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报刊宣传浪潮中，个体文人的办报队伍仍然存在。即使如著名的《苏报》，虽然发生了与清廷的上海租界官司，扬名天下，但细加考察，当知《苏报》并不是由兴中会出钱资助的革命派报纸，而是由在思想上接近孙中山革命派的人士所主持的民间独立报纸。当时这一类民间报刊为数不少，既有同情孙文主义者，也有强烈反对者。维新党人与孙文党人之间的报刊大争论，就吸引了许多独立的报人加入不同的阵营激烈笔战，相互呛声。
可以说，清末的中国近代新闻史是外来的传教士宗教报刊，外来商人的商业报刊，国人第一批自办的新派文人个体报刊，与第二批、第三批国人自办报刊中政论政党报刊，清廷各地“官报”兴起与成长的历史。在这一阶段，新派文人个体兴办的独立报刊呈现出强烈的中国色彩和独特魅力。
民国时期，“文人办报”现象又有了新的发展并进入了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文人办报与西方新闻自由主义思潮的结合。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通常被人们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三次国人办报高潮，这次办报高潮的主体力量仍然是独立的个体文人或情趣相似、政治、文学倾向近似的同仁办报群体。
五四期间最为著名的杂志《新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由陈独秀一人主持的。随着后来同道者的纷纷加入，这份杂志遂竖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腐朽的封建文化代表“孔家店”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掀起了伟大的五四思想解放运动。
随后创办的众多五四启蒙报刊中，无论是李大钊的《每周评论》、胡适的《独立评论》，还是傅斯年的《新潮》，乃至于《东方杂志》和其他许多著名的报刊，都以标志性的办报人物（或主要主持者）而闻名。虽然这些报刊所传播的思想流派不同，对中国社会的主张各异，但绝大多数刊物都是由一些思想倾想较为一致的同仁们所创办的，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独立的立场，服膺西方新闻自由主义的独立办报之精髓。
辛亥革命后的各地军阀执政割据时期，中国的独立文人报刊受到了沉重而又残酷的打击。袁世凯时期的“葵丑报灾”，著名记者黄远生被误杀，邵飘萍与林白水惨死在北洋军阀的枪下。但是，由于军阀统治者假扮“政治开明”，相互攻讦牵制，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独立报业的短暂繁荣虚假景象。
民国政府正式建立后，随着国家的表面统一以及东南沿海民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部繁荣，文人独立报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借助于资本市场元素的濡养，加上西方外来现代新闻自由主义思想与观念的影响，中国的政论型文人独立报刊发展较为迅速，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然而，日寇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正常进程。抗战八年，民族危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新闻事业被作为动员全国军民抗击日寇的有力舆论工具而全体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民营的文人独立报刊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获得了卓著的名声。
随后的国共三年大规模内战对文人独立报刊的打击非常致命，企图寻求“第三条道路”而不得的独立文人报刊被迫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选择，并最终在大陆地区绝迹。
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文人独立报刊所走过的百年历程可以看出，中国最早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创办的政论精英型报刊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艰难之路，他们一开始并不想独立，而是竭力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洋务维新，努力寻求与封建统治者合作（国人初期自办报刊和维新党人的办报运动都是如此）。然而，由于统治者不仅不接纳这些新式报刊，而且对其残酷打压，这些文人报刊走上了开始渴望，继而失望，最终与颟干无能的清朝统治者彻底决裂（孙中山革命党人报刊）之路，成为了反抗倾覆清廷的强大力量。后来，在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逐渐形成了一个自立自重、文人办报，以监督社会与政府、守护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精英政论独立报刊类型，如北平胡适等人的《独立评论》、天津的新记《大公报》、成舍我上海的《立报》，乃至后来台湾雷震的《自由中国》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在百年中国新闻史上，这些爱国报刊文人们一开始以呼吁变法、改良维新为目标，应付列强侵略，攻击后党顽派、清朝腐朽政府、五四封建思想、民初反动军阀，经历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继而鼓动全民抗战。国共内战，呼吁和平而不得，走上了一条艰辛困苦，但却光荣有为的道路。
