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逐鹿在中原。
辽阔广袤的中原大地，曾是春秋五个威猛霸主相互“掐架”，战国七个强势诸侯争相问鼎，楚汉两个“草根”头领倾力相斗，后周权臣赵匡胤黄袍加身，南宋英雄岳飞大战金兵这些威武雄壮的活剧上演的主舞台。
1948年1月前后，大半年时间里，继山东之后成为全国主战场的中原，形成了国共拉锯战的僵局。你来我往，你枪我炮，相持不下。这里聚集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陈赓、谢富治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以及奉毛泽东“分兵”急令，从山东远道而来的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毛泽东在山海关以内的精兵强将几乎都赶集一般，汇聚到了这里。
“得中原者得天下。”蒋介石的宝座得之不易，当然也不是能叫别人轻易拿走的。他毫不示弱，将自己看家护院的重兵集团先后都调了过来。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对弱势一方的毛泽东来说，绝非好事。他太需要一个办法和一个将领打破这一平衡的僵局了。
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让一支十万人的队伍南渡长江，到蒋介石的后方腹心地带“搅局”，逼迫他从中原调回二十个到三十个旅回防，以减轻中原战场的压力，打破相持不下的僵局。
至于统兵的主帅，他也有了成熟的打算，就叫曾常年在大江南北出没的粟裕担任。
尽管附和者不少，陈毅还为此豪情满怀，诗兴大发，热情洋溢地写了“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篇，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与当年在井冈山被毛泽东暗讽为“八面美人”的时候不可同日而语，粟裕却别出心裁，另有高招，并坚持三次“斗胆”直谏，最后使他的计划“下马”，无疾而终。
“宰相肚里能撑船”，何况自己是“皇帝”？这回毛泽东不但没有恼怒，相反有李世民“天下英才入我彀中”的欣喜。
1948年5月，毛泽东在采纳粟裕“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办法后，又干了一件爽快事（当然还是留了尾巴，没有坚持去掉粟裕的“代”字），将陈毅调往中原野战军，干脆叫粟裕做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为保证粟裕的一把手地位，强化他的绝对权威，“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如同粟裕在孟良崮令举世震惊，吃掉蒋介石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一样，毛泽东希望粟裕搞掉另一王牌主力邱清泉的第五军。毛泽东同时还叫粟裕做了华东野战军的代政委。
这是粟裕负责华野战役指挥近两年后，毛泽东对他的又一次大胆提拔。尽管古人有“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的提醒，但毛泽东有自己的辩证法，如果临阵换将利大于弊，又有何不可？
他相信这个与众不同、敢犯“龙颜”直谏的粟裕。
粟裕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方面军统帅，全面掌管一支全国兵力第二的野战军。
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前进半步，上升到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打仗的能力已没人怀疑了。但做一个野战军的政委，他有这个能耐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其实，粟裕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只是因为过于强势的军事能力，掩盖了他同样杰出的政工才干，从而给了人们一个“不善政治”的虚假印象。
他的老部下、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就说，粟裕“从士兵到大将，从基层到统帅部，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做过军事工作，也做过政治工作，并兼过地方党的领导工作，有坚实的全面的实践基础”。
粟裕的政工之路，由来已久。
如果说陈毅是“将军本色是诗人”，那么粟裕则是“将军本色是政工”。
他当年一走进叶挺的教导队，就做了兵头将尾的班长，但“仕途”的真正起步，却是政工干部——连指导员。
1927年10月底，朱德、陈毅在江西大庾整编南昌起义仅存的“硕果”，共有九个连队，粟裕从班长被直接“提干”，升为五连指导员。
这个时候，“政治工作是军队生命线”的理念还只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当年北伐军里夸夸其谈的政工干部形象却“深入人心”，被描述为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
南昌起义余部来源于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北伐，自然也对政工干部有些看不上眼。
陈毅这个半路赶上队伍的中级政工干部，就被称为“摆样子、卖嘴皮子、卖狗皮膏药的”。士兵们奔走相告地说：“现在他来卖狗皮膏药，不听他的。”陈毅也回忆：“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黄埔军校出身的连长林彪，还颇为“好心”劝陈毅：“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年长林彪六岁，跨过的桥比他走过的路多，到底见过世面，经过风浪，予以严辞拒绝，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
粟裕这个“小政工”，也同样经受了考验，义无反顾地选择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并做了红四军二十八团的五连党代表，继续干老本行。
毛泽东极有眼光地坚持把红军的“支部建在连上”，从而使中共牢牢控制了军队的领导权。粟裕则是红四军里不折不扣的基层执行者。
他曾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一个赌博上瘾的通信员引上了正道。因此，他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到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后来回忆说：“对待自己的同志，舌头比拳头还灵啊！”
“革命干部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革命干部一片瓦，哪里需要哪里码。”此后，时而连长，时而党代表，粟裕被当做一个能文能武的基层干部，在井冈山最早的这支部队里，受到了相当的器重。尽管这种不稳定的平级职务影响了他的升迁，没有像几乎在同一起跑线的纯粹军事干部林彪那样火箭式飙升。
浙南三年游击战时期，粟裕与中共中央失去了一切联系，身上仅有的上级文件，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新苏区”等宣传用的“软炸弹”。
他因时而变，在根据地采取了“减租减息”的办法。
这种“减租减息”是在红军干部主持下，地主与佃农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对等谈判，谈出一个“互惠互利”，双方都能接受的减租减息方案。
不只如此，即使是对根据地周边早年必须彻底打倒，并踩上一脚的恶霸地主，粟裕也改弦更辙，仅仅适当征收一些“抗日爱国捐”。
因此，他的挺进师成了难得一见的“王者之师”，不仅赢得了下层老百姓“箪食壶浆”的拥护，也使开明士绅能理解、同情与支持，从而巩固与发展了蒋介石后院里的这块根据地。
“减租减息”虽然不新鲜，早就为孙中山所提倡，后在抗战期间又为毛泽东大力推行。但在红军队伍里，粟裕是第一个在日本入侵、国难当头的时候，实行这一办法的中共将领，足见其“与时俱进”的政治眼光与能力。
抗战时期的1941年后，粟裕做了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开始独当一面，党政军担子一肩挑。
这是他政工才能与军事指挥艺术相得益彰、齐头并进发展时期。
政治工作是看不见的“软件”，自然没有真枪实弹来得那么痛快，成效也没有那么明显。因此，尽管新四军同样“支部建在了连上”，那些喜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干一场的猛将们，很感到有些婆婆妈妈，极不爽快，不时轻视甚至忽略政治工作。
有的军事将领不大把“耍嘴皮子”的政委搭档放在眼里。比如工作报告就不署政委名字，有些供给部门还擅自规定政委没有经济权。
粟裕获悉后，十分生气，找来这些“莽汉”们，给了一顿狠批，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只有切实加强政委制度，才能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权。”
但他也注意到了政工干部本身的不足。
“打铁还须自身硬。”粟裕指出了他们“不能打铁”的许多问题：“有的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威信不高，是由于工作不深入，不能帮助下层解决问题，影响了政治工作的开展。”
他告诫说，这些都应加以纠正，才能“其身正，不令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