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3月2日出发赴苏考察，在赴莫斯科的旅途中，由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冯玉祥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引起了苏联的注意，很快就给他财政支持。1925年9月23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通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总额为1374896卢布28戈比的预示案，以资助国民党的军校、新建部队，其中包括支持冯玉祥的部队。
莫斯科为什么给国民党以及冯玉祥的军队大额财政支持呢？斯莫连采夫在关于向人民军和广州提供物质支援计划的说明里说：“将财政集中在政府手中，广州政府则能够偿还我们的债务。”因为国民党能够偿还，这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借贷的前提。
8月17日，冯玉祥离开莫斯科回国。回国后，他就物色办政治画报的人才等事，给陈独秀写了信，说：
自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声浪传到东方，先生就最先觉悟，站在前面领导工农，从事于阶级争斗，数年来身历艰险困苦，始终努力奋斗，实在令人敬慕。我在莫斯科看见你的革命理论及种种发言，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各种主张又是极其持平，我读了之后，越想越佩服。
我本是一个革命者，不过太无学识，所以从前所作，只有几件革命的事实，而无具体的进行。我到了苏联以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我现在毅然归国，从事于革命工作。因为彼此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所以我通信于你，并且有以下的要求。
冯玉祥请陈独秀帮助他物色政治画报的人才三人；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地方，任择两处，办两个报馆，作宣传的机关。并请陈独秀代拟定计划。同时，冯玉祥希望陈独秀“以后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的来信，指导我们的工作。
陈独秀收到冯玉祥的信后，非常高兴，将它刊登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上。冯玉祥提出的事情虽然很小，甚至微不足道，但冯玉祥不是一般的人物，至少说明他对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非常尊重。
11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欢迎冯玉祥从苏联回国。陈独秀认为国民军再起后，至少可以使张作霖不能够专力对付南方的北伐军。针对别人以“倒戈”嘲笑冯玉祥，陈独秀说：
军阀们大喊冯玉祥倒戈是破坏道德信义，有些无聊的小新闻记者，也附和军阀，以倒戈团团长、倒戈学校校长嘲笑冯玉祥。其实，民国倒戈之作俑者是段祺瑞等向清室倒戈和吴佩孚向段祺瑞倒戈，冯玉祥算不得是倒戈团团长或倒戈学校校长，并且这几次倒戈只是破坏了封建社会的道德信义，在民主政治之过程上都有很大的意义。胡适之说：“冯玉祥之对曹、吴倒戈，放开眼界通观前后二十年全部历史，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此见实不同凡俗。
因为胡适支持好人政府，与吴佩孚曾经配合很好。他这样的讲吴佩孚的政敌冯玉祥，是有说服力的，所以，陈独秀说：“此见实不同凡俗。”
7月31日下午，去欧洲的胡适在莫斯科遇到蔡和森等人。受蔡和森等人的影响和自己的实地考察，胡适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给张慰慈写信说：“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陈独秀知道胡适赞扬苏联的话后，异常高兴，认为这是争取胡适到革命的阵营的一个机会。10月12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发表《寸铁·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兴高采烈地写道：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仇赤友白”的朋友，指徐志摩、张慰慈、徐新六等人。
李大钊也很高兴胡适态度的变化，他希望胡适取道苏俄回国，而不是取道美国回国。半年后，胡适取道美国回国，这时已发生蒋介石四·一二政变，革命处于低潮，陈独秀、李大钊争取胡适的愿望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