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初的一天，陈其昌来江津看望陈独秀，带来托洛茨基今年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信上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李福仁是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的化名，美国托派负责人之一，曾任上海《达美晚报》编辑。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给托洛茨基写了一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信写好后，陈独秀交陈其昌转寄。
陈独秀认为中国托派已没有前途，因为从彭述之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以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反对民族民主斗争，与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这个思想，与毛泽东的看法一致。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收到陈独秀的信后，于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艰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信中，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
3月22日，祖母谢氏去世，享年七十八岁。陈独秀身披麻衣，在北大同学会资助下，为祖母办了后事。陈独秀打算战事结束，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安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不能等待战争的结束了。
谢氏是昔凡续配的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三十元给哲民。因为孙子延年、乔年及孙女筱秀以及媳妇的死，谢氏流泪太多，两眼失明。到江津后，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一天，高语罕正和陈独秀闲谈，戴笠、胡宗南带着水果和茅台酒到陈独秀家。戴笠是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延安相近。谈话中，胡宗南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今天特来请教……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报纸是去年3月15日《大公报》，上面有傅汝霖、周佛海等九人写的公开信。
陈独秀对他们说：“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出门后，戴笠、胡宗南抱怨张国焘黔驴技穷，出此馊主意。他把共产党开山祖请出来，以此搪塞校长。张国焘叛逃后，到戴笠军统从事策反活动。他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的舆论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叶青即任卓宣，早年曾和陈延年、陈乔年等一起在法国发起少年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讲话记录，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戴笠、胡宗南见蒋介石满意，也没有二话。
潘兰珍对高语罕说：“县长到哪里去，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也没有人打扫街道。”
4月22日，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里写了有关《中共的策略路线》笔记。李汉光从国内带来一本小册子，是铅印本。封面印“极机密”三个字，首页第一行题“张浩（即林毓英，林彪的堂兄）讲。”其中，谈到大革命时期（1925年——27年）中国共产党的教训：
（甲）国际方面：只靠苏联而不知利用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为“革命后备军”。不知道联合某些帝国主义，而先打倒一两个帝国主义，或使其孤立。不知到了某一革命阶段而向某一帝国主义进攻。
（乙）国内方面：放弃了领导权。不知道建立红军，因此作了国民党的尾巴主义。土地革命太左，使中小资产阶级害怕；更左的，如军官在前方正拚命打仗，我们在后边就没收他的土地，使那些军官发生反感，以至于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去。
这段史料所涉及的时间，正是陈独秀任共产党的总书记时期，所以，胡适把它抄录了下来，这可是将来研究陈独秀的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