就这样，因为中华民族的时艰，士人传统的嬗变，清廷的漠视与镇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对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的借鉴，中国的独立型精英知识分子报刊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艰难与困苦中，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发挥了有力的影响。
在这一阵营里，成舍我先生的办报活动与所取得的业绩很有研究的意义，这是因为成舍我的独立报纸和相关新闻事业活动创立了一个文人办报的成氏模型——这就是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研究成氏的这一“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刻地了解中国新闻史上“文人办报”现象与“媒体知识分子”群体产生的多重原因，还能够对后人有所启迪，有益于寻求未来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的发展模式。
二
所谓成舍我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是指成舍我先生在自己的办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办报思想、办报理念，一种独特的双向度办报价值追求。
如上所述，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国人的办报实践活动中大致存在着个体文人报刊、政党团体报刊、商人营利报刊三种类型。“文人办报”的特点是指一批批仁人志士、自由主义分子、个体爱国者们以报刊为媒，以笔为器，通过独立的办报活动来达成其报效家国、服务公众、强大祖国之目的。政党报刊则以宣传一党一派的政治主张为主，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为宗旨，自愿充当政党的“耳目喉舌”宣传工具。商人企业家办报则是将新闻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营利性企业，通过积极主动地提供公众消费者“新闻”等消费品而滚动营利。
但是，成舍我先生的办报理念与实践和上述三种类型的报刊均有所不同。成氏办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兼有“文人办报”与“企业家办报”的双重角色定位，具有既追求“文人办报”的办报救国、服务社会、不为私利的终极价值导向，又有重视报馆企业化经营管理，追求报纸市场成功的专业价值取向。最为令人肃然起敬的是，成舍我的市场化办报目的是为着办报服务国家、服务民族、服务世界此一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存在的。这种看似矛盾，但又最终辩证融合的双向式价值统一体系，形成了成氏独特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成舍我的“文人办报”角色定位与价值追求深受我国近现代新闻史上那些变法图强、抵御外侮、文章报国、独立发声的先进报人们的深刻影响，形成了成舍我“立己、立人、立国”的办报理念。而从横向的学习西方角度来看，所谓的“企业家办报”角色也给了成舍我先生很大的影响，他对这种基于报业市场成熟发展机制之上的办报潮流、办报规律体会很深，形成了他新闻事业大众化、市场化目标的追求定位。这两重目标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前提，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基础。这样双重角色的叠加与互补最终造就了成氏的“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并使得成舍我先生取得了我国现代报业史上的许多成就，成为一代报坛巨人。
为了清晰地展现成氏“二元一体化”办报模式的具体内涵，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办报模式中的“二元”价值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成舍我“二元”价值体系中的“文人办报”这“一元”具体表现在哪里。
1.以新闻事业报效国家民族的爱国办报理想
