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走出湘西，如果也有些许遗憾的话，那便是与黄埔军校无缘。萧劲光就不无惋惜地说粟裕，“没有特殊的际遇，也从未有机会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
黄埔军校是一个经典神话。
尽管“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但英雄不死，遗风流韵宛在。大概后来的年轻人读罢这段历史，都会有一个血脉喷张的念头：要是还有个黄埔军校，我必定第一个报名，千山万水、刀山火海我也去！
黄埔军校和一个人的突然横空出世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人，曾和你我一样，东支西绌，穷困潦倒，揣着日本士官学校的“海龟”文凭，却屡屡碰壁，报国无门；上海滩里只好和青帮混混们呼卢唤酒，寻花问柳；交易所中还与陈果夫几个老哥们做过一夜暴富，有房有车有美人的好梦。
虽然运去英雄不自由，但时来天地皆同力。
没几年，他家的祖坟似乎突然“冒起浓烟”，发达起来。他以一所黄埔军校创建国民革命军，以一支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和“不治产业，好酒及色”的流氓皇帝刘邦一样，他也从近乎无赖起家，置下了一份无人匹敌的“天子”产业。不过，刘邦有个乡下的老爸可以炫耀：“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他却因做小盐铺老板的老爸死得早，永远没有了这样的好机会。
这个人，就是海峡两边有着截然相反定论的蒋介石。
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实际只是借用前一句来夸张，说人的本性不容易改变而已，骨子里到底还是认定“改朝换代”绝非易事。
但蒋介石从1924年做黄埔军校校长起，到1928年统一中国，只花了短短四年时间。“其兴也勃焉”，与后来毛泽东“艰苦卓绝”弄了二十二年才拿下大陆比，似乎的确“江山易改”，称得上是一个改朝换代“暴发户”的样板（当然并非唯一）。
校长做了“天子”，学生自然也水涨船高，鸡犬飞升，成了“天子门生”。
黄埔军校前四期的“天子门生”们，大多成了蒋介石鞍前马后的枭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还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共一方赫赫有名的将领，譬如徐向前、林彪、左权、陈赓、刘志丹、曾中生等“牛”人。
但这所军校虽与美国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英国皇家军官学校齐名，实际却不过是军官速成初级学校。学期多则一年，短的才区区几个月，期间还包括中途被迫抛开书本，去搞“离校打仗。譬如一期学兵们就曾投笔东征，长达两个月社会实践活动”——之久。
这些学兵们后来的荣达，主要还是风云际会、因时而起的历史潮流使然。
号称“红军之鹰”的林彪，就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兵，大约只学了六个月，便开始“上岗”，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三连，担任见习排长。他的全部军校学识，也仅初步接触了《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课程以及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而已。
这些课程和训练，在叶挺独立团扩编升级而成的二十四师教导队几乎都有，时常前来做报告、授课的周恩来、恽代英，就曾是黄埔军校“大师”级的教官。
因此，这支中共当时唯一正规武装的教导队，被称为中共领导的军官学校。
1927年5月，没有机遇进入黄埔军校的粟裕，在参加常德二师学潮遭通缉，被迫中途辍学，一路昼伏夜行逃到武昌后，进入了二十四师教导队，有幸成为这所“军校”的一名学兵，并做了兵头将尾的班长，开始了自己“学万人敌”的经历。教导队的驻地也十分正规，不输于清雅宁静的黄埔岛。驻地位于武昌宾阳门外，原来是一所大学的校园，环境清幽，场地开阔。
教导队共有一千余名学兵，清一色的中共党团员。“古来征战几人回”，二十二年后，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时，学兵们却已大多倒下，血洒疆场，所剩无几。
对这所“军校”，中共颇有见识的高层格外重视，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都异乎寻常的严格。
一般军队或军校都是每天“三操两讲”，教导队却是“四操三讲”。
“四操”是：早晨一次跑步，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课目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
“三讲”是：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小时点名训话，实际上也是政治课或军人修养课。
或许，从这些课程里，似乎也可以找到后来李默庵、张灵甫、王耀武、邱清泉、杜聿明等不少黄埔军校学兵，三三两两先后成为教导队学兵粟裕手下败将甚至阶下囚的一个原因。
每当清晨起床号一响，“枕戈待旦”的教导队学兵们，必须神速跳下床铺，穿衣、洗漱，整理内务。
随后便是十公里的例行长跑，目标是抢占校园外一座百多公尺的山头。抵达终点时，学兵们按先后次序站队，最后一名站在排尾。队长不表扬也不批评，但众目睽睽之下，后到者的尴尬与愧疚之感，自然可想而知。
黄埔军校也有围绕黄埔岛公路晨跑的操练惯例。绕岛一周，大约有十五公里。林彪曾因体质较弱，在跑步时突然栽倒，整齐的队形顿时被打乱，在教育长邓演达面前着实出了一回洋相。
粟裕早在老家就有过有意识的长跑训练，教导队这一操练项目，自然是小菜一碟，难不倒他了。跑步完毕，休息五分钟后，学兵们重新集合，在队长带领下再一口气跑回营区，直接到饭堂进餐。吃饭的时间也是定死的五分钟。
“当兵吃粮”，一般的士兵就为了填饱肚子才当兵。但教导队生活十分清苦，填饱肚皮也不容易。教官们偏偏还别出心裁，故意在饭里掺杂谷粒、沙子。
这五分钟的吃饭时间，谁也顾不上细嚼慢咽，享受“主”的恩赐，更无法“慢工出细活”，慢条斯理拣出沙子后，才痛痛快快吃上一口。
