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德一样，刘伯承也是军中一位敦厚长者。
才女作家张爱玲说，成名要早。刘伯承倒没这份耐不住寂寞的心思，但也很早就蜚声军内外，号称“川中名将”。一个给他治疗眼伤的德国洋鬼子医生，甚至佩服得五体投地地说他是“军神”。
刘伯承的威名，曾给从未谋面的毛泽东很深的印象，因而十分仰慕与推崇。
1929年4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说，如果一定要朱德、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建议让刘伯承和恽代英前来替换。
如同恽代英可以代替自己，刘伯承也是能代替朱德，支撑井冈上红旗不倒的最佳人选，可见早年刘伯承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但刘伯承这样一位资历有如泰斗，比毛泽东还大一岁的元老，后来对军界晚辈粟裕却十分欣赏与敬重，甚至自叹不如。
他与粟裕的相识也源于南昌起义。
作为起义最高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参谋团的参谋长，他当然也是粟裕这个警卫班长重点保护的对象。
但起义失败后，刘伯承没能直接上井冈山，而是走了一段不小的曲线，先到苏联，后在上海转了一个大圈后，1932年1月才来到江西中央苏区。
他的新职务是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毛泽东称这所学校为“红浦”，用来与蒋介石的“黄埔”分庭抗礼。
山不转水转。粟裕恰巧也在这里做教官（学员连连长），与刘伯承不期而遇，再次相逢。
这时候的粟裕，早已不是五年前的“新兵蛋子”，而是久经沙场，枪林弹雨里九死一生，阎王爷暂时还不敢要，也曾和关公一样“刮骨疗伤”，堪为“军神”的战将，刚从红军的绝对主力红四军的参谋长任上调过来。
两人自然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但他们只相处了一个月，还不曾深入了解。一个月后，粟裕就奉命离开红军学校，重返红四军，从此一别十七年。
1948年12月，因为淮海战役总前委唯一一次会议在粟裕蔡凹的司令部召开，同为总前委成员的他们第三次相逢。
粟裕虽然已成为方面军统帅，与刘伯承主管中原野战军军事一样，也统领一支方面军劲旅华东野战军全军，但到底年轻十五岁，几乎是另一代人的晚辈，又有过去上下级之谊，因此他毕恭毕敬地称刘伯承为“刘校长”，还给远道而来的刘伯承准备了几筐当时的“极品佳肴”——烧鸡，准备好好招待一番，以尽地主之谊。
沧海桑田，人生易老。刘伯承对粟裕感叹说，那时你才二十多岁，现在都胡子拉碴了！
其实，他们虽然长久不见面，各自统领一支野战军，在自己的战区征战，但早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与林彪远在关外不同，粟裕的华东与刘伯承的中原（晋冀鲁豫）是友邻战区，战略上常常互相配合，各自的战情战况也都依照战场惯例，及时互相通报。
一个便在战报里领略了早年的“川中名将”果然名不虚传，宝刀不老；一个则在战报里发现当年的警卫班长异军突起，后生可畏。
与蒋介石全面开打后，粟裕苏中七战七捷，刘伯承也不甘示弱，紧随其后来了个定陶大捷。
如果说此前毛泽东是否能打赢蒋介石还有些忐忑不安的话，这两仗之后，已经是“底气十足”，信心百倍了。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中原突围、苏中战役、定陶战役对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后来的历史也表明，整个南线战场这个舞台上，刘伯承与粟裕扮演了绝对主角，在毛泽东这个大导演的运作下，蒋介石的万里江山被这两人搞得七零八碎，最后一国之都的南京也被他俩联手端了。
尤其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粟裕与陈毅带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奉命从山东转到了中原，同在一个大战场，他们的配合也更加密切。
粟裕在1948年1月的“子养电”中曾提议，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忽集忽分，打大歼灭战，就是基于三军同在中原黄淮之间的态势而言的。
毛泽东遥坐山沟里的“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一面警惕地盯着身边胡宗南或者傅作义的动作，一面气度潇洒地给全国各战区发号施令。中原战场上，他就一会儿令粟裕配合刘伯承作战，一会儿又令刘伯承协同粟裕作战。
刘伯承也曾对“胆大包天”的粟裕有过疑虑，但在事实证明多虑之后，却能坦承自己的不足。
1948年6月，粟裕发起豫东战役期间，刘伯承起初与中野司令部其他两个负责人一样，“似嫌歼击企图太多太大”，认为粟裕不能打这一仗。
但当粟裕在毛泽东“很适当”的电令支持下，一举歼灭蒋介石近十万人，扭转了中原战局。在毛泽东兴奋地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之后，刘伯承感叹说：“打这样的大仗，我是做不到的，没有这样的胆识，没有这样的气魄。”
1948年1月，粟裕在《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中，率先向毛泽东提出“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以及“将敌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建议后，刘伯承再次为他的远见卓识折服，感慨地说：“这个功劳，永垂青史。”
淮海战役期间，中野十余万人包围了黄维兵团，却因挺进大别山后，武器兵员损耗较大，成了“瘦狗”，一时“啃”不动庞然大物黄维。
有人提出“中野就是打光了也值得”，命令部队前赴后继强攻硬拼。
眼见中野多年的老骨干牺牲过多，刘伯承想起了兵强马壮，拥有四十二万人马的粟裕，建议说：“可惜了，先停止攻击，我们请粟裕同志派些部队来吧。”
于是，中野司令部有了“我们意见，除王（秉璋）张（霖之）十一纵外，请粟（裕）陈（士榘）张（震）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延年）、刘（汝明）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这份同时报送毛泽东的请求援兵的电报。
兄弟野战军有难处，粟裕当然不能作壁上观，十分慷慨地派出四个纵队，后来又主动加派三个纵队与华野的“法宝”特纵（炮兵），并叫自己的参谋长陈士榘亲自带队前往支援。
华野的援兵一到，傲气十足的黄维就傻了眼。他惊讶地发现地形变了，军装变了，一打起来，又发现枪声也变了。在华野特纵铺天盖地呼啸而来的炮弹里，他不可一世的精锐兵团很快就被风卷残云，作鸟兽散，自己也老老实实地做了华野十三纵的俘虏。
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后来回忆说：“地形变，是因为我们连夜挖好了网状的交通沟，使地貌变了样；军装变了，是指中野部队穿灰军装，我们华野穿黄军装。枪声变了，我们用的大都是美式武器。”
多年后，刘伯承还十分感念粟裕这一臂之力，对其子刘太行说：“我们中野武器装备差，兵力少，打黄维时是瘦狗拉硬屎，幸亏有粟裕派来部队及时支持，否则我们中野打光了也打不下来。”
刘伯承欣赏粟裕，自然不只是因为他的援兵，更多的是他在华东、中原战场上层出不穷的精彩杰作。
因此，刘伯承与政委邓小平谈到粟裕时，由衷地说：“将来过了江，我就不带兵了，把部队都交给粟裕，我去办一所军校，教出更多的粟裕来。”
粟裕当然不是刘伯承教出来的，他们之间也从未有过师生之谊，但刘伯承将自己“解甲归田”后的后半生定位于办军校，而且将培养粟裕这样的军事奇才作为“教学目标”，足见粟裕在他心中的分量。
1949年9月，刘伯承当选二野代表团团长、首席代表，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与三野代表团团长、首席代表粟裕同住一处。
这是两人的第四次相逢，亲热之情，自不待言。南昌相识后，每次见面，粟裕都有惊人的变化，中国革命也就在他的变化里一步步最终走向成功，刘伯承自然十分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