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服从大自然，才能战胜大自然。
——达尔文
如果说古代栽种果木主要是为了卖钱，栽行道树则纯粹是为了建设环境、美化环境。
我国行道树历史久远，可上溯到周代。周朝的制度规定“列树以交道，立鄙舍以守道路”。行道树就是表明道路的树木。那时主要树种是桑、梓。行道树在当时是作为国家的基本建设项目来搞的。在春秋时期我国河南新郑一带又用栗树作行道树了。位于现在河南的郑国作为当时的一个小国，能自立于大国之林，与名相子产的治理是分不开的。子产很重视植行道树之类的基本建设，《吕氏春秋》上说：“子产相郑，桃、李垂于街。”可见他已将桃、李等果树作为大街上的行道树种了。
秦始皇的驰道树也很著名。他统一中国后，下令大修驰道，即相当于现在的国道，驰道以京都咸阳为中心，东到山东半岛，西至甘肃临洮，北抵辽西，南达吴、楚旧地。驰道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栽一棵青松。唐代诗人岑参有诗说：“青松夹驰道，宫观何玲珑？”说的就是秦始皇修驰道、树青松、大搞园池宫观的事。
长安古都自汉代起，街道两旁的桐、梓、槐树就很兴旺，这些大树遮天蔽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和乐趣。当时长安城内太学附近的街道两旁，种有很多槐树，时称“槐市”。郁郁葱葱的槐市吸引了许多行人、学士，每逢初一、十五就到大槐树下聚会，讨论各种问题。
在南北朝时期，行道树益为人们所重视。前秦苻坚当政时（357～385）任用的大臣王猛，力主发展农林生产，兴修水利，振兴经济。王猛提出“自长安至诸州，都要种上行道树槐柳”，以此作为“整齐风俗、振兴国家”的重要措施之一。
公元6世纪，行道树开始用于标记大道的里程。在此以前，都是用土堠来标记大道里程的，土堠每每因雨淋而毁坏。自北周韦孝宽任雍州刺史时，就命令部下在过去应该有堠的地方，栽上一棵槐树代替土堠。这样既不用修复，行路人又可以在树下息凉庇荫。皇帝知道韦孝宽的做法后，大加赞赏，命令各地参照执行。于是各州的大道两旁普遍实行“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作为路标。
晋代民谣说：“长安大街，夹树杨槐。”到唐代，长安已成为世界名城，城市建设规模更大，行道树当然也搞得很好。长安大街街道两旁栽着整齐的槐树，宫城、皇城广植梧桐、柳树。长安城有了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更加壮丽。王维《登楼歌》中就有“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的描述。当年长安街道两边有水沟，沟堤上栽有杨柳，它们与槐树一起，成为长安的主要绿化树种。有首诗说：“紫禁春色晓苍苍，千条绿柳垂青埙，百转流莺绕建章。”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唐代宗时，一度出现城里行道树稀缺的状况。有关方面补栽了榆树。当时的京兆尹吴凑不赞成栽榆，说榆树不是理想的行道树种，因槐是我国古代最常用的行道树种，所以他叫人统统改为槐树。槐树树冠大，遮荫好，花多而香，枝条古朴典雅，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行遭树。吴凑组织群众种植了许多槐树，后人常“指树怀之”。诗人元稹则不赞成用槐树作行道树，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何不种松树，使之摇清风。”据说当时因为用什么树作行道树，还争论了很长时间呢！
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也是绿化较好的城市。当时汴梁城内街上栽有柳树、樱桃和石榴等树种。前些年联合国有关组织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还称道“宋朝的都城（汴梁），每条街上都是水声潺潺，花香袭人”，足证当时开封林木之盛。公元967年，辛仲甫为朝廷右补阙，第二年任彭州知州，见州内少种树，暑无所休，遂率领人民大种柳树以“荫行路”，后来人民群众为了纪念他，将这些柳树称作“补阙柳”。公元十一世纪初年，宋代的蔡襄（即著名的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为闽部使者时，积极组织当地人民栽种行道树，并取得很好的成绩。过了四五百年的明代，人们还都没有忘记这位学者组织栽种行道树、造福于民的功绩。
元朝世祖忽必烈很重视种树。他认为种树能使人长寿。他倡导在大道两旁每隔两步就种一棵行道树，使沙漠中的行人不致迷路。还设了专门的机构管理行道树。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看到这些行道树时，非常赞赏。《马可波罗游记》中说，这些树不仅夏天可以遮荫，就是在冬天大雪盖地时，行路人也不致迷路。
除行道树外，我国古代在长城、运河、堤坝线上栽种树木的记载，也值得一说。前面已经讲到的秦始皇的榆溪塞即是在长城沿线植榆的例子。就连名声不怎样好的隋炀帝在开挖运河时，也曾下令在运河两岸栽种槐树和柳树。《大业杂记》说：“自东都（洛阳）至江都（杨州）二千余里，树荫相交。”隋炀帝开运河、植槐柳纯粹是为了自己游山玩水，当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人民用血汗挖开的运河却有利于南北交通，所栽种的槐柳护岸林也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在宋代，苏轼在杭州任职时领导群众修筑了著名的苏堤，苏堤筑成之后，又“植芙蓉杨柳于其上”，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六桥烟柳”，而“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的十景之一。六桥烟柳，既是行道树，又是风景林，其美化环境的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