粟裕也就练出了吃饭的“绝活”：速战速决，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极少推杯换盏、温文尔雅的时候。即便到了晚年，因“廉颇老矣”，胃肠不好，早已不能重提当年之“勇”，但他一顿饭吃下来，也不过十来分钟。
早饭后就是军事训练。
教官对学兵要求也近乎苛刻，严厉的程度，大概传说中的黑脸包公乃至国家级特种兵训练也不过如此。一个动作不达标，就必须重做十几次，直到完全合格才能开始下一个。有时候，一个排乃至一个连都重复做一个动作，直到全部整齐划一为止。
炎炎夏日的武汉素称“火炉”，教导队开学恰巧在夏天，教官们却无任何“以人为本”的理念，不管骄阳似火，酷暑难耐，照常出操。有时还“火中浇油”，命令学兵们脱下帽子，光着脑门在烈日下暴晒。长官训话时，学兵们必须肃静立正，即便虫子叮咬出血泡，也不准有丝毫晃动。
这种几近残酷的“魔鬼训练”，令一些人感觉到了无法超越的极限，打起了退堂鼓，想方设法先后离开了教导队，做了退出人生与历史舞台的逃兵。多年后，他们也就只能在回忆里苦涩地设想，如果当年不走，便能和谁平起平坐，是某某级别的开国元勋了。
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是阳光下闪烁的足赤真金。
粟裕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个。当年的私塾先生虽然还没来得及教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道理，但他也咬着牙坚持下来，而且有意识地把清苦生活和严格操课，当做磨炼自己的最好机会。
与黄埔军校一样，教导队还强化政治教育，不断有高级别的领导人来这里授课。
周恩来曾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到教导队讲课可谓驾轻就熟。他对斗争前途的信心，也一直强烈地感染着粟裕和同窗们。
他曾爽朗地询问，你们都是些学生，怕不怕苦？现在这样严格的军事生活，吃得消吗？
得到大家齐整的肯定回答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学会打仗，用革命的军队去战胜反革命的军队，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周恩来的话说到了粟裕的心坎里，在老家“一人敌”的侠客梦破灭后，他就想出来搞武装和学打仗。他为自己能到教导队学习感到庆幸与振奋。
曾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被蒋介石认定为“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上课十分幽默，妙语连珠，学兵们常常听得笑声不断，成为清苦“军校”生活里难得的一大享受。
有一次，一支部队奉命出师，征讨与工农运动作对的夏斗寅部，不想出师不利，失败而归，羞赧之余，还遭到教导队一些学兵“不会打仗”的嘲讽。
恽代英听说后，赶到课堂上，高瞻远瞩地对学兵们说：“我看他们是演习了一次退却。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
恽代英这位中共早期重要的活动家，因为牺牲过早，历史没有给他在军事上展示才气的机会。但他在教导队“打仗总是要在战争中才能学会的”论断，一直深深影响粟裕，成为粟裕后来战胜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毕业生将领，并且不断击败、活捉他们的奥秘之一。
二十四师师长叶挺是北伐虎将，早享盛名，威震天下。多年后，粟裕还一直记得这个同学们传诵一时的故事：在夏斗寅部进攻武汉，离武昌仅二十公里时，因该部炮火猛烈，二十四师尽管有参谋长亲自督战，也抵抗不住，纷纷后退。
危如累卵之时，忽然一个消息传遍战场：“叶挺师长到了！”
将士们人人一震，立即止住退却的脚步，掉转身子，向夏斗寅部奋勇冲杀。
一个原本受点轻伤就躺在担架上，哼哼唧唧要下火线的营长，一听叶挺到了，赶忙跳下担架，拔出手枪朝敌人冲去。
于是，夏斗寅唾手可得的胜利与即将写好的捷报，转眼间化为泡影，他只得先留“青山”，率部落荒而逃。
叶挺的虎威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教导队的最高长官，自然是常来讲课的又一重量级人物。他有典型的军人气派，军容严整，不怒自威；讲话也严肃，干脆利落，成为粟裕日后军旅生涯的楷模。
“重整山河待后生。”为使学兵们知晓肩上责任的重大，教官们更十分注重思想教育。
一次政治课上，教官突然问道：“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这似乎是一个不需医院出具证明的弱智问题，活着多好，谁愿意死？一名学兵站起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死更难受！”
教官扫了全场一眼，见大家似乎都很认同，严肃地说：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呢？”粟裕久久回味着教官的话，受益终身。直到老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一幕“卫公问对”的场景。
教导队还有新型军校的特点：官兵平等。尽管训练和管理很严格，但因为没有军阀部队家常便饭似的野蛮体罚，上下左右关系比较融洽。
学习中的粟裕心情十分舒畅，很快习惯了军旅生活。
一个月下来，他的身体更加结实，脸色黑里透红，四肢尽是鼓鼓的肌肉，与健美运动员有得一比，走起路来虎虎生威。他已从一介文弱的白面书生，成为一个可以迎接任何严酷战斗的现代军人。
因为表现突出，这年6月，粟裕从共青团员（常德二师时加入）转为中共党员。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的“帅哥”领袖汪精卫，比翻书还快地突然翻脸，继南京蒋介石之后，向多年同一战壕的战友中共，举起了寒光闪闪的屠刀。
武昌城外蒸蒸日上、逐渐声名在外的教导队，自然也成为汪精卫夜不成寐的心腹之患。因此，他朝思暮想地打起了“狼吃小羊”的主意，想收缴这支不可小视的生力军的手中枪。
但天不假其便，他下手迟了一步。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和蒋介石、汪精卫唱武装“对台戏”，在江西南昌举行暴动。教导队随即奉命跟叶挺一起，离开危机四伏的武汉，向南昌集中。
粟裕就此提前“毕业”，结束了两个余月充实的“黄埔军校”生活。他带着这张汗渍斑斑的“上岗”证，开始走进血与火的新的校园——“青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