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周小红并不清楚这位讲话轻声细语的中年男子是谁。她好奇地问主考官王人艺。王人艺微微一笑，告诉周小红：“这就是我们的社长黎锦晖呢，他在上海的流行音乐界具有很广泛的人脉关系。你今后在我们社中，只要好好地向其他的哥哥姐姐们学好本事，将来一定有机会成为大歌星、大电影明星的！”
当时，周小红仅仅只是一个跨入流行音乐门槛的小女生。王人艺这一番话，给她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周小红在暗暗发过一番誓之后，便一直朝着王人艺指点过的方向前进。
其时，刚入行的周小红是明月社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周璇首任丈夫的妹妹严斐，谈自己对于周璇的第一印象时说：“来的时候穿了一个小布褂子，小小的，挺瘦。说话么，宁波上海话，国语也说不好。”章锦文在社中是一个出了名的热心人，黎锦晖便安排周小红跟她住一个房间。当时，一个房间中住着四个女孩子，另外两个是后来在演艺界声名鹊起的英茵与薛玲仙。
后来，严华在《难以淡忘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周璇刚进明月社时，既不会讲普通话，更遑论音乐的哆咪和弹钢琴了。但她的求艺欲和进取心很强，开始跟黎锦光学基础音乐，跟章锦文学弹钢琴，还跟我学普通话。”
其实，这时期，周小红除了有胖姐姐章锦文，以及黎锦光、严华等人的手把手传教，她另有两位知心的姐姐，也是很好的老师。一个是前文介绍过的野玫瑰王人美，她在明月社中的地位特殊，跟黎锦晖有着亲戚关系。王人美的音域跟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相仿，既广且嘹亮，又懂得五线谱，黎锦晖觉得年纪相近的小孩子之间比较好沟通，便常常让王人美教习周小红这一批新手。另一个是黎莉莉，她的父亲是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谍战高手钱壮飞。这也是一个爽朗的女孩子，她的特长是舞蹈。黎莉莉是一个责任感十分强的小老师，她在监督周小红这些新演员训练舞蹈动作时，为了达到标准，一个看上去简单的舞蹈动作竟然反反复复排练了近千次！
周小红初入联华歌舞社那年，有些顽皮的团员见她是新生，便有一点欺生。这些团员，有时自己并不想弹琴，却故意占据着钢琴不让。周小红贸然上前练习，有一次屁股上还吃了他们飞起的一脚！据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严华回忆：“她初进明月社，哪里捞得着她去弹钢琴……先进社的演员上午都要练琴，她只好等人家弹，她在一边看，等到下午别人不弹了，她才能去摸一摸。她恳求号称胖姐姐的章锦文教她弹，她孜孜不倦地清晨练声乐，中午弹钢琴，深夜背台词……”周小红能跻身于那样一个人才济济的歌舞团，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她并不在乎少数人歧视的目光。她的学习相当努力。短短数月内，她的音乐与舞蹈的技艺，就有了很大的进步。她学会了五线谱、能自己弹钢琴，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便是学得了一口字正腔润的普通话。这一点，对于后来周小红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知道默片时代的第一代红女星杨耐梅、张织云，便是由于普通话不过关，最终被有声电影的时代所淘汰。
周小红在联华歌舞社之内，很快便有了一次提升的机会。那是1932年新春的一场商业演出。轮到这场演出的主打戏《特别快车》上场时，一号主角王人美却因事来不了演出现场。焦灼的黎锦晖只好让来了不过数月的周小红顶上。周小红落落大方的表演，竟然得到了现场观众的肯定。黎锦晖很高兴，至此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周小红的演出戏份，为了鼓励周小红，还特意把周小红演唱的《特别快车》，灌制在自己的唱片专辑中。这样，周小红在联华歌舞社中的地位便开始小荷渐露尖尖角了。
只是，这个时候，黎锦晖歌舞剧团挂靠的联华影业，在随后爆发的“一·二八”战事中受伤颇重。联华影业不再有余钱来资助黎锦晖的联华歌舞社，黎锦晖便只能关门歇工一段时间了。
如前所述，1933年的春末夏初，“明月歌舞剧社”选择在上海的“北京大戏院”举行了告别演出。当时，确定的重头戏是王人美友情演出的歌舞剧《野玫瑰》。这个时候，王人美、黎莉莉实际上已经跟电影公司签约拍片了，社内的主要演出任务由周小红这一批更小的女孩子承担。因此，黎锦晖为了答谢周小红在这一段时间的倾情演出，决让周小红独唱一首叫《民族之光》的爱国歌曲。这时，正是中日矛盾加剧的一个严重时刻，周小红把这一首歌曲唱得颇有激情。周小红的歌声嘎然收于“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时，现场观众竟忘情地从坐椅上站了起来，掌声久久不能平息。
因此，现场有一个娱乐记者，在随后的报道中便给了周小红一个“小旋子”的外号。看过报纸的黎锦晖，意犹未尽跟周小红讲：“依我看，你那名字不妨趁此改一下。将‘周旋于沙场’的‘旋’字，左边加上一个‘斜玉，便是‘璇’字。既好听、又上口，这对于你以后的发展会有好处的。”周小红知道社长黎锦晖有给女孩子改名字的癖好，但凡给黎锦晖改过名字的女孩子后来都有好的运气。周小红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名字。
