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第一所“青山大学”，是江西的井冈山。
近代中国史上最“牛”的山，当然不是颇有盛名的珠穆朗玛峰，而是这座一草一木都曾化作锐利刀枪的井冈山。
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的井冈山，千百年来却似乎“养在深闺人未识”，默默无闻，顾影自怜。直到有一天“井冈山上太阳升，太阳就是毛泽东”，才终于闻名遐迩，“牛气”冲天，成为普天之下再难逾越的高峰。
陆定一赞叹说：“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井冈山刚柔相济的山林，见证了一代风云人物走进历史的脚步。因此，感恩井冈山的人不少。
但对它有着分外独特情感的人，还是非由此白手起家，开始叱咤风云、吞吐宇内人生的毛泽东莫属。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对身为国防部长却上万言书指责“大跃进”，有军人干政之嫌的彭德怀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到井冈山上找红军去！
无独有偶。大致相同的话，在十二年后的“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毛泽东又重复了一次。他不屑地对总参谋长黄永胜说：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
红军是什么？是浩瀚大海前身的小溪；是参天大树幼时的弱苗；也是亿万富翁早年的地摊。
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前一年，毛泽东忽然“老夫聊发少年狂”，特意沿当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站在“弹洞前村壁”的黄洋界上，他还“怀逸兴，壮思飞”，慷慨赋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一非同寻常的举措，似乎可以稍稍窥见毛泽东准备再展神威，发动“文革”，重来一次全新革命的初衷。
“文革”尽管如期发动，但这事“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有了一生少有的挫折感后，毛泽东对江青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重上井冈山，重新领导红军搞第二次革命！”
在他隐秘的内心深处，井冈山已不再是南方一座满目苍松翠竹的普通山林，似乎早已幻化成个人与国家的祥瑞之地，是溪流的细浪必然掀翻豪华巨舶的信心，也是胜利的红旗必然插上敌人堡垒的保证。
毛泽东对林彪、罗荣桓格外信任，总将红四军及其发展而来的红一军团、一一五师和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都交给他们两人掌管。即便他们或伤或病，需要离职休息疗养时，毛泽东也绝不假手他人，必定留下他们中的一个在部队领军。
1938年，林彪阴沟里翻船，遭友军小兵误伤，不得不去苏联就医，毛泽东便让罗荣桓担任代师长，全盘统领一一五师；1946年7月后，一年多时间里，罗荣桓到苏联治疗肾肿瘤，毛泽东就让林彪一个人军政全兼，统领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野战军）。
而当林彪离开部队，在延安休养的1943年1月后，罗荣桓肾脏病变，时常尿血，向毛泽东恳切提出准许“休养半年”时，毛泽东却回电坚决地说“暂时很难休息”。他还格外“加恩”，提升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
罗荣桓便只好勉为其难，继续“横戈马上”，一直带病苦苦支撑数年，成为后来英年早逝，年仅六十一岁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到1945年6月，毛泽东见罗荣桓依旧尿血不止，已有性命之忧，才电告他“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准备让林彪前来替换他的班。
这除了林彪、罗荣桓两人的过人才干外，自然还基于他们备受毛泽东的信任，是井冈山上的老人马；红四军及其发展而来的主力部队之源，也正是井冈山。
“文革”中，毛泽东有一回对上将陈士榘说：“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历史巨人似乎也不能免俗。因为来自井冈山，毛泽东表达了对陈士榘的由衷信赖。
粟裕因有十七年不曾和毛泽东见面，没有达到以上诸人所受信任的程度。但因为他们曾有一座共同的山，是井冈山的老人马，一起吃过红米饭，喝过南瓜汤，解放战争里，粟裕也还是受到了毛泽东相当的信任和器重。
“九一三”后的1972年1月，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时，稠人广众之中，拉着与自己一样垂垂老矣的粟裕的双手，不无伤感地说：“井冈山的老人不多了！”
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至少有四分涵义：
一分悼念逝者陈毅；一分慰藉生者粟裕；一分痛惜于平生最为信任的林彪自我毁灭；还有一分则是自怜自叹。
这四个人都连着一座井冈山。如今战友凋零，英雄迟暮，毛泽东孤寂落寞之情溢于言表，令人无限感慨。
和林彪、陈毅一样，粟裕军旅生涯的成熟，就源于井冈山这所“青山大学”里“跟着毛泽东、朱德学打仗”。
