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愈接近，战斗愈艰苦。”所谓战斗，并非专限于飞机大炮血肉相持的前方，举凡一切与争取胜利最有关联的部门，如“经济战”“宣传战”之类，也都包括在内。固然在这一切艰苦战斗的过程中，我们保有许多不可磨灭的惊人优点，但尽量自我检讨，寻求本身缺憾，加以补救，似亦确为当前每一参加战斗者必须注意的工作。
我是一个终身从事新闻事业的半老“小兵”，现在，且将我所认为与“宣传战”最有关连及最迫切的问题——我们需要平价报，提请大家，尤其我们宣传当局和新闻界的前辈领袖，共同研讨。
在最近二十天以前，我从桂林到江西某处，做一两周间的短期旅行，除衡阳耒阳两大城市外，我曾在三个人口两万以上的县城，和若干个人口五千以上的市镇住宿，或经过。在这次旅行中，对于一般人认为难于忍受的苦痛，如汽车抛锚，臭虫满床之类，我都极能遵守“素位而行无不自得”及“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的教训，毫无感觉，其真能使我苦痛的，则是往往一连四五天，看不到一张报纸。我是不能一天不看报的人，报纸常被称为“精神食粮”，四五天不看报，实等于四五天不吃饭，是可忍孰不可忍？起初尚以为仅向小市镇和普通店户找不到报，万不料在一个县城中，向县党部及国民小学去找，也都一样的回答没有。有一位小学教员告诉我，他们早已把看报列为奢侈生活之一，与穿西装吃鱼肉，同为可望而不可即（及）。他们要知道国事，只有从县政府门首张贴的一张播音纪录去寻取。但这种播音纪录，也不一定能天天贴出，或许天气障碍，或许机件损坏，也或许主办的人，另有要公，遂致遗忘，所以他们知道的国事，都是东鳞西爪，不相联属。至于为什么会把报纸列为奢侈品，就因为一个国民小学的办公费，通常不过数十元，笔墨纸张灯油茶水一概在内，而一份报纸的价值，继长增高，由每张两角，三角，五角，加至一元，连邮费每月已在三十元以上，几乎要占到办公费的全部。这如何还看的起？
小学校之不能不把报纸当奢侈品，其理由在此。县党部的情形，大约亦相差不远。据说，全程只一县长公署，和两三位发了国难财的商人，订有报纸，但我和他们不相识，未便烦扰。结果遂使我每天所最皋兀不安的，倒不是汽车抛锚不抛锚，臭虫吃人不吃人等问题，而是前线情形，盟国战况，及世界局势，究已进度到何等境地。每一经过地区，除极少特殊人物，对当前大局，尚能略知梗概外，其余大抵浑浑噩噩，莫名其妙，老百姓则更多数呈现着“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情态。去年九月间，我从桂林循西南国道来重庆，由金沙江起，除至贵阳有报可看外，其余各地，找报也极困难。但或者因那时报价普通还只到每份五角的关系，固困难程度，似还不及此次严重，县市的小学和党部，偶尔还能找到一两份看。如果照此次旅行所得的经历，继续推展下去，那么，将来报纸成为都市贵人的专利品，连县政府也找不到一份报纸的时期，也许很快就会到来。我们的抗战宣传，和最多数勤劳大众，隔离到如此遥远，岂不是“宣传战”中一个急须补救的重大缺憾！
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沈鸿烈氏，在考察湘赣闽桂等省限政施行情形回到重庆以后，他曾刊布一个公开报告，认为限政宣传没有普及民间，是限政成效欠佳的最大原因之一。其实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征兵难，汉奸多，何尝不都和宣传工作未曾普及民间，有着同样关连。当七七抗战初起时，我在汉口大公报发表《纸弹亦可歼敌》一文，对抗战宣传，曾提出三个原则——指挥统一，目标集中，对象普及。我极力呼吁，宣传应以全国军民为对象，最低限度，每周有一阵中版，每县有一地方版。而所有宣传资料，连题目大小，次序先后，都应完全由中央主管宣传之总机构编定播发。我提出的口号，是“报纸下乡”，在那篇文章第一段，我有如下的意见：
