运的事业，他不敢多说，又想以苏联内部问题抵挡一下，敷衍过去。
“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信的体会更深刻，受害也更深。”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它兄弟党。”
邓小平批评了苏共的作法，驳得赫鲁晓夫不敢就此问题再狡辩下去。
“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心怀旧恨，总爱找岔儿反驳邓小平。
邓小平想到高岗事件，不由得有些生气了。他回想起解放初期的中央及其对高岗的处理。
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就主持东北解放区的工作。解放后，他也主持东北的建设。这里是全国工业重镇，朝鲜战争的后方，中苏关系的桥梁。因此，高岗在党内的地位比较重要。然而，这位“东北王”自恃苏联的支持，野心大炽，权欲横流，企图在1953年向毛主席要权，挤掉刘少奇，取而代之。高岗企图拉邓小平共同发难，遭到拒绝。
邓小平对高岗的政治阴谋了如指掌，他后来还向外界披露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的，中南是林彪的，华东是饶漱石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态，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同志，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地位不适当。
因此，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粗暴干涉中共内部事劣的行为，颇感恼怒。
“这可是你说的话，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
赫鲁晓夫是农民出身的政治家，讲话仍然粗鲁，不计后果。“你们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请去好了，我把他送给你们。但高岗可是我们的朋友！”
他对莫洛托夫等人在1957年6月搞的那场未遂政变，依然怀恨在心，并借机发泄中共中央处理高岗事件的不满，干涉中国党的事务。
“荒唐！完全是无稽之谈！”
邓小平大声反驳，引来众人的目光。赫鲁晓夫脸色通红，肥胖的脸面似乎又大了一圈。
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见气氛有些紧张，赶忙过来，打圆场。他们举起杯子，向赫鲁晓夫敬酒，巧妙地阻止了上司的粗鲁。赫鲁晓夫也借机向邓小平碰杯，停止了争论。
轿车里展开争论，苏方试探刘少奇态度；
四川人不怕辣椒，中苏两党暫时妥协。
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中苏双方的争论没有达成一致，但起草委员会都同意在十月革命节43周年之际，在莫斯科召开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一周前，邓小平率团来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现在他又要来到这里，参加十月革命节43周年的庆典，出席81国共产党会议。不过，他这次不是中共代表团团长。他是副团长，团长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11月5日，莫斯科西南郊的伏努科夫机场。
一架插有中国国旗的苏制“图104”专机刚刚停下来。
苏共中央领导人等候在这里，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和以往一祥，鲜花、掌声，拥抱。和以往不同，苏联党政领导人的位次有了某些变化。勃列日涅夫站在第一位，顺次是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飞机舷梯放下，刘少奇、邓小平、康生、杨尚昆、胡乔木依次走下飞机，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走上前去，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握手；乐队奏起中苏两国国歌。
在机场上，刘少奇代表中方，勃列日涅夫代表苏方分别发表讲话。刘少奇说：
我们中国党政代表团应苏联政府的邀请，满怀愉快的心情，来到了莫斯科。我们将同伟大的苏联人民一起，欢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全体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表示热烈的、衷心祝贺。
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给予的巨大援助。在共同对敌斗争中，中苏两国人民结成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
勃列日涅夫在欢迎辞中，也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再次鼓吹和平过渡的观点。他在讲话最后，高呼“苏联和中国人民永远的兄弟友谊万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万岁！”
这一切，都是礼节性的。表面上看不出中苏两党有何分歧。
两国领导人一钻进小轿车，争论便开始了。
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陪同刘少奇、邓小平乘座豪华的“吉斯”轿车离开机场，驱车前往列宁山苏共中央别墅。
赫鲁晓夫开口就谈到世界共产党会议：
“关于这次各国共产党会议，虽然经过了起草委员会协商讨论，仍然遗留了一些问题。我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相信中国同志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
