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会文(1908—1936)，号赤潮，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凉江乡山田村一个地主家庭。
1921年在本地入盘田小学。蔡会文曾就老师命题《我的家乡》写下一首五言诗：“有山又有田，家乡叫山田。农夫做牛马，土豪像神仙。同生一块地，穷富两重天。何时得平均，我要问苍天！”
1925年下半年，蔡会文考取了长沙长郡中学。此时的长沙，是湖南革命的中心，各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早就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意识的蔡会文，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斗争中。在斗争中，他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决心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寒假，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蔡会文回到家乡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展开与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一进家门，就把父母叫到一起，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破产！把粮食、田土、山林分给农民！”一席话把父亲气得如丧考妣，号啕大哭。想不到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业竟要败在自己亲生儿子手中！几天后，在山田乡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上，蔡会文首先安排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诉苦，然后自己走上主席台，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谋求自身的翻身解放。会后，蔡会文将参加大会的贫苦农民带到自己家里，开仓分谷。每个贫苦农民都分得一担粮食和一块银元。蔡会文革命从自己家里开始，在当地成为佳话，山田乡的工农革命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土豪劣绅吓得惶惶不可终日。
1927年4月，蔡会文赴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举办的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学习。“马日事变”后，省会长沙血雨腥风，被反动派通缉追捕的蔡会文，从长沙潜回家乡，准备筹措盘缠前往武汉寻找党组织。当他背着行李要出门时，一向疼爱儿子的母亲竟跪在大门口，边哭边数落：崽呀！你当真吃了迷魂汤吗？你看看外面死了多少人呀？你不为自己着想，难道也不为我们这两个老骨头想想？蔡会文轻轻地扶起母亲，回答道：“娘！请恕儿不孝，我这一生只信奉共产主义，其他事无法顾上了！”他擦干母亲的泪水，毅然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离开家乡后，蔡会文在武汉找到了党组织，被党组织安排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7月，任新兵营连党代表。同年9月，蔡会文随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营第一连党代表，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经过几年革命斗争的考验，使蔡会文迅速成长为一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红军干部。为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到江西永新秋溪乡开展农民运动，武装群众，发展党员，组建了秋溪乡党支部、中共秋溪特别区委。红四军成立后，任第三十一团机枪连党代表。8月，任红四军教导队党代表。
1929年初，随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时，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一支队政委，同年夏任第三纵队党代表，1930年1月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他率部转战于闽赣边区，为开辟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期间出席了古田会议。1930年5月，率工作团赴闽赣边区发动工农暴动，消灭了大批地主反动武装，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将中央根据地逐步扩展到寻乌、安远、上杭一带。
1930年6月，蔡会文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同月，红四军和红六军、红十二军在福建长汀整编为工农红军第一路军，7月改称第一军团，红六军改称红三军，蔡会文任红三军政委。此时的蔡会文，年仅22岁。
红三军成立的时候，部队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纪律松懈、地方观念、本位主义、农民意识、游击主义习气都较严重。在军长黄公略和蔡会文的坚强领导和有效工作下，红三军的队伍整体素质、思想觉悟、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都有很大提高，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蔡会文和黄公略一道，领导这支劲旅在赣西南一带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使分散的游击区连成大块的革命根据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写下“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赞誉诗句。
组建红一方面军后，他和黄公略率红三军参加了第二次攻打湖南长沙和攻占江西吉安等战斗。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他与黄公略紧密配合，坚决执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指挥红三军英勇抗敌，屡建战功。在龙冈战斗中，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生俘国民党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及警卫营全部官兵，为全歼敌第十八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三军和红四军及红十二军一部，埋伏在富田通东固之间的白云山九寸岭，突然出击，多次与敌白刃相接，一举歼灭向东固进攻的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大部，捣毁其指挥机关，为五战五捷首开胜局。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起，首战莲塘，再战良村，三战黄陂。在老营盘战斗中，红三军以迅疾果敢的动作，仅用一个小时就全歼国民党军第九师独立旅。这些战斗，都是他协助军长黄公略一起指挥的。
1932年1月，蔡会文任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为了巩固中央苏区的西翼，加强湘赣苏区军事领导力量，中革军委先后调蔡会文和萧克来到湘赣苏区工作。蔡会文任湘赣省军区总指挥、总政委兼红八军政委，主持湘赣苏区的军事工作，萧克任红八军军长。
1933年春，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蔡会文与军长萧克指挥红八军和地方武装，灵活运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在一系列的战斗中连连告捷。在遂川雩田圩，击溃敌第十八师之一旅；莲花浯塘战斗，击溃敌第六十三师的一个团。尤其是1933年5月的茶陵九渡冲和莲花棠战斗，击败敌第六十三师的四个团，消灭其大部，俘虏2000多人，击毙敌副旅长，又连续击溃增援之敌第十九、第六十二师，缴获了三个师的大部分武器辎重和一部无线电台，获得了湘赣苏区空前未有的胜利，从而粉碎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贺电嘉奖，认为这“是苏区湘赣省的空前胜利，是在河西线上严厉的打击了敌人的四次围剿，配合了中央红军的伟大胜利，并且更有力的证明纯粹防御和退却路线的破产，尚望继续消灭侵占苏区的全部敌人”。