如前所述，一部百年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血泪情仇的屈辱历史。从近代以降的两次鸦片战争、中法中日战争，到几近亡国灭种的庚子事变、辛丑条约；从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到日寇侵华、国共内战，百年的中国历史苦难深重，几乎没有片刻平静的时候。内忧外患、艰难困苦，使得中国许多有良知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和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把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当作自己终身矢志不移的追求目标。无数英雄人物或者揭竿而起，反抗清廷；或者举办洋务，学夷制夷；或者出国留学，遍寻真理；或者实业救国，教育精英。其中，受外来西洋传教士使用现代西方报刊媒介之启迪，从王韬肇始，康梁维新、孙文革命、五四运动、民国北伐、抗日烽火、国共决战，在百年不同的历史时段，都有一群人怀抱着救国志向，学用西洋传媒，办报办刊办社，开智通气鼓呼，创办了一种特具中国文化特色与时代需要的“文人独立报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个媒体知识分子群体。
这个“媒体知识分子”群体最为突出与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都是深深地热爱着中国这片苦难深重土地的人，在主观意识上都企图以现代新闻传播事业为媒介来达成其办报救国、鼓呼兴邦之崇高目的。所以，炽热的救国情怀、强烈的报国责任、一生的爱国志向是他们这一类中国文人独立报刊从业群体的共同特点。成舍我先生也正是这个办报群体中的一员，强烈炽热的爱国主义一直是支撑成舍我先生一辈子办报并且终生无悔的深层持久的动机。
成舍我的这种“文人办报”气质与办报追求在他《我们这一代的报人》、《立报发刊辞》和《中国报纸的将来》等文章中都有鲜明具体的论述。
成舍我在《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中把自己比喻为既幸运又不幸的中国报人，幸运报人是因为可以在如此需要报人挺身而出的时代有幸作为一个报人为国出力，为民呐喊，报效家国，无愧时代。虽然时运艰难，外敌侵入，内乱频仍，作为一个报人又是不幸的，但生逢其时，成舍我还是以报人身份而感到自豪。
在上海《立报》发刊词中，成舍我宣称办报就是为了“立人、立己、立国”，对报刊服务民族、国家与普通大众之崇高目标非常清楚，毫不动摇。
在《世界日报》发表的《中国报纸的将来》中，成舍我先生也多次谈及报人办报的目的就是服务于社会，中国的报人绝不能像西方的那些报业资本家一样，把办报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和赚取金钱的私营企业。
2.终身从事新闻事业的专业志向
成舍我1898年出生，1991年去世，共享年92岁。他的一生虽经历了许多的战乱与政局的变换，但却终身只从事新闻事业，几乎没有做过其他的行业。
在时局大动荡的年代，国家危亡在即，人民困苦艰辛，民族前途未卜，这促使许多热血青年、俊杰之士纷纷以各种方式投入救亡保种、富国强兵之路。他们或如蔡元培以教育救国，或如张謇以办实业救国。有人著述，有人从戎，有人科学救国，有人开矿富民。成舍我先生则像许多知名报人一样，选择了办报救国之途，而且一办就是一辈子，终身以新闻事业为实现自己爱国理想、社会主张的工具。在这个艰苦漫长的从业过程中，成舍我曾经数次被捕，十几次报馆被封，还差一点被“狗肉将军”张宗昌枪杀。同时，他几次婉拒了朋友们的举荐和一些当权高官们的主动提携，从未做过什么高官大员和政党报刊负责人。虽然他在办报后略有薄产，但绝不富裕，因为一生所有的积蓄都投入了办报办学的事业之中。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办报为国、匹夫有责的理想和对公正世界、正义社会的不懈追求，促使成舍我先生选择了一辈子从事颇有风险、很难发财的新闻之路，并且终身不悔、矢志不移。
3.以舆论推动民主社会与建设富强国家的奋斗目标
成舍我投身于新闻事业并终身以其为志向，当然是有着内在强大持久的动机的，这个动机就是他立志以报业为媒介，以笔墨为器具，以新闻言论为手段，以舆论引导为目的，来达成他心目中的富强国家、民主社会、大同世界之目标。
自从人类社会组织中出现了信息传播媒介以来，信息传媒就一直被人们所看重。因为在一个日趋复杂的社会之中，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已成为社会全体成员须臾不可脱离的重要需要，传播信息的社会化传播媒介也就成为社会架构中的重要一环。也正是因此，社会化的传媒媒介——特别是近代社会所产生的大规模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视已成为各方政治、经济、文化团体和个人关注的公器、重要的载体、统治的武器。不管是在人类社会的初级原始信息传媒时代，还是在文字语言传媒时代、纸介印刷传媒时代、电子互联网传媒时代，从个体传媒到群体传媒再到大众传媒，信息传播媒介都是各个社会阶层、不同团体、各方人士志在占取的社会“重器”。因为谁能够占据信息传媒的统治地位，谁就能利用信息的采取与发布，获得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有力手段与重要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