“小平同志讲过了我们的意见。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同志还是从大局出发，尽量协商，取得一致，不要出现大的争论，使得会议不好进行。”刘少奇语气诚恳。
“取决于我们的事我们都做了，现在就要看中国同志的了。”赫鲁晓夫表现得有点缓和。
“我们是坚持团结的。这个立场早已讲过，也是这样做的，对尚存的几个原则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刘少奇坚持中共原有的观点，立场坚定。
轿车里的争论，表明了双方的态度。
十月革命的庆典，在轰轰烈烈中进行，各国代表团成员喜气洋洋，共庆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
而世界共产党会议则完全是另一番面孔，围绕国际共运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特别是中苏两个大党的交锋，十分激烈。
中苏两党会谈的主角仍然是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刘少奇坐在中方首席位置上，只是偶然插插话。
面对面，双方在谈判桌前坐定。
苏斯洛夫在客套的寒喧后，拿出一袋文件；说道：“我们苏共方面准备了一份材料，全面阐述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会谈与探讨。”他说完话，看了看邓小平，又补充道：“不过里面也加上了一点辣椒。”
邓小平是四川人，川菜以辣闻名于世。苏斯洛夫一语双关，表明苏联的立场是强硬的。
“我倒想尝尝是什么滋味？看你们的辣椒辣不辣。”邓小平一笑而答，语气显得坚定。
会晤后，苏斯洛夫派人送来那袋文件。中共代表团成员打开一看，厚厚一堆，长达120页，共有6万多字。这是苏共对中央答复的答复。文件对中共进行了全面攻击。苏斯洛夫的辣椒果然辣味十足。
中共代表团由刘少奇亲自出面，与赫鲁晓夫会晤，希望81国共产党会议开成功，并由此改善中苏关系：
“你们不要在会上谴责中共，不要谴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团结。我们党对81国会议的方针就是以互谅互让的协商精神达成协议，开好会议，改善中苏关系。我们一下飞机就是抱着团结的愿望来到这里的。”
“可是有人攻击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看着刘少奇，目光惑然。他怀疑会议中那些左派共产党谴责苏共的观点，是受中共幕后操纵的。
“会议上有过左的思想，也有过右的思想。对他们的意见，中苏双方应该予以谅解，多做工作。不能以势压人。”刘少奇恳切地劝说。
81国党的会议，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主张中苏会谈，做出必要的妥协，促进会议成功。刘少奇从这一前提出发，在关键时刻会晤了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
这些会下的工作，促使苏联不再象以前那样公开谴责中共。苏方也作了妥协。
中苏双方互有妥协，促进了会议的顺利进行。81国共产党会议终于通过了共同签字的《莫斯科声明》。
这个声明，同意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写进了和平过渡的问题，同时也接受了关于帝国主义本质未变、兄弟党关系平等的观点。前者是苏共的主张，后者是中共的原则。
妥协是暂时的，风暴还在后头。
新疆边境，克格勃策动伊塔事件，六万人逃亡，两少将叛国；再赴苏联，务实派舌战理论家，反修战士归来，主席亲驾迎接。
1963年初的一天。
北京的大街小巷，银装素裹。隆冬季节，寒气逼人。
一辆豪华轿车“吉斯”缓缓地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门前。一个身穿列宁式毛皮大衣的外国人从车里钻出来。他脸色凝重，心事重重。此人就是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
中苏论战已有几个年头了，仍无休战的迹象。由于苏联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中苏和睦的边境变成了横隔边民友好的一堵墙。有的地方还架起了钢丝网，边界冲突时常发生。
1962年4月，克格勃在新疆的伊犁和塔城地区策划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新疆地处祖国边陲，民族复杂，除维吾尔族外，还有俄罗斯族、哈萨克族等与苏联人有关系的民族。克格勃利用复杂的边界问题与民族关系，煽动六万边民大逃亡，还裹胁了中国边民的十万头牲畜。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在我国新疆军区基层内部，策反了两个少将叛国。
祖龙泰耶夫，俄罗斯族人，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少将军衔。
马尔国夫，也是俄罗斯族人，新疆伊犁军分区司令员，少将军衔。
1962年4月初的一天，一场苏联特务策反的阴谋在秘密进行中。天刚蒙蒙亮，新疆军区大院里一片宁静。军区副参谋长祖龙泰耶夫向军区保卫干部岳耀礼要了一辆吉普车去伊犁。
“一大早，您一个人去，要不要派个警卫？”岳耀礼担心首长安全。
“没必要！”祖龙泰耶夫说话冷冰冰的。他心里明白，秘密行动决不能让汉人知道。
吉普车向伊犁驶去，突然一辆吉普车迎面开过来，祖龙泰耶夫一看就知道是马尔国夫如约而来。
两个俄罗斯族的中国军官见面，格外亲切；握手不够，又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两辆吉普车同时向裕民县驶去，那里的苏侨协会正等着他们的到来。
裕民县地处边境，中苏两边的牧民同族同宗，牧羊人常有亲朋往来。三年自然灾害同样地影响到这里的牧民生活，人们向往国界那边的富裕。
苏侨协会在克格勃策动下，已组织几万边民等候祖龙泰耶夫指挥逃亡苏联。祖龙泰耶夫在人群中停下车来，向群众发表讲话：
