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决战，对蒋介石来说，是一场最后的超级豪赌。结局却如此不幸，赖以起家、生存的王牌老本丧失殆尽，“数十年纠合之四方精锐”毁于一旦。他从此只有挨打的份，再无还手之力了。
他还有一个明智的选择：逃，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南京、杭州、上海、福州，这些曾经流连忘返的温柔富贵之乡，物华天宝之地，只有忍痛“弃之如敝屣”，像破鞋一样丢掉。
急急忙忙跨过海峡，站在台湾这座孤悬海外的岛屿上，他才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也庆幸自己到底跑得比兔子还快。
回头遥望大陆与故乡，信奉基督教的他在祈祷，上帝啊，你就让毛泽东放我一马吧。
毛泽东却在悠闲地阅读《农夫和蛇》的伊索寓言，毫不留情地号令麾下三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于是，粟裕和他的第三野战军一路穷追猛打，很快就赶到了台湾海峡边上。
打蛇不死三分罪。台湾当然不能成为蒋介石的“复兴基地”，让其“死灰复燃”，毛泽东早就在考虑如何“解放”台湾。
台湾是华东战区的一部分，粟裕是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理所当然成了台湾战役主帅。毛泽东任命其担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全权负责这“国内战争中最重要和最后的一次战役”。
他给粟裕攻下台湾的期限是：“准备在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渡海作战，尤其是数十万人马的大兵团渡海，直捣蒋介石拼了老命也要严防死守的最后落脚点，对包括粟裕在内的所有中共将领而言，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虽然任务重，难度大，时间紧，但是粟裕仍然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准备。
1949年11月，粟裕以主任身份，召开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第一次总会，并谈了对台工作的几点意见。
他一口气说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台湾情况的估计和认识；二是对台湾各政治团体、派系的政策；三是对台湾宣传方针；四是策反工作与政策。
这自然不仅仅是意见，而是他深思熟虑后一个攻台的纲领性文件。
曾是“陆地之虎”、“常胜将军”的他，看到了渡海作战的严重性，认为人多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相反，还会增加自己的困难。“隔海作战，使我们英雄无用武之地，过去可以以多胜少，以数量代替质量，现在也不行，应该用技术。用数量代替质量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他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指出要以科学的计算，实行三军协同作战。此后，他开始重点研究现代化条件下陆海空三军配合作战的新战法。
这年12月，粟裕在南京召开三野各军参谋长座谈会，研究陆海空联合作战条件下的参谋工作。
次年5月，他还组织了华东军区团以上参谋长和参谋学习陆海空联合作战，邀请比较在行的苏联军事顾问讲课。
他自己也做了《学习现代化联合作战》的讲话，指出学习现代化作战指挥，要掌握新、速、效、协。新，就是用新的战法来对付敌人；速，就是加强部队的机动性，掌握机械化装备；效，就是充分发挥武器的可能，射击要准确，威力要大；协，就是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发挥部队的整体威力。
光有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方法当然不行，还得有作战的本钱：海军和空军。
华东海军可以说是粟裕亲手创立的，早在苏北海防团时期就开始有意识的经营了。1949年11月，粟裕在原来海军部队的基础上，新组建了华东海军两个大队。不久，又新建了三个。
华东空军比海军组建还早一个月，1949年3月就有了，但本钱有限，规模较小。粟裕极有远见地指令华东空军同时培养三套指挥人员，为以后的发展壮大做准备。奉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电令，他还将起义的蒋介石伞兵第三团作为了华东伞兵部队的基础，以“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这些“硬件、软件”准备的成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在1949年8月2日致电粟裕：“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
