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百代唱片在进入中国市场的伊始，对于流行音乐的兴趣并不大，它的主打灌制目标锁定为京剧名伶的戏曲唱本。可是，随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声电影时期的到来，电影与流行歌曲成了一对亲密的爱人。上海的流行音乐风气大开。百代唱片的灌制目标便从京剧名伶，迅速转向了电影插曲、商业歌舞团演唱的流行歌曲。
经济成本似乎也是促使“百代”等唱片公司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年，一个京剧名角的片酬，保持在每片千元以上。而其时最走红的一线女影星，如黎明晖、胡蝶、徐来等人，每灌一片的支出不过四五百元而已。成本核算之下，促使“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大唱片公司，横下一条心来倾情推出通俗流行歌曲。这时期，像胡蝶、黎明晖、任西达、陈玉梅、王人美以及薛玲仙等人演唱的流行歌曲十分抢手，每批最少都可以灌制一两万张以上，这令各大唱片公司赚钱赚到眉开眼笑。
“百代”唱片公司的星探们很会“轧苗头”，他们在周璇新花初放的初期，即瞄准了周璇这一颗摇钱树，抢先跟周璇缔约。由于，“百代”的经营理念比其他唱片公司更前卫一些，“百代”唱片的发行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唱片公司。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百代”唱片之年产量即已达二百七十万张，这个销量在当时世界各国中都是令人吃惊的。这里还有一个可信的数据，在上海“孤岛”的1939—1941年中，“金嗓子”周璇成了上海流行音乐的领军人物。其时，在周璇录制的所有31首电影插曲中，除了6首被“胜利”唱片公司分去一杯之羹，其余25首的巨大利润竟然都被“百代”一家独自享用。如此，也可见“百代唱片”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上海流行音乐界的势力之大！
如此，我写罢这段文字，聪慧的读者便会心一笑了。
起先，青嫩的周璇既然被流行音乐界的庞然大物“百代”唱片公司相中，自然是在这个行业中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至此，“百代”唱片公司伊始着手为周璇的《五月的风》专辑进行造势宣传。有娱乐记者在上海滩影响很大的娱乐报刊《良友》上，撰稿赞扬周璇的嗓音“如金笛鸣沁入人心”。这样，周璇又平白地得了一个“金嗓子”的美名，且迅速地渗透到了上海的街头巷陌。
据说，这年，有一位情窦初开的小伙子叫季羡林，他恰在周璇逐渐走红的时机跑到了上海滩。季羡林此行是为了他的一个出国计划。当时，季羡林耳听着大街小巷那周璇轻快流动的歌曲《五月的风》，便暗自愉悦地在日记本中记道：“一条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
不久前，有人翻制了《五月的风》。这是我第一次聆听这首歌曲。周璇那婉转的歌声，令我想到了山麓中那一朵朵幽静开放的山百合，确是令人陶醉：
五月的风吹在花上，朵朵的花儿吐露芬芳。
假如呀花儿是有知，懂得人海的沧桑，它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
五月的风吹在树上，枝头的鸟儿发出歌唱。
假如呀鸟儿是有知，懂得日月的消长，它该歇下歌喉羞惭地躲藏。
五月的风吹在天上，朵朵的云儿颜色金黄。
假如呀云儿是有知，懂得人间的兴亡，它该掉过头去离开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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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并不完整的数据显示：从黎锦晖1927年发表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开始，至1949年划上休止符，大概有八千余首的流行歌曲，曾经徜徉于上海的街头。这样的速度相当于过去民国的上海市民，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便可听到一首新歌的发布。因此，现在，有专攻流行歌曲研究的学者便称赞：民国上海不愧为世界流行乐坛的一个策划地！
起先，民国的那一些流行小调，弦乐是轻快悦耳的，仿佛晴碧初春，黄浦江畔风吹拂芦荻的新芽，带给人一种茸毛般的温润。后来，那上海的流行歌曲便发育成了一种热烈的盛夏。它们就仿佛上海大街上浓荫密匝的梧桐树叶，生动中映衬出了一层阳光印染上去的活泼。并由此营造了一种海派音乐文化的人间繁华。
其实，讲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流行乐坛的盛况，比较公认的“五大歌后”有：周璇、白光、吴莺音、张露、姚莉。而五位老牌的歌坛天后之中，后面的四位，大陆听众几近于暗昧。只有周璇的声名，是在中华大地以及海外华人的圈子中，广泛为人熟知的。
