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
8180600000064

第64章 广州演讲

决定去粤后,陈独秀于1920年12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大意是说,近日要去广州,不能来长沙参加湖南青年团成立大会了。上月下旬,他还没有决定去广州,给毛泽东写信,答应来长沙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文亮,并叮嘱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和《共产党》月刊准备好,以备开成立会时用。没有想到,让他白等了两星期。

走前,陈独秀把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邀到一块,将上海共产党小组和《新青年》社的事嘱托给他们。李汉俊不希望陈独秀去广州当官,见李大钊来信同意,没有办法。陈独秀请他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新青年》社的事便委托给陈望道。他叮嘱陈望道,《新青年》这一阵子政治气氛浓厚了一些,北京同人大多不来文章了。自己走后,可以缓缓调子。陈独秀走后,陈望道搬到陈家住,每月编辑部薪水一百元。在上海,陈独秀每月拿编辑部薪水一百元,到粤后,陈独秀如有收入,将这一百元付陈望道。因为编辑事很多,陈望道境遇不好,不支薪水似乎不好。但陈独秀没有说死,万一自己在广东没有薪水,这一百元就不能给陈望道。发行的事,请苏新甫负责。

12月16日夜,陈独秀上船赴粤。上船前,陈独秀给胡适、高一涵写信,说: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写完信,陈独秀与维金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乘船去广州。

胡适12月27日接到陈独秀的信,大喜过望。他发现,陈独秀似乎有一心一意去做国民党部长的架势,对《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今秋以来,胡适经常生病,所以回信拖到了1921年年初。在给陈独秀的回信里,胡适提出办《新青年》的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盂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胡适写好信,请李守常、钱玄同、高一涵、张慰慈、周豫才、周启明等传阅。

1921年1月3日,在八道湾寓中的鲁迅收到胡适的信。拿着胡适的信,鲁迅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身体不好,卧床休息,医生怀疑他是肺炎。周作人赞成把《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鲁迅以为三个办法都可以。平时是周作人写信多,这次鲁迅给胡适写了回信:

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胡适把此信另抄一份,分别寄广州的陈独秀和上海的编辑部陈望道。

到了广州,陈独秀先住在大东酒店,后住距离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一号看云楼。夏天刚从北大毕业的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三人常来看陈独秀,他们8月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起见了陈炯明。陈炯明给人意志坚强,很能自控的印象。谈吐像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认为孙中山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都想一睹陈先生的风采。各校校长一个一个拜访陈先生,请他务必赏光。生怕陈独秀去迟,学生会骂校长无能。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不好推辞,一一答应下来。陈独秀演讲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演讲稿也是根据演讲对象临时准备。

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演说《新教育是什么?》。在谈新教育是什么时,陈独秀谈到学校的教育改革内容。如唱歌,陈独秀说:

唱歌是发育儿童美的感想,合唱比单唱好听,可以养成儿童共同协作的精神;按节拍比不按节拍好听,可以养成儿童遵守规律的习惯。惟选用歌词不可文雅,哥哥妹妹,小猫小狗,树著花,蝴蝶飞,这些眼前事象都是歌词底好材料。现在有许多小学底唱歌中,填满了国家、人群、社会、互助、平等、自由、博爱、牺牲,种种抽象名词,这班人对于小学教育完全是门外汉,完全是迷信教训式的教育之结果。

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回答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三个问题,要讲社会主义,是针对北京的胡适;能讲社会主义,是针对上海的张东荪;讲何种社会主义,是针对广东的黄凌霜、区声白。法政学校的学生大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宣传,对陈先生的长篇大论听得津津有味,外界不少人也来听陈独秀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