“大家不是要吃饱饭吗？我有办法！现在听我的，上苏联去！中国搞社会主义，苏联也搞社会主义，可老大哥有饭吃，不会饿肚子。谁愿到苏联去，就去苏侨协会领侨民证，这样去苏联就合法了。”
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成千上万的边民带着自己的财产、牲畜向苏联奔去。
一场巨大的阴谋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爆发了，这就是1962年4月22日发生的新疆伊塔暴乱事件。
从伊犁到塔城地区、20多个县，三千多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人流滚滚、如春潮涌动。白天，苏联当局用高倍播音器指路；夜间，打开强力探照灯，照亮中国境内几公里的边境路线。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新疆共有6.7万边民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几百人。
伊塔事件是战后世界上著名的边民外逃事件，它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标志。
边民大逃亡事件，迅速传到北京。毛泽东立即判断是老大哥搞的鬼把戏！苏联人把手伸到了我们的军队中来，岂有此理！这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两党的论战不断加码。
中共著名的“九评”一篇篇刊登出来，打中了苏联的痛处。
赫鲁晓夫着急了，他急令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请求中共休战。
契尔沃年科接替大使职务不久，但他了解中苏论战的全部过程。他心情沉重，因为他来中国外交部肩负着重要的、而不知能否成功的使命。
他带来了一封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信。苏方建议，不要再公开争论，重开两党会谈。
两党休战，本是中共中央早前的建议，苏联一直不接受。现在被中共打到痛处了。他们要求会谈，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以求团结。
邓小平的脾气，毛泽东了如指掌，象他这立场坚定的人，最适合对苏谈判。于是，邓小平再次出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为副团长，成员有杨尚昆、伍修权、刘宁一、康生、潘自力。
正式谈判还没有开始，赫鲁晓夫就对《人民日报》发火了。
邓小平率团赴莫斯科前夕，《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文章以理服人，提出了25条建议。
赫鲁晓夫大为光火，指责中共的建议是对苏共的诽谤，旨在加强公开论战的气氛。苏共中央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还发表声明，批评中共。
中共中央猝不及防，在机场发表声明回敬了苏共的指责。在这种相互指责的气氛中，两党会谈开始了。
7月5日，邓小平率团到达莫斯科，受到隆重欢迎。宴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赫鲁晓夫亲自主持欢迎宴会。
他举起杯向邓小平祝酒：
“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感情的。”
“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邓小平神色沉重。他参加了多年的中苏会谈，对这次会谈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赫鲁晓夫毫无妥协之意。
“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邓小平说。
“至少应该做到在报刊上停止攻击。”赫鲁晓夫有些急切。
“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语言；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邓小平着重地声明。
“要团结，必须停止论战！”赫鲁晓夫脾气急躁，用餐刀敲响菜盘。
“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建议，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与苏斯洛夫辩论
中苏两党的会谈，真是一场大辩论。会谈期间，双方不断发表政府声明和报刊文章进行争论。双方态度强硬，坚持己见，没有妥协的迹象。即使在没有发言稿的即席会谈中，也是如此。
苏联代表团团长是苏斯洛夫，成员有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等人。
这次即席会谈在苏共中央小会议室举行。
中方发言的主要是邓小平，苏方发言的主要是苏斯洛夫。会谈的争论焦点是对华援助问题。苏斯洛夫极力为苏联撤走援华专家辩护：
“苏联专家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无法工作。比如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可见你们对我们专家的态度已使我们无法工作。撤走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据说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送来了一面白旗。”
听到这里，邓小平立即指示翻译李越然等人去核实。
他赶紧离开会谈地点，给国内挂了长途，了解真实情况。原来苏斯洛夫之说实属以讹传讹，重庆发电厂送的白旗是一面白锦缎旗，上面写有“真诚友谊，无私援助”，歌颂中苏友谊。