“金嗓子”周璇之后，倘使硬要选一位有资格继承周璇天皇女歌星地位者，则非“银嗓子”姚莉莫属。后来，晚年的姚莉，在向音乐人王勇回忆往事时，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小时候就喜欢听周璇，迷她迷得不得了，我一生中唯一的偶像就是周璇。她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没有她，我不会进唱片公司，当时她的先生严华很欣赏我，要不我怎么能进百代呢？我只是一个在电台里唱唱歌的小姐，而且不算有名。”
“金嗓子”周璇是中国流行歌曲领域的一个先行者，她的音质条件，在多如过江之鲫的流行歌手中，也是别树一帜的。
老音乐人郑德仁先生曾经是中国最好的大提琴手之一。民国时，郑先生曾经为周璇在灌制唱片时伴过奏。有关周璇，他是这样回忆的：舞厅里面是以管乐为主，而唱片公司当时还比较落后，用蜡盘（黑胶唱片之前的蜡盘唱片）录音，很贵的，录的时候不能听，所以要排练很久，只有排练到天衣无缝了才去录音，一个曲子要录一整天。那个时候的伴奏与现在不一样，不能用管乐，只能用吉他、钢琴、小提琴、黑管等很轻的乐器，我在里面拉大提琴。
“周璇唱歌很细很轻，现场听不见的，我们在后面伴奏，她在前面唱。有一个架子托着，她对着话筒轻轻地唱，根本不知道她在唱什么，但录好后放出来很好听。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录音棚歌手’。她是没有正规学过唱歌的，只是在明月社简单学了一下，完全靠天才，很快上手，后来跟音乐学院劳景贤老师学了一点，有所提高。当时大家都很喜欢她这样细细的声音，觉得很好听。”
周璇当然不是什么纯粹的“录音棚歌手”，周璇当年曾经在“北京大戏院”开过大型个人演唱会。现场听过她歌声的观众们，都惊叹于她音质的纯真、甜美与圆润。周璇最早期的音质有一种处女的羞涩，当时的听众很喜欢周璇声音中，仿佛初恋少女似的那股子清纯的味道，此后的录音方便常常刻意要求周璇营造那么一种泪眼蒙眬的迷离效果。这导致了郑德仁的错觉。不过，郑德仁的这一段回忆，仍然是生动的。
周璇在电影界的老搭档舒适，听周璇唱歌的机会要远大于郑德仁先生。有关周璇的唱歌技巧，他却是这样描述的：“把这种会话式的自然发声的方法搬上舞台，同时把嘴唇紧紧地靠近话筒演唱的方法，是从周璇开始的。”
在中国的流行音乐界，“歌仙”陈歌辛的声名几乎无人不晓。对于周璇的唱歌，他也认为最值得留恋的，仍然是周璇声音中传达出的那一种少女的纤弱。试问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纯真的处女气息更值得人怀念呢？也许有人会说，还有年轻美丽母亲们的乳房，她们令我们愉快地回想起了幼稚纯正的童年时代，但那种纯色无我的精神境界，在周璇的声音中其实也是可以传达的。所以，陈歌辛生前，只要有人向他提到“金嗓子”周璇的名字，他便会不由自主地轻轻感叹：“周璇其实是没有经过正规声乐训练的，可是她的嗓音好极了。周璇的声音经过麦克风的处理之后，柔软、丰盈，又有深度，这个东西还是要靠天赋。”
周璇一生演唱了许多令人心动的歌曲。但是，倘使讲到经典，却众口一词地推荐了周璇在《马路天使》中，主唱的两支电影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台湾音乐界的学者洪芳怡在谈起自己聆听它们的感觉时，曾经讲：“周璇在演唱它们时，甚至于每个咬字、每个韵、每个音符，都是令人回味的。”如此，我们今天在品味它们的天籁般的甜美时，却还要感谢中国文艺界两个泰斗式的人物，一个是《四季歌》、《天涯歌女》的作词者田汉，另一个则是编曲者音乐界的大师级人物贺绿汀。这两位中国文艺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在回忆起当年与周璇的合作经历时，都表示是心情舒畅的。
贺绿汀说：当时，这部影片的导演袁牧之找了两首苏州民谣，一首叫《哭七七》，一首叫《知心客》，请田汉根据原来的调子重新填了词，拿来让我改编，作为片中的插曲，这就是后来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按照剧本的规定，正好它们都是由歌女小红唱的，于是我就直接和扮演这个角色的周璇打交道了。
“我先把当时各个唱片公司灌制的这两首民谣的唱片收集来，反复地听，反复地进行比较研究；然后把各个民间歌手演唱的优点统统集中起来，对这两首民谣的旋律进行艺术上的加工，使之更为完整。同时在配器上也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是民乐队伴奏，却没有采取演员怎么唱，乐队就怎么跟的“大包腔”这种一般的写法，而是用了对位体来处理的。乐队伴奏谱完成之后，周璇便开始练唱，准备录音。”
贺绿汀这个回忆有一点小小的偏差。导演袁牧之在收集苏州民谣时，似乎只有在《四季歌》这首歌中糅合了《哭七七》、《知心客》这样两首苏州民谣的风味。《天涯歌女》的灵感则完全来自于另外一支民谣《苏州风光》。田汉在回忆起当年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周璇时，说：周璇的苏州话听起来真的是很有韵味哦。后来，周璇在演唱《四季歌》、《天涯歌女》两首风情民歌时，便故意在普通话的基础上，融入了一点苏州话的咬字与发音，这么一来，《四季歌》与《天涯歌女》的地方风情特色，便自然地流露出来了。
为此，田汉曾经感慨：周璇无论是做音乐还是拍电影，都有相当高的悟性。悟性是天生的，它跟文化的高低没有关系，后天学也是学不来的。