如果说，在中央苏区工作，蔡会文是一帆风顺的话，那么在湘赣苏区期间则是厄运不断。正当蔡会文施展身手准备大展宏图时，遭到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陈洪时、刘士杰（此二人后来均叛变革命）的诬陷和打击。1933年10月，蔡会文被迫辞去红八军（后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政委职务，回省军区专门从事地方武装的领导工作。蔡会文调离主力红军后，省军区便开始了对他批判。1933年11月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后，有人更提出不要打“死老虎”（指原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要打“活老虎”，又对蔡会文进行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刘士杰一伙更是欲置蔡会文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企图从蔡会文的家庭出身上打开缺口。这年的秋天，刘士杰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专程赶到数百里外的攸县凉江，将蔡会文的老母亲捉到永新关押数月。为了不连累儿子，老人趁人不备，跳入滚滚东去的禾水河。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在蔡会文心目中，母亲是位对子女关怀备至的慈母。她虽然是富有家庭的主妇，但并不刻薄，待人不乏善良，周围的穷人时常得到她的接济；两个儿子走上革命道路，她虽然不情愿，但也给予了相当的理解和宽容。今天为了不连累儿子，竟毅然走上了不归路。身为人子，蔡会文怎不悲痛万分！但他强忍着，揩干眼泪继续工作。
1934年1月，受“左”倾领导排挤，蔡会文在湘赣苏区的最后一项职务——湘赣军区总指挥也被撤销。对这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打击，蔡会文始终以共产党员的宽阔胸襟，坦然面对。
一方面，蔡会文总是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与“左”倾错误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晚上，他背着妻子关上门违心地写“检查”；白天，他又精神抖擞地指挥作战，冲锋陷阵。这一秘密有一天终于被他妻子发现，她抚摸着蔡会文因作战负伤被包扎的前额，气愤地说：“世界上哪有这样跟敌人拼命的‘右’倾！”并要冲出去跟那些人讲理。蔡会文拦在门口，将妻子揽在怀中，充满信心地说：“历史会证明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只要革命能胜利，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也心甘情愿！”
1934年2月，蔡会文最终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挤出湘赣苏区，派往中央红军大学学习。他怀着依恋，怀着忧虑，告别了湘赣边这块英雄的土地，告别了不久即将分娩的妻子（谁知竟是永诀）。临行时，蔡会文向省委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是勉励战友和同志们为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蔡会文受命于危难之际，任赣南省委委员、省军区司令员，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1935年2月，所有留在苏区的革命武装被敌10多万兵力全部围困在于都和赣县之间狭小的仁凤山地区，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分局决定机关和部队分5路突围。1935年3月4日，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陈丕显等率领赣南省委机关和部队，开始从仁凤山的黎板桥突围，奉命向油山方向挺进。蔡会文和陈丕显亲率先头部队为省委机关干部和后继部队开路。突围途中，蔡会文写下《七绝》一首诗，表达了他愿为革命开辟新的战场的坚定信心：“连天烽火炮声隆，惜别赤都情意浓；突破重围千万叠，挥戈直指油山中。”
突围路上，蔡会文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手持一挺机关枪，身先士卒，冲在队伍的最前面。由于敌人的重重阻截，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奋战，部队伤亡惨重，冲过牛岭后，出发时18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80多人，省委书记阮啸仙不幸牺牲，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负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于大余)。身负重任的蔡会文始终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影响和鼓励全体指战员，坚毅地带领剩下人员奋勇向前。队伍到了桃江，几批被打散和负伤的战士也陆续赶上了队伍，部队又达到了300多人。端详着一张张布满硝烟却刚毅的脸孔，蔡会文异常激动，诗兴勃发写下一首《好事近》：“三月渡桃江，江水滔滔不绝；休道人饥马乏，三军心似铁。过关斩将敌胆寒，破贼围千叠。指顾油山在望，喜遂风云合。”
4月初，蔡会文和陈丕显率领部队来到油山，与先期到达的项英、陈毅和贺昌等同志会师，组建了湘粤赣边红军游击支队，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率部在湘粤赣三省边界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湘粤赣游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军游击队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湘粤赣三省敌人的极大恐慌。他们调集三个正规师，纠集游击根据地周边十几个县的反动地主武装，总兵力达三四万人，以东边山为主要目标，对仅数百人的湘粤赣边游击支队进行大规模军事“清剿”，还在纵横几百里的游击区内，实行歹毒的“三光”政策，到处纵火烧山、洗劫村寨，强迫群众移民并村，企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面临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蔡会文镇定自若。一方面，他将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走下山深入群众，秘密发展党组织，取得群众对游击战争的支持；另一方面，他组织对干部战士进行革命气节和革命信念教育，经常深入到各个小分队的驻地找干部战士谈心。他以自己成长过程为例，说：我是地主出身，不搞革命，完全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为什么要钻进深山吃苦？就是因为我相信共产主义，我要为它的实现奋斗终生。现在革命并没有失败，而只是处于低潮，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不能悲观失望，更不能动摇叛变！战士们听着蔡会文既亲切又坚定的教诲，回想起司令员平时与大家同甘共苦、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纷纷表示：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都要把革命红旗扛到底，哪怕是只剩下一个人，也决不叛变革命。
1936年初春，在与粤敌余汉谋部的遭遇战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被打散，蔡会文身边只剩下8名战士。望着又累又饿、极度疲劳的战士，蔡会文安排管理员下山买粮，谁知管理员一下山就被捕叛变，并带着敌人包围了部队驻地。听到枪声，蔡会文一跃而起，指挥战士们突围。激战中，蔡会文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寻来一张竹椅，要把蔡会文抬回去请功。蔡会文一苏醒，就挣扎着要从竹椅中跳出来，并破口大骂叛徒和敌人。叛徒恼羞成怒，竟抽出一把马刀，残忍地割断了蔡会文的脖子。顿时，鲜血和草汁从蔡会文的喉管里一齐喷出。蔡会文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撰稿魏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