邓小平知道真相后，对苏斯洛夫答道：“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撒走专家。我们核定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锦锻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镶了八个大字：真诚友谊，无私援助。这怎么说是要赶走苏联专家呢！”
他一手拿着香烟，一手放在桌上，表情坦然。只有那悠悠的香烟直往上冒，或许邓小平心中的怒火也烧得正旺。
苏斯洛夫没有调查，单凭道听途说，显得有些不自在。
“可见苏斯洛夫同志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差距！”邓小平说话语气较重。
“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苏斯洛夫想搪塞过去。
邓小平目光锋利，直射对方：
“那么，你们到底为什么撒走专家呢？你们撤专家，我们一再挽留。因为涉及到我国各主要经济部门。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们的作法不仅给我们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其实，中国代表团心里明白，老大哥撤走专家，制造伊塔事件，就是要恶化两国关系，压中国共产党让步妥协。
邓小平一席话，用词深刻，击中了苏斯洛夫的痛处。他也明白，苏联的行为，不仅违反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准则，也违反了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不仁不义。他手心捏着一把汗，无言以对。
这次会谈在紧张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另外一次会谈，辩论和平过渡和斯大林问题。自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一直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变得明智、务实了，争取议会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出现可能。中共认为，苏联是在美化帝国主义，违背马列主义，企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想当超级大国。
科兹洛夫是赫鲁晓夫的骨干分子之一，在1957年的反莫洛托夫政变中，出力不小。在中苏会谈中，他成了赫鲁晓夫的代言人。
“国际会议上，你们中国代表团总是持特殊立场，从来不与苏共中央保持一致。”科兹洛夫指责中共在国际共运中搞特殊化。
“想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别的国家，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别人跟着你的指挥棒转，这是行不通的。”邓小平据理力争。
“我们苏共总是在抓国际上的大事，抓原则性问题，你们中共总是在那里抓苍蝇！”
科兹洛夫气势汹汹，想以势压人。
“帝国主义的本质会不会改变？对于民族解放运动要不要支持？各兄弟党要不要坚持独立平等、互相尊重的原则？还有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原则性问题吗？”
邓小平不紧不慢，不卑不亢，强调中共中央的立场。
其实，关于和平过渡的观点，早在以前的会谈中，中苏就有过交锋。中国共产党是从血与火的战争中走过来的，自然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认为帝国主义本质未变。然而，苏共拉帮结派，围攻中共的作法，令人难以接受。事实也证明了中共观点的正确性。
邓小平想到了1960年9月，26国党的会议时的情形。
那次会议上，许多国家共产党代表团用俄语发言，看苏联眼色行事，谴责阿尔巴尼亚苏动党，影射中共。其中伊拉克共产党代表俄语讲得不好，还气势汹汹学苏联腔指责中共。
在争取和平过渡的问题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成了赫鲁晓夫路线的牺牲品。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共产党领袖满怀希望。但直到90年代，也没有一个党成功。
最可悲的是伊拉克共产党，他们鹦鹉学舌，指责中共的武装斗争。自莫斯科回国后，他们搞议会斗争，结果遭到严重镇压；伊共领袖被押送刑场。苏联无动于衷，不予挽救。这位领袖临刑前只高喊一声：
“赫鲁晓夫是胆小鬼！”
谈到斯大林问题，苏联代表团似乎有些火了。团长苏斯洛夫是搞理论研究的，给斯大林冠以各种“暴君”、“独裁者”的罪名，就是他的手笔。他马上接过话题：
“对于斯大林的种种罪行，我们必须加以谴责！”
“斯大林有错误，有些甚至是严重错误，可以批判，但为什么要一棒子打死？为什么这么怕斯大林？为什么拿不出勇气全面地、公正地评价他呢？”邓小平反问道。
“斯大林是个暴君、独裁者，对苏联人民犯下了粗暴的罪行！”
听到这里，邓小平气愤已极。早在参加苏共二十大时，他就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国际人物，一个国际共运的领袖，不能全盘否定。他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目光直视着苏斯洛夫：
“当苏联人民高呼他的名字，前赴后继，同希特勒法西斯展开殊死斗争的时候，当苏联人民紧紧团结在以他为首的苏共中央周围，保卫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他们呼喊的难道只是一个暴君？为什么人都死了，还要丑化他？为什么听到他的名字，你们就害怕？为什么？”
一连串的问号，逼得苏斯洛夫无言以对。他不敢正视邓小平，赴紧改变了话题。
邓小平与苏斯洛夫的论战没有结果。会谈进行了两周，再次不欢而散。
反修战士归来，享受崇高礼遇
7月20日，举世注目的中苏两党会谈在毫无结果的争论中结束。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返回北京。
