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勺与锅沿难免碰撞，同一战壕里的人，自然也难免磕磕碰碰。
粟裕的宅心仁厚，宽以待人，不只对忠实的老部下，还在于以平常之心，看待有“过节”或有争论的人，甚至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张闻天因此十分感慨，对家人说，粟裕的“人格品德光彩照人”。
红七军团时期的乐少华，是赫赫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以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自居，随着王明的得势，曾在红七军团里呼风唤雨，权倾一时。
他到红七军团，得益于政委萧劲光被整成“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萧劲光遭撤职之后，乐少华“从空而降”，接任其职。
他一到，红七军团的气氛就沉闷、压抑起来，没有了半点往日的生气。军团长寻淮洲、参谋长粟裕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粟裕第一次见到乐少华，是浒湾八角亭战斗之后。
这时候，乐少华刚来，寻淮洲尽管与他早就相识，还一同共事过，也还是特意召集部下，在一座大庙里举行欢迎大会，客客气气请他这个政委做报告。
闻讯的粟裕刚从战场下来，急忙赶到会场。寻淮洲见他到了门口，便走出来打招呼。
才说了几句，乐少华就在台上拍桌子，一边破口大骂：“妈那个×，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他这时还不认识粟裕，自然是针对寻淮洲发的脾气，也顺便给了粟裕一个下马威。
不久，红七军团在闽赣边执行牵制任务，阻击向江西开进的李默庵的十师，并歼灭了其中一部，形势良好。
粟裕从前沿一脸烟尘地跑回来，请示寻淮洲与乐少华，是否继续追击，扩大战果。
他俩正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听说，十分赞同，连说：“好，好，好！”乐少华却目光茫然，半天没有做声。
粟裕以为乐少华也同意了，便转身离开，准备执行。
乐少华突然跳了起来，大喊：“站住！妈那个×，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
粟裕只得下令停止追击，放过了李默庵。
晚上，中央军委来电质问红七军团：为何不继续追击？本来还在不依不饶的乐少华，因此才哑口无言，无话可说。
但乐少华从此和粟裕“耗”上了。粟裕多年后回忆说：“他从此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乐少华蛮横霸道倒在其次，对自己一窍不通的军事也常常瞎插手，以显示自己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的权威。
有时寻淮洲刚下令部队展开，乐少华则偏偏命令部队撤下来。下级们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白白耽误许多稍纵即逝的战机。
寻淮洲是红军的青年将领，英勇善战，曾荣获中央军委的特别嘉奖。内行的粟裕知道寻淮洲的主张是对的，当然要维护他的权威。
这时候，乐少华便十分恼火，飞扬跋扈地大声呵斥粟裕，说要撤他的职。
粟裕尽管一向平和，却也忍无可忍，愤怒地说：“你还没有资格撤我的职！”
这样一位德才“兼缺”的人，粟裕却冒着枪林弹雨，拼死在战场救过他的命。
红七军团改编为抗日先遣队后，远征皖南。1934年9月24日，到达皖赣边境的鲍家村，并在此宿营。
夜里，粟裕正在检查警戒情况，突然枪声大作，部队遭到尾随而至的蒋介石军队两面夹击，形势十分险恶。
他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奋勇突围，但不久就右臂中弹，血流如注。
寻淮洲闻讯，很是关切，马上赶过来，让他随主力先走。
军情十万火急，粟裕坚持留下，只用一块毛巾将手臂紧紧缠住，连子弹一齐裹在肉里（弹头直到1951年才在北京医院取出），继续与寻淮洲一起指挥突围。
部队全部撤出后，粟裕却发现平日里颐指气使的乐少华不见了。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又带上侦察连杀回鲍家村，只见乐少华负伤倒在路边，一动也不动。
粟裕马上叫几个侦察员轮流背着乐少华先撤，自己带连队殿后，且战且走，借着夜色掩护，终于再次冲出了包围圈。
乐少华因此捡回一条命，后来远赴上海治伤，伤愈后又转赴延安，就任新职，但因为毛泽东重新出山，王明、博古等人没有了市场，他也从此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红七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刘英，也深受乐少华等人的“左”倾影响。在与粟裕劫后余生，组建挺进师并肩作战后，他多次整过粟裕，并将粟裕关押过，“罪名”足有十七条之多。
刘英甚至委派了一名精干的老部下，设法取得粟裕信任，长时间待在粟裕的左右，并赋予他“机断专行”，随时可以处决粟裕的秘密“使命”。
粟裕却未曾记“仇”。
多年后，他还十分宽容地说，当时大家都还年轻，又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分局失去联系，“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对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
刘英1942年2月在浙江就义后，时为新四军一师师长的粟裕，派专人将他的岳母与两个子女接到身边，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后来，刘英的两个子女上学、参军、调动，都得到了粟裕悉心的照顾，成长为优秀的有用之才，都有一番不俗的建树。
建国后，粟裕特意为浙江永康的刘英墓亲笔题写了墓名。1961年12月，他视察温州时，还专程前往刘英纪念馆凭吊。只要到杭州，他还都会去看望这里的刘英遗孀丁魁梅，嘘寒问暖。临走前不忘叮嘱她，有什么困难尽可以提出来。
丁魁梅每次到北京，粟裕也都很好地接待了她。