联华歌舞社倒闭后，黎锦光、严华几个人心有不甘，便拿出自己领到的遣散费，与部分明月社人员组成了一个小型的新月歌剧社。十四岁的小周璇也加入了其中。只是该社仅运行了数月，便由于内部矛盾而散伙了。
新月歌剧社倒台后，严华跟漫画家丁悚交上了朋友。丁悚不仅能绘画，社交的手段也不差，在艺术圈有广泛的人缘。那一段时间，严华在找丁悚喝酒时，经常会纳闷地问这样一个问题：搞歌舞团明明是有大钱可赚的，为什么我会亏本呢？丁悚就知道严华对于歌舞表演心犹不死。丁悚跑到外面三说两说的，竟然说动了几个闲极思动的年轻人，注资成立了新华歌剧社。这时，十五六岁的周璇已经进入了一种女孩子的青春期，高大帅气的严华成了周璇第一个崇拜的对象。周璇毫不犹豫地追随着严华进入了新华歌剧社，并且成为这个歌剧社中的一号女主角。
新华歌剧社的选址为美华里二号，社长叫金佩鱼。不过，金佩鱼只是在丁悚的鼓吹之下，投入了一笔最初的启动资金，他对于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歌剧社兴趣不大，所以这个社的灵魂人物是严华。严华在周璇心目中，那一种碧天如洗、丽日耀目的高大形象，一下子便树立起来了。
当时的新华歌剧社，除了严华、周璇的全力支撑，还有徐健、欧阳飞莉、叶红、叶英等几个歌唱的雏角儿。严华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编排出了一个《秋风落叶》的舞台剧，放到金城大戏院去公演，效果却不太理想。幸亏这个时候，上海的播音事业正在蓬蓬勃勃地兴起，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压力，严华干脆领着周璇、徐健、欧阳飞莉、叶红几个人，到各处广播电台去试录歌曲。歪打正着的严华却因此解决了饮食起居的大问题，后来，严华便干脆以此为一种解决生计的手段。慢慢地，严华、周璇的二人组合在各播音电台中唱出了名气，“青岛”、“友联”、“新都”这几家电台是严华的主唱阵地。其中，以“友联”电台跟严华、周璇的合作尤称甜蜜，严华、周璇自编自唱的歌曲，有近百首是在这个电台播唱的。
这样的忙碌，自然是辛苦的。不过，严华、周璇在电台播唱之时，常常能接到男女听众打来的电话：“再让严华、周璇给我们合唱一个歌吧！”严华、周璇即刻又觉得很开心。于是，周璇勉励自己说：“我虽然没有接受过高深的学问，但是我应该有个阳光灿烂的前程，我要努力，一刻不停地向前努力！”
当时，周璇的名字，仅仅只是在民间小范围内的地理空间，为人们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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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电影与流行音乐，自它们诞生的第一天起，其本质即是娱乐性的。有关这一点，美国著名的媒体研究者尼尔·波兹曼教授，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人们说：“娱乐是电影电视以及流行音乐中，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影电视以及流行音乐中的一切元素，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尼尔·波兹曼教授所担心的是一个为了娱乐而娱乐、除了娱乐之外一无所有的后娱乐时代，所有的人都失身于娱乐之中，从而丧失了了解真理的欲望。“我们所憎恶的东西，没有力量摧毁我们，我们最终死于我们所热爱的娱乐之中。”
不过，当时，在周璇所处的那个民国时代，娱乐还远远未达到至死的程度，娱乐于上海那一个新兴的城市而言，仅仅还只是一个开始。
民国上海，是东方的一个十分摩登的风情少妇。那时，她的好奇与时尚，使她拥有当年一切现代化的物质享受，例如：汽车、无线电收音机、雪茄、香水、美容院、回力球馆、法兰绒套装，以及各种新潮的娱乐活动：狐步舞、探戈舞、轮盘赌具。民国上海对于电影与流行音乐的愉悦本性把握得颇为老道，便故意制造了一些娱情的噱头，来吸引上海滩民众的眼球。
1934年，似乎注定要成为上海电影与流行音乐的一个热闹非常的年份。热闹最先来源于这一年2月14日的传统春节。1911年，自从民国政府宣告成立后，即曾经颁文废去农历，改用阳历，换成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又不许上海民众过春节。这时，上海市政府终于开放了对于烟花鞭炮的限制。鲁迅也终于过上了搬到上海居住的第一个热闹的春节。为此，鲁迅在一篇《过年》的小文中兴头冲冲地写道：“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我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这一年，上海金城大戏院隆重推出了王人美主演的电影《渔光曲》。当时，正值上海滩六十年来最酷热的天气，城市最高温度一度突破摄氏42度。可热情的观众仍然像潮水般涌入了影院，该影片连映84天，创造了当时最好的票房纪录。