毛泽东也意识到海空军成为了台湾战役取胜的关键，因此将早先给粟裕的攻台期限予以推迟，“必须推迟到我方海空军（特别是空军）条件充分具备之时”。这就给了粟裕较为宽裕的作战准备时间。
这时候，蒋介石在台湾的军队已今非昔比，由过去的四百万缩水为五十多万。美国总统杜鲁门还在1950年1月落井下石，公开表示不再支持蒋介石：“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
在这一态势下，粟裕决定投入五十万人攻台，即将三野全军除剿匪和警备地方的部队外，其余十二个军的主力全部参战。
这样一来，台湾海峡以外的漫长华东海岸就有些顾及不到了。为防万一，他还向毛泽东建议：“请四野以一个军移驻苏州，请华北一个军移驻山东，以策应海防。”
这一作战计划在1950年3月11日上报毛泽东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蒋介石当然感觉到了粟裕咄咄逼人的攻势。在粟裕调集二十万人，即将发起舟山战役，作为攻台实战演习的时候，他突然明白过来，不再硬充寸土必争的“好汉”，忍痛将舟山守军撤退，集中兵力固守最后的江山——台湾。
几乎与此同时，海南岛的薛岳也放弃他的“伯陵防线”，虚晃一枪，绝大部分人马撤到了台湾。
其他地方的“鸭子”都被赶到了台湾，使这里的守军增加了一倍，达到四十万人。而粟裕的攻台部队，能直接战斗的其实只有三十万到三十八万人，其余都是后勤部队。
虽然中共军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军，但“豆腐渣也会撑死老母猪”，台湾守军大大多于攻台部队，当然不是好事。
因此，粟裕除清醒意识到“将使我攻台的作战准备更加困难，更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外，又向毛泽东建议：“如能从其他野战军抽出三至四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
自己一个野战军的兵力还不够，粟裕似乎又在学“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要求统率其他野战军的人马。
当年秦始皇曾问小将李信与老将王翦，如果要灭掉楚国，需要多少人马？血气方刚的李信表示二十万就行，老成持重的王翦则说非六十万不可。
秦始皇由此认定“王将军老矣，何怯也”，只派李信带二十万人伐楚，结果大败而归，最终不得不重新起用王翦。
这次攻台战役正如粟裕所说的，“是中国战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最大的近代化作战的战役”。毛泽东也极为慎重，因此没有秦始皇当年的犹豫，更未怀疑粟裕的胆量，当即调集其他野战军四个军配属粟裕参战。
不仅如此，当粟裕后来考虑到有其他野战军参战，请中央派久负盛名的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或四野司令员林彪来主持台湾战役时，毛泽东出于对粟裕军事才能的信任，仍然决定由他负责攻台作战。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毛泽东当然也懂。为防患于未然，他还决定，在大陆内地，以林彪的四野十三兵团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并从彭德怀的一野抽出十九兵团，作为中央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这就是说，如果攻台战役实现，并且出现计划以外的突发情况，十三兵团与十九兵团作为预备队和机动力量，都有可能在粟裕的指挥下作战。
虽然后来这一战役没打成，但毛泽东很快又将十三、十九兵团以及粟裕攻台的主力九兵团组建为东北边防军，并任命粟裕担任司令员，准备抗美援朝，也就顺理成章了。
台湾距大陆大约八十海里到一百二十海里。跨海作战，“实际困难为过海”，足够的海空军力量是攻台必备的前提条件。
因此，在粟裕做攻台准备的时候，最高统帅部也没有袖手旁观，正在强化海空军建设。正如粟裕1949年12月鼓励部下时所说的：“打台湾不仅华东要全力支持，中央也会组织其他力量来支持我们。”
为增加攻台作战的运载能力，毛泽东在1950年访苏联期间，两次签订了海军装备订货协定，总金额达一亿五千多万美元。
社会主义的好东西拿来了，资本主义的好东西能搞到的当然也要。中央又从香港购买了旧船四十八艘，共两万五千吨；还向英国商人定购了两艘排水量达七千吨的巡洋舰，五艘护航驱逐舰、四艘扫雷舰。
有了这些宝贝东西，红色海军开始像模像样了，总人数达到三万八千人，各种舰艇九十二艘、舰炮三百零九门。
红色空军的条件要更好一些，早在1949年10月就已初具规模，有航空人员两千九百三十八人，各种飞机一百五十九架。
为获取攻台战役的制空权，中央还不断向老大哥苏联定购各型飞机，到1950年2月，总计购买了五百八十六架。
有了飞机，还得有驾驶飞机的人。
这当然不能进口了，那就自己从速培养。
毛泽东在1949年10月批准创办了七所航校。七个月后，第一批速成学员毕业，其中包括八十九名飞行学员、二十名空中领航员、五百六十七名地勤学员。
不久，空军第四混成旅与陆战第一旅，相继在三野总部驻地南京以及上海成立。中国红色空军有了第一支航空兵和第一支空降部队，共五千余人。
