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士悌，曾用名金勋、毕斯蒂、毕士梯、杨林、杨州平等，1898年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
毕士悌在上中学时，正值日本在1910年以“日韩合并”之名吞并祖国后的动荡岁月。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民族运动，他自己在平壤也成为中学里有影响的学生领袖。1920年秋，日军发动“珲春事件”，以万余人入侵延边“讨伐”当地朝鲜反日军。在1921年6月，毕士悌徒步行走数千里，到达昆明，随即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第十六期，学习炮科专业。1925年初进入黄埔军校，被分配到教练部学生总队工作，后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队第四队的上尉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毕士悌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第三营营长。1926年，又从独立团调回黄埔军校，升任中校技术教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党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派毕士悌去苏联学习。在苏联，他先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
1930年夏，毕士悌携夫人李秋岳回上海，原定到老上级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工作，恰逢这时满洲省委请中央派遣军事干部，中央便把毕士悌派到他比较熟悉的东北地区（他曾侨居吉林省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去后马上组建了满洲省委的军委，并担任书记。1930年冬，赴延边发动以朝鲜族农民为主的群众建立工农赤卫队，打土豪和镇压日本走狗，在东北大地上首次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1932年7月，毕士悌奉命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会后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参谋长、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一军团参谋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当时在红都瑞金，毕士悌和红军炮兵负责人武亭作为朝鲜同志而受到特别关心。1934年春，军委考虑到毕士悌曾三次进过国内外军校，便调他到红军大学主管教务。有的同志私下讲，他是叶挺独立团创建者之一，在红军中算是最老的资格，又是中央政府的执行委员，安排到红大职务太低。毕士悌本人却从不计较这些，上级安排什么任务就默默地干好什么。为了身份不过于引人注目，他又把名字由原来的杨林改为毕士悌。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时在红军学校工作的毕士悌被编入军委第一纵队第四梯队（军委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一起行动，毕士悌任梯队参谋长。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封锁线、特别是第四道封锁线时，毕士悌协助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指挥干部团英勇奋战，较好地完成了警卫和掩护任务。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不久，中革军委决定将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中央）纵队。毕士悌随军委纵队转战到贵州，渡过乌江，进入遵义。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演出了一幕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经典战例。在此前后，军委干部团参加了攻打赤水河畔的土城和二占遵义的作战。2月下旬，在二占遵义的战斗中，毕士悌和军委干部团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奉命由桐梓出发，一日行军100多里路，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取得了二占遵义作战的胜利。
为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中革军委于4月底发出抢渡金沙江的指示。为确保渡江成功，中革军委令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军委干部团和总部工兵营一部执行抢占皎平渡口、搜集船只、组织架桥的任务。毕士悌经与团领导商量后，决定派第三营作为先遣营随刘伯承执行抢占渡口的任务，团主力则执行抢渡金沙江、夺取皎平渡以北约40里的通安州、掩护其他部队过江的任务。毕士悌在渡过金沙江后，即率干部团一部以勇猛的火力一举攻占了由敌军一个连据守的火焰山隘口，进而直趋通安州。临近通安州，干部团与由西昌、会理方向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一个旅遭遇。最终，干部团采用佯攻和迂回包围并用的战法消灭了这股敌军，占领了通安州，从而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中革军委对干部团的表现十分满意，特予以通令嘉奖。随后，军委干部团随红军主力部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走过大草地。1935年8月，军委干部团与会合后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毕士悌任特科团参谋长。9月上旬，该校一分为二，一部分随红军总司令部南下川康边，一部分随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此后，毕士悌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通过天险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吴起镇的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都贴上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等标语。看到这些标语后，毕士悌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感到自己已经“回家”了。1935年11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泉附近同红十五军团会师，两部随即进行合编。为加强对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中革军委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一批干部到该部任职。毕士悌被调到红十五军团任第七十五师参谋长。随后，毕士悌参与指挥所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并取得了重大战果。
为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中共中央决定派红一方面军主力实行东征。1936年1月1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兵力，调整干部，正式组成了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下辖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毕士悌继续担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
1936年2月18日至20日，红一方面军先后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命令规定，方面军第一步作战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根据预定作战方案，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五师为先头，于20日20时乘夜色开始渡河。
当夜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总部跟随作为渡河右翼梯队的红十五军团，在河涧县河口附近上船东渡。渡河开始了，毕士悌奉命亲率第二二三团第一营作为先头营登船偷渡。为了首先扫除对岸守敌，毕士悌从先头营中挑选了4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渡河先遣支队，分乘5只小木船，后随该营一连的两只大船，从较为隐蔽的王家河上船，顺着小河进入黄河。
划着划着，突然听到来自对岸的激烈枪声。
敌人发现了。毕士悌即下令，变偷渡为强渡，一面实施火力反击，一面奋力划船急进。船抵贺家凹西北岸边，战士们有如离弦的箭，冲向敌人，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和手雷构成的密集火力，直指敌人碉堡。继攻下河边碉堡之后，又加速扩大战果，拔除敌阵地纵深碉堡。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便将从河边到山脚的敌人地堡全部“报销”了，东岸守敌一个连的兵力被迫投降。
为了保障整个军团安全渡河，毕士悌又率领部队继续追歼逃敌。然而，正当他奋勇追击之时，夜色中飞来的一颗子弹射入了他的腹部。
1936年2月22日，毕士悌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他把最后一个脚印留在了东征途中，印在了黄河岸边。
据解放后统计，延边地区的朝鲜人(全国解放后留居者大都加入了中国籍)平均十人便有一人牺牲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之中，毕士悌就是其中的代表和典范。
（撰稿宋留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