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28日，一个残冬寒春的日子里，轮船完成了三万海里的航行，到达了终点城市——法国南部的马赛。2月3日，他们在马赛换乘火车，到达了“世界花都”巴黎。
在轮船上，勤工俭学的学生带了不少《新青年》杂志，张口闭口，总谈到陈独秀和胡适。见这些青年盲目崇拜父亲陈独秀和胡适，到巴黎当月，陈延年给在北大读书的朋友丁肇青（即雄东）写信说：留学生大都无头脑……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说“是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见过他”，你相信有如此妄人吗？
丁肇青接到陈延年的信后，刊登在1920年4月14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写《附识》说，陈延年“是个诚实的人，只知道真理，不知道什么叫‘崇拜’，什么叫‘偶像’，所以他的话都是很直率的，都是由他精密的观察由良心上发出来的，望大家不要误会他久已存有反对某人或某派的心思。——他信中所说的胡某就是胡适之先生，陈某就是他父亲陈独秀先生。”丁肇青本人对陈独秀和胡适也是热心的崇拜者，他觉得陈延年的信很有意思，为一般青年人思想所不及。
这年夏天，金陵大学肆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延年、乔年。看了父亲的信。“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延年将信扫了一遍，放进口袋里说。延年比陈公培长两岁，此时也才二十二、三岁，陈公培没想到延年对其父直呼其名。此时，延年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好，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
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这是一幢老式砖木结构两层的石库门房子，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在天津分手后，李大钊给在上海的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陈独秀联系了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时，汪清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大家雄心勃勃，希望西南大学能够建立（一）开办费六十万元、常年八万元的理化试验所；（二）开办费三十万元、常年费三万元的图书馆；（三）常年费十万元的编译处。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他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因为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应邀在江苏教育会演讲了《教育的缺点》。其中谈到他反对教育考试、拿文凭的做法：
还有考试一件事，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产物。这种弊病，很多很大。因为有了考试，就有什么毕业问题，文凭问题，引起了学生的虚荣心。教师学生平常多都不注意，临到考试时候，在这一二礼拜以内拚死用功，不但临场时夹带枪替，于道德上很有影响，并且废食忘眠，在身体上大有妨害。到了考试完毕，把所有临时强记的完全忘掉了。有人说学生求学底目的，一种是要增加学问，一种是为社会进步、生活改良。象现在学生的求学，专为考试，这不过是为了毕业问题，希望早一天毕业，那文凭可早一天到手。所以种种罪恶，都从考试发生，道德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没有好处。
陈独秀本人除了秀才，几乎没有什么文凭。他反对大学突出文凭，叫学生为着考试转。
1920年2月27日下午三时，陈独秀参与了上海工读互助团的筹备会。到会的有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左舜生、康白情、陈宝锷、张国焘、李思安、刘清扬、宗白华、涂国舆、孔昭绶、戴季陶、沈玄庐、邓峙冰、彭璜、肖子暲、齐铁忱、成圣瑞、曾翼圣、曹扬篱、陈煦、周剑秋等二十余人。彭璜发言报告了开会宗旨，请大家讨论办法。
陈独秀是赞成工读教育的，王光祈提出办工读互助团，他捐款大洋三十元。但很快发生了分歧，胡适、李大钊、戴季陶、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陈独秀认为办得下去。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所以，陈独秀到上海后，极力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
开会时，刘清扬发言介绍天津办的做工种类时，陈独秀插话说：“还有印刷装订。”
汪孟邹对印刷业熟悉，说：“不能维持生活，开办费太大。”
彭璜说：“可以开饭店。”
肖子暲（即肖三）说：“也可开洗衣店，这些都是普通的工作。”
陈独秀说：“种菜也可以。”
大家一听，笑了起来，附和说“好”。
讨论募捐时，刘清扬说：“募捐应定期限，以两星期为期。”大家推彭璜为临时会计。
陈独秀说：“发起人不过各尽力赞助，而实行要在团员自身之努力。”
这天大家发言踊跃，开了三小时，到下晚六时才散会。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时事新报》刊登了陈独秀等人发表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除了上次开会的人以外，增加了张百龄、毛泽东的名字。毛泽东在北京忙完驱张活动后，取道上海回长沙，并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募捐活动。
同一天，张元济听说陈独秀生病，带了礼品来上海霞飞路二二一申江医院看他。张元济刚辞去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告诉张元济，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
不料第二天，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说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