在极短的时间内，海空军建设就取得如此巨大成果，这在世界海空军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如果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突然横插一杠，介入台湾，那么粟裕攻台作战时，在台湾海峡取得对蒋介石海空军的相对优势是完全可能的。
1950年6月，粟裕参加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他奉命详细汇报了攻台的各项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他侃侃而谈，初步分析可以在台湾岛的三个方向使用兵力：
其一即以强大之兵团从西海岸强行登陆，如登陆成功则大兵团及特种部队易于展开及发挥效力，但敌人防御较严，必须经过剧烈战斗才能成功。
其二则以精干之山岳兵团从东海岸登陆先占东海岸山区后，居高临下向西发展，腰斩台湾，此着较西海岸登陆较易成功也不致遭敌人强烈抵抗，但兵团陷于山区不易发挥我军现有各种武器之效能。
其三则以跳伞部队降于敌人后方，这种挖心战术出敌不意，对敌震撼作用亦大，但数量太少和与正面主攻部队配合不好，则有被敌歼灭的危险。
在与会的中央“大老”们赞许的眼光里，粟裕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这三个均同时进行登陆，则只要一方成功，其他两方亦可随之奏效。”
粟裕的信心，当然就是蒋介石不祥的“凶兆”。
这时候，是蒋介石与他的小朝廷最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
面对海峡彼岸粟裕大军气吞万里的攻势准备，曾不可一世的“党国”要员们早没了“与台湾共存亡”的信念，“大限来时各自飞”，纷纷各显神通，自找门路，逃往海外，越远越好。
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掌门人孔祥熙跑到南美，做起了橡胶园的小老板；宋家掌门人宋子文则到美国当了百无聊赖的寓公；原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老先生，在印尼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员的饭碗；蒋介石本人也不例外，悄悄收拾金银细软，准备到菲律宾政治避难，了此余生。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粟裕准备攻台，成就不朽殊勋的时候，这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两天后，美国派其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粟裕的大军渡海。
在突如其来的变故前，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推迟攻台战役，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向东北，粟裕连同他的主攻部队九兵团也被安排北上。
“天不灭曹”，蒋介石得救了。
粟裕却留下了终身遗憾，未能攻下台湾，成为他一生未了的心愿。
多年后，他的长子粟戎生回忆说，解放后，父亲一直盯着台湾地图出神，望图长思。
粟裕在等待，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等待毛泽东重新让他披挂上马，挂帅攻台，“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耳！”正如他1957年7月22日报送中央军委并获批准实施的《执行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所设想的：“打击蒋（介石）海军和空军，确保我华南国际海上运输之安全；有步骤地攻占沿海敌占岛屿；在我海、空军充分发展和准备后，争取在国际情况对我有利条件下解放台湾。”
但英雄老去，机会未来。
与粟裕一般最感遗憾的还有毛泽东。
他临终前三个月的1976年6月，与接班人华国锋说起自己一生做的两件事，其中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这几个海岛自然指的是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虽然毛泽东说别人在叽叽喳喳，但其实自己一刻也不曾忘记台湾。除了那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家喻户晓的名言外，他“文革”中对粟裕的保护，也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当年北京街头出现“打倒粟裕”的大字报，毛泽东知道后，连夜给林彪电话，说：“解放台湾，你不行，我也不行，还得靠粟裕！”
第二天，所有关于粟裕的大字报便都不见了。
被毛泽东当做最后“杀手锏”的粟裕，也因此成为“文革”惊涛骇浪中，极少数有惊无险的高级将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