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列宁认为，党报是党的一个“组织细胞”，是党这个“巨大鼓风机”的一部分，因此，列宁把党性原则视作一条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一条贯穿在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职业道德体系中的生命线。要求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传播从业者“在一切条件下，在任何局势下，在各种情况下，都实行党的路线”。列宁曾明确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从党性原则出发，列宁认为，新闻传播工作的集体性和团结精神具有很大意义。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２日，列宁在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强调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编辑部或全体撰稿人员”。“编辑部和撰稿人对理论问题、当前的实际任务和怎样能编好报纸（或丛书）的基本看法要一致”，因为只有有了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只有有了业务上的协调一致，并且能够在最主要的原则问题上观点相同，才有可能保障机关报的高度思想性和必不可少的党的坚定性。当然，在一些非原则性的问题，应尊重持不同意见者，善于吸取对方有益的东西，有的可经过讨论（甚至论战）后达到统一。
二是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列宁认为，报刊应当是人民的，因为它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它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积极的支持。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的报纸，“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坚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针，有一个问题即文风问题值得注意。列宁指出：
“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地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得、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
三是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列宁说：“多用事实少用空话来宣传，要知道现在空话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实例才能说服他们。”
列宁对于新闻真实性问题的态度是相当严格的，不能容忍报刊上出现的任何夸大其词和对事实的歪曲。据与列宁长年工作在同一个报社里的弗·邦契布鲁也维奇回忆，列宁“经常感到不安的是，评论、通讯和报道中有没有不确之处。如果他对某个作者不大了解，那么他或是亲自查对其中的引语和数据，或是委托他人加以核实。他还对统计表等数字亲自进行运算”。列宁甚至设法使哪怕一条不长的报道也要做到“绝对准确，没有一丝一毫的误差；事实经过再三核对；材料来源可靠，引语和数据准确无误”。甚至在做地下工作的困难时期，列宁也严格维护布尔什维克报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当他在国外的时候，还委托别人查对一些最重要的消息，要求在俄国地下工作的同志设法弄到各种材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列宁还认识到新闻报道仅仅做到一般意义上的真实显然是不完全、不充分的，必须做到从总体上把握新闻真实性原则。
列宁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中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过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把出现在报刊上的那种“共产党员的吹嘘”和“用谎言来迷惑自己”等报道行为看作是道德上的堕落，一再告诫党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决不要撒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认为，报刊发生争论，应该完全排除私人成见，放弃诽谤等攻击性的东西，完全在事实的基础上依靠真理进行。１９０５年，列宁对全党发出了“对吹牛者的斗争应当全力进行”的口号，要求报纸“向公众全面报道和阐明真相，不浮夸、不武断、不造谣，不作见不得人的私人报道”，“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的初步实践
１９１７年，俄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后又发展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也在社会主义制度创建之初就开始起步。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开始创建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体制。在这种新闻传播体制下，报纸是党、政府、军队、团体或企业的机关报，广播电台与新闻通讯社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所有这些新闻传播机构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进行宣传报道工作。新闻传播从业者则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新闻传播从业者和政府官员互换位置的情况屡见不鲜。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被纳入党的思想建设的范畴。１９１９年３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建议所有的党组织“把最坚强的、精力充沛的和忠心耿耿的工作人员调去从事报刊工作”。１９３０年，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报纸工作干部的决议》，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以及新闻传播从业者的一般性和专业性培养任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自上而下地开展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从业者的思想道德教育、批评与监督活动，是苏联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方式。在卫国战争之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曾创办过一份专司新闻传播界自我监督的报纸，即《布尔什维克报》，其批评监督的对象偏重于中层与下层的报纸。此外，在苏联金字塔式的报刊体系中，每一级报刊都负批评监督比它下一级报刊的责任。《真理报》负有批评监督全国报纸的使命，其他不同类型的全国大报也都负有对属于自己一类性质的下级报刊实行批评监督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波兰等东欧国家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建立新闻传播从业者自己的组织，实行新闻自律，是这些东欧国家与苏联不同的特点。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６年，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的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建国始即告成立。稍后，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则在建国不久后建立这类团体，时间分别为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８年。东欧各国的新闻工作者协会或记者协会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中确实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提高新闻传播从业者的思想道德水平，苏联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建立起新闻传播从业者自愿参加的职业团体——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１９５７年，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委员会宣告成立；１９５９年，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协会的章程。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苏联和东欧各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一场带有自发性的、自上而下的新闻改革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新闻改革中，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的步子加快、加大，并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成果。一是制定成文的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准则。１９８５年６月，匈牙利第五次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了《匈牙利新闻工作者道德公约》，对新闻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和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道德标准作了明确规定。１９８７年１０月，波兰记者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波兰记者道德准则》，对记者违反报道和自由发表权、违反职业尊严、违反人身与着作权等不道德行为应受的处分均作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建立与加强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监督机构。１９８０年，匈牙利参照西方国家的新闻评议制度，建立了报业评议会，以处理新闻传播从业者违反职业道德要求的案件。波兰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闻改革兴起后加强了波兰记者法庭的工作，以处理日益增多的新闻纠纷。１９８３年７月，波兰议会通过了《波兰记者行为法》、《波兰记者法庭法》，使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的监督与管理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总之，苏联和东欧各国在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时期，由于共产党和政府对新闻传播工作的高度重视，由于社会各界的关注，且实行党、政府和新闻传播机构一体化的体制，因而其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从业者在严格的管理之下从事本职工作，其职业道德水准明显高于世界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因此，尽管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从业者存有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真理报》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传播内容严肃、情趣高尚，能够按照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
第三节 中国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近代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的建设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封建社会末期诞生，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艰难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新闻传播界虽然充满了不道德的现象，不少反动势力主办或支持的报刊等媒体甚至成了藏垢纳污之地，但也有许多进步力量主办或支持的报刊等媒体和进步新闻从业者，出污泥而不染，抗风雪而愈坚，表现出崇高的职业道德品质，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业绩。
许多进步报人还在西方新闻学术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下，结合自己的新闻传播实践，提出了不少有关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规范与道德要求的思想与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成为当今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的渊源之一。
我国近代进步报人提出的新闻传播伦理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是新闻传播从业者以品性为第一要素。早在１８５９年，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在其《资政新篇》中已经论及新闻传播从业者的品德问题，提出新闻官必须是“性品诚实不可阿者”。此后，我国早期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王韬、郑观应等对新闻传播从业者的品德问题作了更为详尽的阐释。１８７６年，王韬发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的论文，在我国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他说：“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迭。其间或非通材，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其计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秉笔之人“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记事持论“其居心务期诚正”，反映“人心之所趋向”。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日报》中说：“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援例告官惩治。”
二是新闻报道务求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指出：“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伪造新闻者，轻则罚，重则罪。”王韬在其撰写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中强调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问题。他说：“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郑观应在《日报》中明确提出：“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实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无疑。”梁启超在其撰写的上海《（时报）发刊例》中列举了该报有关新闻的真实、全面、客观、公正问题的实施细则。
三是报刊要反映民情，指陈时事，主持清议，为民请命。王韬认识到报刊具有沟通信息的功能，希望报刊在中国能够像在西方民主社会那样，“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指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四是报刊要力求通俗易懂，面向人民群众，办报要有读者观念。王韬、梁启超等一代进步报人，在其报刊活动中。无不倡导简明浅显、平易畅达的报刊文风，并大胆改革报刊文体，使报刊从封建士大夫的案头走向大众生活之中。王韬说：“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直抒胸臆，俾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梁启超在其办报活动中，为适应维新运动的需要，大胆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报章文体。这种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作了准确的概括：“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