1927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赶赴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这时候的粟裕，就站在朱德的队伍里，傻傻地微笑，一脸激动地看着朱毛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他随二十四师教导队参加南昌起义后，一路跟随朱德辗转上了井冈山，担任叶挺独立团主力组成的红二十八团五连党代表（林彪时为一营营长，罗荣桓则为秋收起义余部编成的三十一团八连党代表）。
从此，井冈山也成了他的“幸运星”，他一生的命运也和朱毛连在了一起。
1928年6月，蒋介石从湖南、江西两省各抽调五个团的兵力，分两路第四次“进剿”井冈山。湖南吴尚五个团由茶陵推向宁冈，江西杨池生、杨如轩的五个团，则由吉安推向永新。
这不过是“分进合击”的老套路，毛泽东、朱德早已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了，有的是办法。他们指挥红四军沉着应战。
因湖南吴尚部战斗力较强，惯于“欺软怕硬”的他们决定采取守势，将主力集中起来，准备攻打战斗力较弱的杨池生、杨如轩。
红四军主力于是按毛泽东、朱德的部署，一枪不放，主动撤出了永新县城，退到位于井冈山中心的宁冈。同时，毛泽东、朱德打算控制杨池生、杨如轩进攻的必经之路新、老七溪岭，等待机会予以痛歼。
粟裕此时改行做了军事干部，担任二十八团的连长。红四军军长朱德命通信员火速找来粟裕。当然，不是叫他来和自己一起用著名的“朱德的扁担”挑粮食，而是告诉他严峻的敌情，并亲自交给他一个任务：控制老七溪岭。
粟裕知道有大仗打了，十分兴奋，当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但当他带全连跑步迂回，气喘吁吁赶到老七溪岭时，却发现杨池生、杨如轩的右路先头部队已“先到为君”，抢先一步，占领了该地制高点。
这时，山头上“两杨”的云南兵们大概过足了鸦片瘾，正气宇轩昂，洋洋得意，站在制高点上“观山景”，似乎也在嘲弄粟裕和他的红军。
老七溪岭山峦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粟裕知道，若完不成朱德当面交给的任务，控制不了该地，将给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带来巨大损失。
他立即组织部队攻击，尽管红军战士们前仆后继，但不利的地形和缺乏重武器，使他们从早上打到中午，多次“刀枪扑去争山顶”，都铩羽而归，未能成功。
强攻不行，粟裕考虑还得智取。
半天激战后，双方都十分疲劳，体力用到了极限。红军冲锋的枪声一停，山头的云南兵就同到了久盼的周末一般，马上松懈下来，一个个横七竖八歪倒在地，猛吸鸦片，准备补充“能量”。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粟裕立即令部队隐蔽接近山头，突然发起攻击。此举出其不意，瞬间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御阵地。
粟裕身先士卒，冲在连队的最前面，以矫健而神速的动作跨上了制高点。他稍稍定了定神，回头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自己身后只跟上来九个战士，其他人还远远落在后面，而四周全是黑压压的国军。
这回可是将自己送进狼群了！继续冲过去，敌众我寡，无异于以身饲虎；但退下山去，等于又一次进攻失败。
粟裕紧张地思考着。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粟裕没有再犹豫，当即把九个人分成两组：六人牢牢控制制高点，接应后续人马；自己亲自带三个人，越过山顶，继续猛打惊慌失措的国军。
翻过一个山坳，粟裕发现有一百多名国民党兵猬集在一起，慌不择路，准备逃窜。他立即冲过去挡在前头，以当年长板桥前张飞的气概大声怒吼：“放下枪，你们被俘虏了！”
留在制高点的人中恰巧有个司号员，见此情景，灵机一动，连忙上前几步，鼓起腮帮，使劲吹起了冲锋号。另一个战士也十分灵泛，不断地挥动红旗，似乎在给大队人马指示攻击方向。
这股国民党兵一时呆了，不知上来了多少红军，后面又还有多少人马，多年“拼搏疆场”、劫后余生的经验告诉他们，“好死不如赖活着”，兴许祖宗显灵，还可以优待回家，就能躺在床上舒舒服服抽大烟了，于是都纷纷“积极配合”，老老实实放下了手中的枪。
粟裕十分机警，先命令把枪机卸下，才叫他们“帮忙”打扫战场，背着各自的枪下山。四个人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识，一下子捉了上百名俘虏。
国民党兵被粟裕的勇气完全镇住了，无人敢有丝毫乱说乱动，乖乖走向俘虏收容所，成为粟裕的“战利品”。
控制了这一制高点后，毛泽东、朱德的反“围剿”大获全胜，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四军主力乘战胜之威，一路穷追猛打惊弓之鸟一般的云南兵，收复了才丢失几天的永新县城。
红四军官兵有着节日般的喜悦，军中很快就传唱起两句顺口溜：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指杨池生、杨如轩）’。”这一仗中立下大功的粟裕，因为精彩的指挥和勇猛的战术，被军长朱德夸奖为“青年战术家”。
这一美名，连同期最“牛”的青年将领林彪也不曾有过。因此，美名迅速在井冈山上传开，成为将士们茶余饭后、战斗间隙的一段传奇，也成为粟裕这位井冈山“老人”一个深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