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耀，原名启瑶，字冠玉，派名杰瑶，1899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龙口乡睦埠村贫苦雇农家庭。幼时给地主家放牛，15岁起便远离家乡，干重活，当长工(曾携新婚妻子去泰和县马家洲做长工)。虽拼死拼命干活，仍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难生活。1926年秋回家乡参加农民协会，1928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选为睦埠乡苏维埃主席。1931年11月后，他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江西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1933年12月在宁都召开的江西省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雇农出身的刘启耀又被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刘启耀刚去乡苏、省苏工作时都曾碰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首先就是自己从未进过学校门，没有文化。他说：我的一家祖祖辈辈都不识字，祖孙三代都是“光眼瞎”。参加革命了，别人把我的名字“启瑶”写成了“启耀”也就听其自然，但现在我是一个革命干部，要带头学好文化。于是，他抓住一切空余时间，不论田头地角，不管白天黑夜，一有空闲就学习。他随时随地向识字的人虚心求教，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就这样，一天一字，十二天一打，日积月累，识字增多，终于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达到能够识字、读报、看文件的程度，摘掉了文盲帽子。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的瞿秋白对刘启耀十分称赞，他写道：“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他是一个长工，20多岁还是一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在1934年8月间，我见着他时，他已经能够看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刘启耀刻苦学习文化、勤奋自学的事迹在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苏区干部均以刘启耀为榜样，带头识字，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扫盲运动。一时间，夫教妻，子教父，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很快地在全省形成了学习热潮。据1934年1月统计：江西一省就有识字组23286个，组员12万人；仅兴国一县，进入列宁小学的学龄儿童即达12806人，夜校学生15740人，识字组员22519人，其中妇女占60%以上。这种“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毛泽东赞赏叹：“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
刘启耀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虽然变化了，但艰苦朴素的作风依旧。有一次在某地筹备召开群众大会，原计划拟安排赤卫队在大会开始时集体朝天鸣枪，以壮声势。刘启耀知道后认为这样会浪费子弹，便将原计划的大会此项安排改成集体高呼口号。又有某个区苏维埃政府曾为干部佩戴的手枪配了块红绸布，显得红彤彤的耀眼，很威风。后经刘启耀发现一问，原来干部所佩的手枪绸子是用公款买来准备做红旗的红绸布，于是他生气地说：“这么好的红绸子，拴在屁股上多浪费。”省主席一批评，区干部赶紧把红绸布卸下来交公。为反对铺张浪费，刘启耀以省苏维埃的名义还专门给各县区政府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一切费用要十二分节俭，不急用的费用不用，要用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盏灯、乱耗一支笔，否则等于革命的罪人。” 还具体制定与组织实施《节约规约》，要求大家：“每天节省一个铜片”，“不进馆子，不吃小食，戒绝吃烟、吃酒、吃私菜等口腹上的浪费”，“节省纸张、灯油、文具及器具等办公用品”，“普遍建立节省箱”，“建立菜园”，“开展反浪费斗争”。由于他经常强调十二分节俭，博得了一个“十二分节俭”的外号。出去检查工作，干部们诙谐地说：“十二分节俭来了。”
此后，刘启耀根据中央号召，首先雷厉风行地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节省80万经费支援战争”，“紧急动员借24万担与80万担粮食供给红军”，以及“立即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3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得到了江西省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纷纷开展节约运动，筹集经费支援前线。受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表扬。
苏区经济十分困难。从中央政府主席到乡村工作人员，除少量技术人员外，大家都没有薪饷，只有少量的伙食尾子。特别是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为了节约开支支援革命战争，许多家在苏区本地分了田的干部还“自带干粮去办公”，连生活费也不要公家发。刘启耀就是这样的苏区干部代表人物之一。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他在省苏维埃政府的民主生活会上郑重宣布：“我4月份已自带伙食，从5月份起，每月都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止！”从1934年4月起，他开始从家里背米去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刘启耀回家背米，开始也有人风言风语。他老婆（一家四口，在家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也不理解，埋怨他说：“过去你扛长工都有米带回来，现在当了省主席，怎么连饭都赚不到吃。”刘启耀耐心地给她解释，让她明白共产党的“干部”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是为群众谋利益的道理。后来老婆十分支持，他工作忙，无暇回家背米，她就从兴国挑着米步行100多里到宁都，到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去探望丈夫，还打趣说：“老公、老公，饭要我供。”刘启耀朗声应道：“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一对患难夫妻相对而笑。
1934年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188期，曾用质朴无华的语言作了如实的报导：“江西省苏工作人员，热烈响应节省三升米运动。刘主席自带伙食，直到粉碎五次‘围剿’。”刘启耀自带伙食办公的事迹在苏区广为传诵，还深深地影响带动了各机关团体和各县、区、乡干部及人民群众，均热烈响应人民委员会“节省三升米”的号召，自觉自愿地“自带伙食”干革命，以实际行动捐助红军、支援红军。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不仅不要公家发工资发津贴，而且连伙食费也不要公家发，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当时他们不仅“自带伙食”去办公，还“自带伙食”去慰劳、去宣传、去支前、去实行“礼拜六”义务工作。仅此就可看出苏区党政干部廉洁自律已达到何种自觉程度！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刘启耀被留在宁都坚持领导游击战争。1935年初，因其所率部队在于都的一次战斗中被敌人打散，刘启耀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络，先后在泰和县马家洲和遂川县一带隐蔽。当时刘启耀作为坚持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他腰间还藏着一包金银（党的经费），但面对饥寒生死考验，刘启耀认为这些金银是党的经费，自己再艰难也不能随便动用。因此，他宁愿乞讨度日也不肯动公款一分一毫。谁也没有料到，这位衣衫褴褛的乞丐，原来是共产党的省主席！另外，刘启耀讨米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走村串寨，寻找失散的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在遂川、万安、泰和一带，联络失散红军、苏区干部1000多名。1937年春，由他和罗孟文牵头召集了一批隐蔽在各地的苏区干部在泰和马家洲开会，大家商议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刘启耀任书记。当他将珍藏了3年之久的金银拿出来作为临时省委的经费时，大家对他这种藏巨金讨米、廉洁奉公的行为无不惊叹，称之为“腰缠万贯的讨米人”。
1937年8月，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改为中共遂万泰县委后，刘启耀于1938年5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1939年2月任中共泰和县委书记。他强忍着抛妻别子的悲痛心情，继续为革命默默地工作着。他几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由于坚贞不屈而被敌人拷打致残，1946年4月在江西泰和县病逝。
（撰稿熊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