当年，在电影中做插曲，流行的做法是先请专业的唱片公司灌好唱片，再把唱片带到拍摄现场去为主唱的演员配音。这是因为，当年的三大唱片公司都有强大的外资为背景，他们的录音设备是直接从西方国家进口的，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唱片灌制技术。各电影公司大抵上都十分乐意把这部分工作，交给专业的唱片公司去做，自己没有必要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笨事情。
《四季歌》、《天涯歌女》这两支歌的录制，便是由跟周璇配合默契的百代公司完成的。录音前，贺绿汀与田汉只是大略把自己的设想讲了一遍。周璇的反应能力很强，她只是低着脑袋静静地沉吟了一会儿，即对于贺绿汀、田汉两位大佬的作曲意图与演唱要求，有了准确的领会。当时，临时请来的一个伴奏乐队，与周璇间的合乐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大家与周璇间的合作竟然有着一份行云流水般的轻松。
所以，贺绿汀对于周璇的演唱大加赞赏：“平常录音，一般总要反反复复试录好多遍，而且唱起来很勉强，每每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周璇却不然，试录一两遍就通过了，而且录得不错，唱得很有感情，很有味道。在此以前，本来还不大有人知道她，从这两首插曲随着影片的上映和唱片的发行而推向社会以后，她就很出名了。”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流行音乐，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在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音乐有三大流派：一个是以赵元任为首的典雅派，另一个是以聂耳为首的吭唷派，还有一个便是以黎锦晖为首的桃花派。
黎锦晖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人。黎锦晖之后，早期流行音乐的三大巨头为陈歌辛、黎锦光和姚敏。后来，在陈、黎、姚三人的大力鼓吹下，上海的流行音乐一度出现了周璇、李香兰、白光、姚莉等天皇女星熠熠生辉的美好时期。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由此掀起了第一个高潮。
其实，周璇在确立了流行歌坛之天后的地位后，为了顺应“五四”运动后普罗大众对于西式现代音乐的追求，她并没有躺在既往的成绩本上沾沾自喜，而是在歌曲的演唱风格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求新尝试。
进入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周璇作为一个女子，从身体到心理，已经具有一种妩媚少妇的娴熟风华。如此，她的演唱发音也从最初的尖细童音渐渐地糅合了圆润丰泽。
爵士乐在当今的世界流行乐坛上，是一种摩登、新潮、时尚的象征。可是，今天，当我们检点起周璇一生所演唱过的歌曲，我们却惊奇地发现，采用起源于纯中国民间通俗歌曲唱法的周璇，在其所出的唱片专辑中，竟然有高达90%的制版唱片为中西合璧式的爵士乐伴奏。由此可见，民国上海的流行乐坛与世界流行乐坛的关系有多紧密！
其实，早在1936年，周璇为“胜利”唱片公司灌录一首《特别快车》的歌曲时，便加入了爵士乐的动感因素。当时，周璇的歌声响起之时，爵士乐的背景伴奏令人联想到一朵盛开在地下铁幽静黑暗处的鲜花，那样的温良，却又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名贵与妖艳！这是爵士音乐流动交融到民国上海之后，摆出的一个自在撩人的姿态。后来，安德鲁·琼斯在《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一文中，形容了自己在听到《特别快车》中爵士乐伴奏时的心情：“最流行的中国歌，它的伴奏吹起，就像是我们（指欧美爵士乐手）早就吹惯的老曲子。”
这样，在电影与流行音乐界影响莫大的女明星周璇，在随后为“胜利唱片”录制的其他数十首流行歌曲中，便宁静而自然地加入了一种欧美爵士摇摆乐（Swing）的因素，这使得周璇那软软浓浓的江浙民间小调透出了一股别样的风情。例如，现在仍然广为人知的《蔷薇处处开》，周璇在演唱的配乐方面便加重了钢琴的分量，再以小喇叭与乌克丽丽（Ukulele，或称优克李林）领奏，这令人领略到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优美意境。这样，周璇在自己后期的许多歌曲中，便在传统中国情歌的莺歌燕语中，巧妙地融入了爵士音乐，由此竟形成了一种民国上海的爵士风情。
此后，民国上海的其他当红女歌手们，便紧随周璇而上，灌制出了一批融汇了中国茶香与法国干红葡萄酒微涩风味的民国爵士乐通俗歌曲。例如：稍后与周璇属于同一演唱流派的吴莺音。1947年，她演唱了一首古典唯美的歌曲《岷江夜曲》，音乐的背景便借鉴了周璇的演唱手法，以爵士乐中的伦巴节奏（Rumba）为底色。另外一个风格跟周璇走得很近的歌坛新秀姚莉演唱的歌曲《蓝色的悠思》的唱词，像：“晚风微寒，夜莺深藏，春去徒留凄惶；北斗依稀，残月昏黄，暮色分外苍茫”等，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古典华丽，但她在处理背景音时，也铺垫上了标准的爵士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