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虽说是天下闻名的“亮财主”，但他并不以赚钱为唯一要务。大凡儒商，都有济世的情怀。富可敌国的乔致庸，也想立功立德，也有报国之心。
乔致庸经常说：“做生意的人，心里要装得下天下。”他实际上也做到了，而且很积极、很突出。朝廷的苛捐杂税，好，我捐，我带头捐；北洋水师需要军舰，行，我捐，我送一艘；天灾人祸，嗯，我开仓，我放粮，赈济饥贫；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一行被迫离京，避祸西安，途经山西时行宫就设在“大德通”票号，好，我馈银30万两；八国联军要进山西，我身佩捐得的朝廷二品官服，欲与大清共存亡。
但是国运衰败，江河日下，他真的很无奈，只能一声叹息。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的时期。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值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年）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年）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有1/3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
而这也正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
由于国家衰弱，列强横行，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不断，导致票号账目亏损，信誉丢失。清末前，各大官办性质银行的兴起大大排斥和打击了票号的发展。票号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更是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大盛川”这四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乔致庸希望通过票号做到“汇通天下”的梦想破灭了。他看到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的现状，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观念，从同治年间开始购置土地，大兴土木。他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
甲午战败，中国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1904年、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两银子。乔家大小都欢天喜地等着老东家分银子，老东家乔致庸却非常悲愤，他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就是帮助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我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我赚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银子被外国人拿走！”
国家都要灭亡了，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乔家大院在乔致庸的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了，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一块石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
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来，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着直接关系。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这位极端排外激进的人物，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七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的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了。
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儿，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
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最后由于是晋中地委党校，在乔家老家人的保护下安然渡过“文革”。
乔家大院结构严整，用料精细，雕梁画栋，代表了北方民居的顶尖水平，能够完整保存到今天，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