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所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问世以来，西方的近代大众传媒媒介——主要是纸介的书籍、报纸和杂志，随着殖民者和传教士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并在发展演变中成为各方人士关注的“利器”。商人们发现办报办刊能够在市场上给他们带来丰收的资本利润，于是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商埠租界，不断有人进入这个新的市场领域，成为一个经略民营商业报刊的主体。同样，痛心于外敌侵略、国事糜烂、民众愚顽、君上颟干的几代知识分子精英则投身于办报行列，设法利用现代大众传媒，鼓吹变法，倡言革命，新民开智，富国强兵。同样是掌握现代大众媒介，因志向不同，目的相异，导致了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营利的商人报刊，鼓吹政治主张的政党报刊和以独立的立场引领大众舆论、达成社会理想的个体精英报刊。而成舍我正属于后者的行列。
个体社会精英人士所创办的报刊，其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新闻报道和发表言论，影响社会舆情，达成他们心目中所理想的社会前途。在清末近代，以王韬为代表的“新派士人”利用报刊来呼吁变法，学习西方，以达到救亡保种、民富国强之目的。康梁党人则利用报刊，力图形成有利于改革进步的社会舆论，以拥君变法，渐进图强。五四精英亦利用大众传媒，造成强势社会舆论，打倒“孔家店”，推崇“德赛”两位先生以救国，在客观上达到了冲决封建旧思想的樊笼，宣传新思潮之伟业。民国时代的一批批社会精英，更以办报办刊为其职业，仿效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媒介，力图通过独立的新闻报道与言论引导，促进社会发达、民族进步、国家强盛。
成舍我一生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当官或从事其他致富的行业，但他从来不作它想，一心办报，屡扑屡起，越战越强，就是因为他企图以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报道传播信息，影响社会舆论，产生明智意见，建立公共领域，完成对国家、民众、团体的启蒙与益智作用，最后达成成氏心目中社会平等、民主自由、独立自主的美好社会前景。
少年时代的父亲冤案一事，使成舍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新闻事业之威力有了深刻的印象。青年时代机缘变迁，又使他一直在新闻圈子里工作，五四时期更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接受了崭新的思想，目睹了大量新型报刊风起云涌，批判旧礼教，宣传新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北大期间，风云际会，他通过创办好几个社团活动获得了很大的锻炼，也萌发了改造社会的巨大梦想。所以，成舍我对利用现代新闻报刊来达成自己的社会目标、人生理想，有着很深的基础。早在“1921年，他在《新人》杂志发表《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他后来以办报为业在他思想深处可以找到源头。”
成舍我立志办报，为公众服务，这是因为他坚信“第一，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质，将成过去，即资本主义下，专以营利为本位的报纸，亦必不能再为大众所容许。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祉’的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直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的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作一个大众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骄纵，误解‘无冕帝王’的意义。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报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纪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祉’为出发点”这段话，可以看出他的办报深层动机。
4.以独立人格为标志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
观察成舍我的办报活动，可以发现他总是力图保持其独立的人格、客观的立场、公平的言论，尽量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与破坏，保持独立报人的公正形象与“超然”地位。
由于时代的影响，中国几代从事报业的个体文人与统治集团的关系起起伏伏，不断变换。起初，王韬、康梁等人企图依靠清廷支持，创办近代新闻事业，达成其变法改革之理想。随后的孙文革命党人则彻底放弃了与腐朽清朝统治者的合作幻想，以报刊为宣传批判之利器，誓与清廷周旋到底。民初时代，军阀割据，反动武人动辄打杀，政治风云波骤诡谲，许多旧式文人报刊犹如墙头干草，随风摇摆，定无所见。直到北伐成功，民国政府成立，报业环境稍有平稳。然此时之报人，遍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熏陶，饱受西式欧风美雨之冲击，其对报业之理念与眼光，已与其前辈不可作同日之语。其中最大变化者，就是许多独立报人开始仿效欧美当代精英主流大报的立场，走上了一条以独立人格为标志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道路。
这种身份在报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报人在处理新闻报道时客观中立的立场和身份上的非党派色彩。
成舍我早年曾经参加过国民党，但很快因从军队中退出而自动丧失了国民党党籍，从此再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终身恪守独立的报人身份。在北大就学期间虽与早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过往甚密，并接受过二人的关键性帮助，但他只参加了一次李大钊召集的共产党人小组会议，就表示完全不认同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其中心理念“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没有科学依据，自己不能接受。在五四北大前后，成舍我深受李石曾、吴稚晖等人的“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他仅仅是日后与李、吴两人过往较为密切，接受过他们的帮助，帮他们做过事，并执弟子礼，但他最终也没有受李、吴的影响，重新加入当时已是统治政党的国民党。可以说，为了做一个职业化的新闻人，为了追寻心目中的新闻报国之理想，成舍我刻意地保持独立之身，以追求独立人格和中立地位，保持报纸的客观性与主动性。