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已知道了。苏共中央只表示会谈告一段落，下次继续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两党另行商定。
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的主要领袖都出面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谈。两党论战已历时七年。苏联不仅没有互谅互让之意向，还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搞什么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撤走驻华专家，制造伊塔事件，苏联大兵压境，美苏搞核垄断……
这一幕幕铁的事实浮现在毛泽东的眼前，他预感到中苏关系不可能好转。
为了邓小平等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毛泽东令代表团成员分两架飞机回国，以预防不测。因为中共中央曾有过历史的惨重教训。
40年代，我党杰出的领导人秦邦宪、王若飞、优秀将领叶挺同机回延安，遇难而亡；
50年代，万隆会议前夕，国民党特务企图制造空难，炸毁克什米尔号飞机，暗杀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侥幸脱险，而我十几名新闻记者与外交官全部遇难。
7月20日下午，北京西郊机场。
毛泽东主席率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国家主席、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等候在这里，欢迎伟大的“反修主义战士”归来。
中苏七年论战、谈判，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他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始终贯彻中央的方针，“反修有功”。邓小平应享受不寻常的礼遇。
没有比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还高的待遇了。
机场上，红旗如海，锣鼓喧天，首都几千名群众挥舞着彩带，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凯旋归来。邓小平乘的飞机徐徐落下，安全着陆。
还没等邓小平走出机舱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迎向舷梯。
“小平同志辛苦了。”毛泽东第一个与邓小平握手。那双大手，热情满盈，表达了主席对总书记“反修有功”的充分肯定。
“主席辛苦了，多谢主席来接我。”邓小平答道。他的言语中充满感激之情。
毛主席亲驾迎接，这是他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非同寻常的待遇。
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功劳，毛泽东一直记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他时，还念念不忘。1972年，邓小平要求复出为党工作，写信给毛泽东。毛对此作出批示，启用邓小平，其中就说他“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没有屈服于苏修”，“做了一件好事”。
邓小平回国后一个半月，中共中央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这是“九评”中最后一评。
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在党内的日子也不好过。勃列日涅夫的地位日益巩固。
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迫“自愿辞职”，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第二天，周恩来向世界宣布：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说来也巧，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中国的故意安排呢？
中共寄希望于苏共新领导。1964年，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勃列日涅夫表示，苏共新领导在对华政策上没有变化。苏联要继续其大国主义行为。
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集各国共产党筹备会议，集体谴责中共。苏共又挥起大家长的教鞭，中共不甘屈服，拒不参加。
1966年3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中共拒绝出席。至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中苏、中蒙边境，苏联不断增兵，边界磨擦逐步增多……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流血冲突。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中苏大论战，从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演变到国家关系恶化。原因在哪里呢？
二十多年后，邓小平在谈到他亲身经历的中苏论战时说：
一个党和由他领导的国家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过去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