这一年，中国无声片的巅峰期已过，正在堕落，一个欣欣向荣的有声片时代已经大踏步地走来。电影的兴盛令一线的女红星们成了这个摩登城市的宠儿。例如，当年片酬最高的女影星胡蝶，月薪高达2000块大洋，另一个红影星阮玲玉的薪金也有每月1000银圆。一般的二三线演员月薪的最低起点为30银圆，也已衣食无忧矣。王人美这时是一线当红女星，她的薪水在数百银圆以上。
1934年，黎锦晖为上海的扬子饭店舞厅组建了一支清一色由华人乐手担纲的爵士乐队，这在中国流行乐坛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尝试，这支乐队也是当时中国第一支真正的华人爵士乐队。爵士音乐在流行音乐文化的组成中，地位既小资又唯美，这使得黎锦晖在上海的流行音乐界享有更高的权威。
1934年，另有一位与流行音乐存在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红色音乐家聂耳，也进入了他才华横溢的收获期。聂耳与田汉合作的《毕业歌》，后来凝眸成了百年经典流行歌曲。
只是，上面这一切令人看得眼花缭乱的信息，对于青涩的周璇而言，都谈不上是最重要的。她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契机，却得益于是年在上海滩举办的“播音歌星竞选活动”。
今天，当我们静下心来，细想一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流行音乐中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竟是当年星罗棋布于城市空间的无线电台。
无线广播进入民国上海的脚步实在是有一点的匆忙。可是，它的发展势头却相当之迅猛。至周璇走红的1936年，全国注册备案的大型广播电台已达89座。而在引领一代时尚的大都市上海，星罗棋布的小电台则不可胜数，拥有收音机的市民已经发展到了庞大的十万户以上。
这样，上海各无线电台之间，为争夺收听率，竞争便十分之剧烈了。请歌星、影星们到电台现场播唱流行歌曲，便成为各广播电台提高收听率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
1934年，数家民营电台与上海《大晚报》的副刊编辑崔万秋、记者韩平野，为了争取到更多的商业广告支持，联合组织了一次“播音歌星竞选活动”。
严华一力撺唆周璇报名参加竞选。对于这一次竞选，年轻的周璇最初是没有什么功利心的，她纯粹是抱着玩一把的心态报名参加的。
但是，《大晚报》在策划本次的竞选活动时，却显然是有过一番精心的准备。从5月2日开始，《大晚报》即在报纸的栏目上，煞有介事地开辟了“今日精彩播音节目”专栏。从这一天开始，《大晚报》每天都要公告各电台所力捧的“播音歌星”之名字，以及她们演唱的歌曲名称、具体的播唱时间，这就激起了一般民众的极大兴趣。这种活动跟前一阵子风行神州大地的“超女”、“快女”选秀活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式的竞选投标是从5月26日正式启动的，至6月14日结束，历时十八天。比赛的方式似乎比今天的竞赛方式要公平一点，由听众直接投票产生，不请那些不懂装懂的所谓评委专家在一旁唧唧歪歪地瞎点评。《大晚报》每天累加参加比赛的歌手们的实际得票数。经过最初的一番角逐混战之后，进入６月初，即形成了白虹、周璇、汪曼杰三驾马车竞标的激烈场面。
6月14日，《大晚报》歌星竞选的终极结果出来了。第一名“歌后”由白虹夺得，得票9103张；第二名是周璇，得票8876；第三名的汪曼杰，也有8854票。其时，白虹的身后，有在流行乐界颇有名气的黎锦光支持，汪曼杰也组织了自己的拉拉队。只有周璇是懵然的，她当时争取捧百代唱片封套，中央是不变的Pathe标志和雄鸡场的唯一手段便是自己的歌嗓，可周璇却出乎意料地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时，严华把报纸上周璇的名字指给她自己看。周璇一高兴，眼泪当时就流出来了。至此，周璇于上海的流行歌坛，仿佛盛夏雨后的一朵灿然如火的鲜花，开始绽放了熠熠的光芒。
在上海《大晚报》的那次歌星竞选活动之前，无论周璇曾经演唱得多么努力，她也只不过是当年众多民间业余歌手中的一员。这样的歌手，在人如云、事如雨的上海滩流行音乐界，若是遇不上恰当的时机，终归会像一朵玫瑰花的悄然开过，再回首即已零碎为纤尘。
可是，周璇却于此时遇上了她人生中的第二个好运气。她在歌星竞选活动中的脱颖而出，竟然惊动了上海滩流行音坛上的一条大鳄——“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唱片的经纪人主动找到周璇说，愿意把周璇当时正在坊间流行的《五月的风》等多首歌曲，灌制成专辑推向市场。这对于周璇后来的人生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歌坛的三大唱片公司为：“百代”（注册商标“雄鸡”）、“胜利”（注册商标“狗听喇叭”）、“大中华”（注册商标为“双鹦鹉”）。“百代”雄踞榜首，为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当时的“英国百代”（Electrical and Musical Industries，简称EMI），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流行乐坛，无疑具有左右流行音乐走势的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