那位奉命“卧底”的刘英部下，不久就被粟裕得悉内情，但他待之如初，从无穿小鞋之事。“卧底”后来追随粟裕，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粟裕辞世后，他饱含深情地写下《回忆“二战”时期的粟裕同志》一文，对这位老首长表达了自己深切的怀念、崇敬之情。
粟裕与老战友陈毅之间，虽然在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时期，有过“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亲密情谊，但也有过不少分歧与误会。
1942年6月新四军发生“黄花塘”事件，代军长陈毅最后被政委饶漱石赶出了新四军，去了延安“赋闲”。
时为一师师长的粟裕尽管毫不知情，更没有参与其事。他一直在前线和日本鬼子打仗，却被误会帮助了饶漱石，甚至曾“随饶（漱石）反陈（毅）”。
曾经的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1954年2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任上倒台后，长期与他一起战斗在华东的粟裕，也就受到了不小的牵连。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联盟。陈毅、谭震林、刘伯承、粟裕以及曾短期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中央负责人等人参加分组会议时，陈毅与这位负责人借饶漱石战争年代曾提出过“以粟（裕）代陈（毅）”，对粟裕进行过火的和不符事实的批判，试图把粟裕往饶漱石身上靠。
粟裕则浑然不觉，经刘伯承提醒后才恍然大悟。
几天后的4月1日，陈毅又在北京饭店专门主持召开华东地区高级干部座谈会，“就所谓的饶漱石和粟裕的关系问题，还对粟裕进行了集体‘帮助’和‘批评’。粟裕在检讨中，只认为自己与饶漱石是工作关系，对他‘缺乏应有的警惕性’”。
1946年7月至10月间，粟裕（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与陈毅（山东野战军司令员）有过三次重大争论，在中央军委与毛泽东的支持下，都得到了圆满解决，粟裕也因此获得了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权。
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些争论被认定为“一贯反领导”，与陈毅“搞不好”。
这年5月三次中南海居仁堂小型会议上，粟裕受到突然批判，陈毅最早批判粟裕“阴”，几如重磅炸弹，被大会主席团欣然采纳，成为后来大会批判的主题之一；在“责成粟裕做了检讨”后，陈毅与几个人一起，“对粟裕进行了批判，为军委扩大会议批粟定调子”；粟裕1957年11月访问苏联时，与苏联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一次很普通的会见，陈毅也认为是“告洋状”，说“（粟裕）过去是夸功，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
在随后的批判大会上，陈毅还做了专门的长篇发言，批判“个人主义”。会议主持人彭德怀对这个发言大为赞赏，评价很高：“陈毅同志的发言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对我们反个人主义有很大作用。”
无可奈何之下，粟裕最后被迫承认了所有强加于己的所有“罪名”，与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回顾自己受到批判时，被迫“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之举如出一辙。
毛泽东听了萧劲光的公道话，出面为粟裕说话后，领会意图的陈毅才主动上前，表示：“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尽管如此，粟裕也依然对陈毅一如既往的尊重，视为难得的好战友。
1972年陈毅去世后，粟裕十分悲痛，前往参加了追悼会。
这时，陈毅的妻子张茜也受到了陷害，处境很不好，粟裕将重病在身的她，安排在了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工作，并尽可能地给予照顾。
1973年6月25日，人在杭州的粟裕，得悉张茜病情加剧后，两次打电话给北京军事科学院的负责人，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采取的措施以及治疗效果等，听到满意的答复后才作罢。
这种诚挚的战友关切，一直保持到张茜1974年3月去世。
在子女面前，粟裕从未提起过长辈之间的恩怨。一年后的8月，他还同意了女儿与陈毅次子的婚事，与早已不在人世的陈毅结成了儿女亲家，成为一段将门“虎女配虎子”的佳话。粟裕夫妇将这个“乘龙快婿”视为己出，让他一直住在自己雨儿胡同的家里。
粟裕在后来撰写《粟裕战争回忆录》中，除了客观叙述自己的战役指挥经历外，也不忘对陈毅的战友之情表示深切的怀念，一口一个“陈军长”，文字上完全弥合了两人之间不堪回首的不和谐往事。
粟裕1958年受到批评，军委扩大会议主持人彭德怀有着主要责任。杨尚昆曾回忆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德怀）和聂（荣臻），半个是陈（毅）。”彭德怀就是其中头一个。
毛泽东后来也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
彭德怀除了“送”给粟裕一顶“个人主义”的帽子外，在毛泽东为粟裕说公道话后，还进言粟裕“里通外国”，使毛泽东失去了对这位爱将最后的信任，将其打入了“冷宫”。
但翌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被“如法炮制”，一夜之间轰然而倒，粟裕却没有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尝到错误批判“众矢之的”滋味的彭德怀，到底还有不幸中的万幸，纷纷飞来的“石头”中，少了粟裕这一颗“重磅炸弹”。
机会难得而易失。粟裕也就继续顶着那顶“高帽”，在流言与不被信任里，独自咀嚼着世态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