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叶澄衷又设了“义昌成五金号”。叶澄衷考虑再三，委派樊树勋任义昌成五金号的经理。
这个樊树勋，绝非等闲人物。他手段灵活，又善于结交官府，从义昌成五金号一开张，他就建议叶澄衷吸收清政府海军官僚白某的暗股入股。
白某暗中入股后，成了义昌成五金号的匿名股东之一，为了能多分红利，他当然要千方百计地让义昌成五金号多赚钱了。于是，在白某的暗中帮助下，义昌成五金号几乎成为“海军供应部”，不仅上海的海军采购军服、军需品及五金器材非义昌成莫属，就是福建等地的海军部门，也成为义昌成五金号的独占户。
有一次，江南制造局的兵工部门要买一批“火不焚板”（石棉制品白纸板），这笔生意当然又是落入义昌成五金号的手中。
义昌成五金号直接从欧洲进口的“火不焚板”每磅折合银子约三钱余，但义昌成五金号转手卖给江南制造局，每磅竟高达银子一两五钱。这让义昌成五金号稳稳地赚了一大笔。
这件事，使叶澄衷感慨万千。他从中悟到一个道理，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抵御外商的竞争，必须交结官场，提高自己的身份。赚的钱再多，没有社会地位，仍然是人微言轻，难以称雄上海滩。
主意打定，叶澄衷不惜拿出两万两银子，通过上海道的关系，向清政府捐班，得了个观察使道台衔，戴红顶花翎。义昌成五金号经理樊树勋也捐班同知衔，戴明蓝顶子、蓝翎。
从此，义昌成五金号宦海路通，业务更盛，一时冠盖云集。当时上海滩上的显赫人物，如岑春煊宫保、熊希龄督办等，经常成为叶澄衷的座上客。至此，叶澄衷不但是富豪，而且成为了上海滩上的显贵，是当时上海工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于是，一些中小资本家，钱庄业主遇到难办之事，便经常来求助于叶澄衷。这一来，为叶澄衷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事业，又打开了一重天地。
1894年是历史上风起云涌的一年。
7月，因日本侵朝，中日发生战争。清廷要求沿江沿海口岸各地，严密监视日侨间谍。
8月以来，上海市民反日爱国情绪激烈，冲击日侨企业，袭击日本商人。日本设在上海的银行停业。日驻沪领事馆降下日本旗，挂上美国星条旗，美驻沪总领事宣布代替日本领事馆的产业及业务。在中日战争中，美国成了日本的后援。
在此种形势下，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寻找了一个借口，中断了叶澄衷独家经销美孚火油的经营权。
美国人出尔反尔，使叶澄衷万分恼火。幸亏这时，英国的亚细亚火油和俄国火油源源而来，叶澄衷当机立断，改为经营英国和俄国火油，依然雄踞上海“火油董事”之宝座。
上海民众的抗日爱国浪潮，大大地激励了叶澄衷的爱国之心，他忿然不平地想，世界列强轻视中国不算，如今连小小的日本，竟然也来欺侮我们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11月2日，两江总督署向英国汇丰银行借银1000万两，用于中日战争沿海防务，其中拨给江南制造局银子40万两，专事军火生产。
叶澄衷闻讯，立刻指派可炽顺号的人长住江南制造局，一旦军火生产短缺煤、铁、铜等金属材料时，立即火速供应。
同时，叶澄衷又叫义昌成五金号经理樊树勋，设法帮助清政府向欧洲订购军火。整整一个多月，叶澄衷睡不暖衾，食不知味，跑里颠外，忙得连轴转。
12月1日，向外国订购的对日作战枪械，由德商船运到上海，后又转运到镇江，送到清军手中。
就在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时候，慈禧太后却在大肆铺张地庆贺她的60岁生日。叶澄衷的心里，真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滋味。长此以往，国衰民弱，不堪设想！
叶澄衷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甲午之战，清军惨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与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
1897年5月，我国最早建立的一家由中国人自办的银行，在上海正式营业。
盛宣怀特别指派张振勋、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这四个人担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负责经办银行业务。当然，全行大权还是由盛宣怀自己独揽。
叶澄衷是个工于心计、绝顶聪明的商人，他当然明白，虽然自己是通商银行的总董，但并无实权。按照叶澄衷的一贯经营原则，如无实权，他绝不会与人合股经营。但这次却例外，他心甘情愿地将10万两银子作为股金，投入了通商银行。
叶澄衷这样做，并非轻率决定，而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毅然采取的一个做法。叶澄衷自有叶澄衷的道理。
首先，叶澄衷觉得，通商银行是中国人开的第一家银行，要振兴民族工商业，中国人不立足于银行界不行。过去中国金融，以钱庄为主，但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上海，钱庄过于弱小，无法与大资本的银行相匹敌，承担不起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重任。一出现经济风潮，首当其冲被击垮的，便是那些虽然数量众多，却实力薄弱的钱庄。所以，投资通商银行，叶澄衷认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盛宣怀在上海实业界是个权势显赫的人物。他上通朝廷，受宠于李鸿章，连外国人也得买几分账。这样的人物，不但得罪不起，而且还应该靠拢他、利用他。最后，叶澄衷自然还有他的小算盘。既然自己身为通商银行的总董之一，那么也就是在社会上奠定了他在金融界的地位，他正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有影响的地位，发展自己在上海的金融业。
早在几年之前，叶澄衷由于经营事业的不断扩大，资金的运行和调度，便显得日益重要。于是，叶澄衷便在上海设立“大庆元票号”，以利散布于各地的顺记号的资金汇划和调剂。他还在外埠设立了多家钱庄，这些钱庄都用“叶永承号”的名义，资金多在白银万两以上。
如今，叶澄衷成了通商银行的总董，他不是正好可以利用通商银行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发展自己的钱庄吗？
叶澄衷不但善于抓住契机，而且还是个善于把计划迅速付诸行动的人。
不久，叶澄衷与许春荣在上海开设了4家钱庄。金融界称之为“四大”，即余大、瑞大、志大、承大，在上海钱庄业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叶澄衷对此并不满足，他又独资投入白银二万两，由“叶永承号”出面，开设了“升大钱庄”，委派心腹冯吕卜出任经理。
至此，叶澄衷的独资钱庄和合股钱庄，在上海的钱业界中布下了犄角阵势，相互支持，相互调剂，如鱼得水。除此之外，叶澄衷先后又在杭州开设了和庆、元大钱庄，在芜湖开设了怡大、怡庆等钱庄。
其后，叶澄衷于全国各地不断开设钱庄，竟多达108家，分布全国各地，“镇海叶家”成为当时上海实力雄厚，声名显赫的9个钱庄资本集团中的一个。在1897年这一年中，叶澄衷不但开设了多家钱庄，还与人合股开设了“协记石子行”，“顺泰木行”，并独资开办了“三元保险公司”。
1898年，叶澄衷又投资徐杰创办的福建南太武山煤矿，资本为5万元。
叶澄衷通过担任买办，从外商方面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的佃金以及其他有关费用，又自己经营了如此众多的工商、金融、运输等企业，同样源源不断地取得了巨额利润。叶澄衷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这个晚清名商在1899年逝世时，据估计资产已达白银800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