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多年的经商经验，朱葆三把小店办得红红火火。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他店里的总账房名叫顾晴川，是位精通账法的可靠人，他既是朱葆三的雇员，又是好友。顾晴川的儿子就是后来成了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其他店内的职员，都是经过朱葆三亲自严格挑选的五金好手，因此凡在慎裕五金号里工做的人，都被认为是行家里手，无形中增加了该店的信誉和影响。
就这样，“慎裕”的生意进入了兴旺发达的轨道。但才能卓越的朱葆三并不满足于眼前的小康经营。他领悟到，要在十里洋场、强手如林的大上海站稳脚跟并把事业做大，光埋头于自己那个经商的小圈子是不行的，必须编织一张有利于经商发展的关系网。
他首先把突破点选择在结交那些经营有方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清末上海著名企业家叶澄衷是朱葆三结交的一个挚友。叶澄衷比朱葆三大八岁，他的“老顺记”开业比“慎裕”早16年。与叶交往中，朱葆三从他的发迹轨道中获得了启迪。在叶的劝告和支持下，朱葆三将“慎裕”从新开河迁移到商业闹市区四马路（今福州路）13号，这所大厦是叶所置地产之一。新“慎裕”的气派和规模顿显改观，朱葆三的身份和名望也随之攀升。尔后朱葆三的经营范围逐步扩大，一跃成为申城巨贾显贵，其崛起的过程与叶澄衷极为相似。
朱葆三的另一位莫逆之交是袁树勋，此人系湖南湘潭人，曾在上海县署中任主簿。20世纪初，袁树勋在政界步步高升，先后出任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两广总督。袁树勋任苏松太道时，朱葆三忍痛割爱，将手下得力的财务总管顾晴川推荐给他，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出纳。朱葆三这一着妙棋让他后来获得一笔普通商人可望而不可即的收益。当时，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款项由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担保。朱葆三通过袁树勋身边的顾晴川，经手这笔在交付给上海口岸海关之前先由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将其拆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袁树勋上缴的利息以一般官利计算，而钱庄利息一般都高于官利。中间的差额则归于袁树勋、顾晴川和朱葆三，与此同时，朱葆三开设的“慎裕”也就成为当时上海众多钱庄要求拆款的追逐热点。每天清晨，地处福州路的“慎裕”二楼会客室高朋满座，那些钱庄“阿大先生”（经理）竞相等候朱葆三拆放头寸，“慎裕”由此成了当时掌握上海各钱庄拆放权的“领头羊”。
朱葆三长袖善舞，既与袁树勋、顾晴川共享其中的巨额经济利益，又提高了自己在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各银号和钱庄利用这笔公款经营存放业务，推动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转、流通和调剂，促进了上海工商业的发展。
朱葆三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乃至革命党人中间均有他的朋友。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上海滩尤其需要，使朱葆三在各种危难情况下能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自身的经商事业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