成舍我先生曾经是1949年之前中国内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的创办人，也是旧中国时期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的创办人，这两份报纸分别是上海的《立报》，发行量达20万份；北京的《世界日报》，发行量3.5万份。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其独立办报的宗旨有极大的关系。成舍我坦陈，他一直遵循对外争取国家独立、抵抗强敌和对内督促民主、严惩腐败的办报方针，始终坚持“立场坚定、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消息灵通”的宗旨，不屈服于硬的威胁和软的收买，对社会政治与时事敢于持公正的批评。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北平复刊，他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后的几年中，《世界日报》坚守了这样的立场。”纵观成氏办报的整个过程，他确实基本上坚持了独立办报，坚持无党无派的初衷。
在国共两党激烈争斗的年代，成舍我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这与他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不无关系。
他在一篇纪念老友程沧波先生的文章中曾这样赞许程氏对新闻记者的描述：“沧波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新闻记者与天下国家》中说：‘新闻记者在东方是有骨气有作为的士，‘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东方的士风，代表士风的新闻记者，要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辟邪说、阻乱源。新闻记者的荣誉，是力抗强暴，拨乱反正。反之，新闻记者的耻辱，莫过于但见现实的利害，对现实的利害，屈膝低头，把是非邪正，一脚踢开。’这一段话，真可作为每一记者的座右铭。”
成舍我还说过“我在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每年毕业典礼中，经常以下面一段话，告诉毕业同学：‘你们毕业以后如果进入报馆，你们手中的一支笔，正和战士肩上的一管枪相同。如果新闻记者的笔，不用来维护正义，奖善惩恶，相反的却要求贿赂、受人豢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则这一类的记者，其罪恶与战士不用枪保卫国家，歼灭敌人，而只是威吓善良，抢劫强暴，或报仇泄愤，同该受全国唾弃，最高刑罚。此外，我也常常说：新闻记者要红包，争特权，其为害社会，创贼人心，影响之大，实百倍于贪官污吏、恶霸土豪’。”
所以他认为“记者应有抱负，应尽可能以其为终身职业，在可以发挥抱负的条件下，应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塑造一位独立自由记者的形象”。作为一名记者“在参加某一刊物工作时，无论报纸、杂志，应注意能否符合你的抱负，这一刊物的主管，是否要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辟邪说，阻乱源。尽管记者是一项职业，辛劳有限度，报酬有标准，但如果上述两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则所谓辛劳与报酬，即将自然使你不再作任何计较。否则即日酬万金，亦可掉头不顾”。
5.以普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目标
与前辈精英报人王韬等不同，成舍我这一代的报人固然仍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圣主”的身上，但他们更相信现代社会中的公民自由、个人权利、民众力量、社会公平。所以，成舍我创办报纸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再是仅以少数官员为读者的“官报”，也不是以党员为基本读者的“党报”，而是以社会各个阶层普通大众为读者的大众化报纸。
这里必须要加以必要解释的是，成舍我心目中的大众化报纸与西方新闻史上以通俗化、娱乐化、消费化为特征的大众化报纸有所不同。同者是成氏的大众化报纸与西方同类报纸一样，讲求利用现代化企业经营方式来管理报馆各项业务，注重在内容、报价、发行、广告等各个环节的大众化价值取向。但是，成舍我的大众化报纸又在“读者大众化”这一目标上与别人——特别是商业化价值取向的报刊不同，成氏的大众化是为了服务广大读者，提升其对国家民族前途之兴趣。达成国家前途与个人前途的紧密结合，是成舍我办报之根本目的。所以，成舍我以普通大众读者为“父母”，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成氏报纸生存与发展的“衣食父母”，更因为读者大众是成舍我向其灌输民族民主观念，提升其思维理想层次，使其成为社会合格公民的服务对象。
诚如张育仁先生所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有着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倾向，从苦寒卑贱的民间而来的成舍我更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西方当时的‘大众化’报纸的鄙薄性评价，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指示着他‘中国式’的报刊自由主义思想方向——他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描述和阐释他理想中的‘大众化’报纸的精神面貌的。他对中国当时不少所谓的民间报纸的精神格调，特别是与广大民众严重隔膜而浑然无知深怀忧愤。因此他认为，报纸仍应当肩负起‘唤起民众’的启蒙重任——应当通过启蒙，使国民树立牢固的国家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推动国家朝着民主、宪政的方向，朝着现代他的方向发展——‘大众化报是一种革命’，其思想和文明的意义正在于此。”比如像张恨水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明珠》（这个副刊曾经因为发表过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荆棘山河》等长篇小说而脍炙人口、极受欢迎）这样通俗化的副刊，成舍我也要求绝不能办成像当时许多报纸副刊那样格调低下，所以“《明珠》副刊明确提出‘四个反对’，反对茶余饭后的消遣，反对不顾及大众的个人牢骚，反对软性化色情化的东西，反对无聊的考证”。
虽然成舍我在现实的层面上一点也不忌讳采用市场化的运营手段来达成其报纸大众化之目的，但他却非常明确地反对欧美国家中许多报业资本家只把报纸当作赚钱的企业与工具的做法。他在《中国未来的报纸》演讲稿中这样讲到：“欧美的新闻大王，他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投机发财，对于社会公众的福利，几乎是毫未想到，照这样继续推演，直到现在，‘新闻商业化’，所以就成了世界上各种最严重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