“汉奸多，征兵困难，一到距离战区稍远的县市和乡镇，大多数老百姓，即浑浑噩噩，不但看不见抗战的准备，连抗战气氛，都无处寻觅。一切的一切，这是什么缘故？我们可以追根溯源，得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由过去以至现在，忽略了孙先生一个很宝贵的遗训，把宣传太看轻了，宣传没有和军事配合，军事进展，而宣传落后，抗战开始，这情势还未改变，所以造成眼前这种不良的现象。”
我这一“卑之无甚高论”的呼吁，虽曾得到若干方面同情，而现今业已举办尚待扩展，如政治部主管的扫荡简报，宣传部主管的各地简报，也正就是向着普及军民的大道前进，但因为战局变化，和器材困难，像抗战开始时我所拟议的三大原则，似都还难即实现。一方面我们上述的宣传原则，尚须相当时期始可完成，一方面则我们全国各大都市固有的报纸，在此时刻，却更因种种关系，其销行愈集中于都市本身，其对象愈集中于少数公务员及知识阶级。“报纸下乡”，仍只被视为一种空泛的理想。老百姓没有尽量普遍受到抗战宣传的洗礼，其浑浑噩噩的情境，由我这一年中两次旅行所见，比抗战初期还要加甚。因此，除祈祷扩展中央普及全国的简报计划，能尽速圆满奏效外，一方面我不能不提出一个迫切要求——我们需要平价报。
我国报纸售价，与大多数国民生活水平，不相配合，这早在抗战以前，就已深刻感到。民国二十年，我在北平燕京大学，讲《中国报纸的将来》，曾列举欧美各国报纸售价，与其国民收入，和我们比较，结果，证明实相差太远。如以英国一小学教员为例，通常月入二十镑，即四千八百便士，购报一份月不过三十便士，仅占其总收入百分之零点六强。而我国一小学教员，通常月入二十元，购报一份，通常以每月一元计，就须占其总收入百分之五。小学教员尚如此，更穷苦的勤劳大众，自然尤不易有购买报纸的资力。所以中国报纸，始终不能得到广大的销路。销路最大的报纸，自己宣传，也不过十五万份。要像英国四大日报，《每日邮报》，《每日快报》，《每日民声报》，《新闻记事报》——动辄在两百万份左右，真是无法比拟。其唯一致命的原因，就是报价太贵，老百姓看不起。因此，我曾极力主张，多办以勤劳大众为对象，文字通俗，取材精要，一块钱可看四个月（零售每份一分）的小型报。抗战以来，我们全国报纸，随着物价高涨的洪流，即小型报其售价也有增加到每月三十元，甚至三十元以上的。固然一般读者的收入，亦以增加，然每月三十元，与战前每月二角五分比增加一百二十倍。至日出一大张的报纸，以战前的日出三大张月售一元为比例，所增亦恒在百倍左右。除了发国难财的特殊人士，谁的薪俸，能有这样同等倍数的增加。其不能深入乡村，普及大众，那是势有必至，理所固然的！
所谓“平价报”，正为挽救上述缺憾而起。这一名词，看来似乎新奇，然而她的重要，实不在“平价米”，“平价布”之下。且自限价政策颁行以来，报纸所居地位，纵不是民生必需品中数一数二的老大哥，至少也应是八种以下的第九种，可惜大家都不大注意这问题，就弄到连肥皂，牙膏也不如。肥皂，牙膏，还有人替她涨价，报纸的价位，却始终无人过问。主办报纸者，遭受经济环境的压迫，呼吁无门，不能眼看自己的报馆关门，结果，也只好随着物价洪流的激荡，由战前每月售价二角五分的小型报，售到每月三十元以上。这当然不是办报者愿意出（如）此，如果国家有一个精密公平的办法，解除报馆当前的困难，那么，报纸售价，何尝不可遵照政府管制，减到合理的标准。
三年前，国内报纸售价，通常约在每份零售一角五至二角之间，我由香港来重庆，某次，偶应某公垂询关于宣传方面之意见，我当时曾痛切陈述抗战宣传不能普及全国的危险。并指出随着物价工资的高涨，报纸售价，恐仍将有增无减。换言之，即抗战时间愈延长，报纸售价愈提高，一般购买力薄弱的勤劳大众，愈将与报纸绝缘。我曾提供一个“平价报”的办法：即报纸售价，听由政府规订，而由政府以适当定价，供给各报馆用纸。例如政府规定小型报零售每份一角，报馆除去批发折扣，及破纸消耗外，实际收入，平均按每份五分计算，每纸一令印报二千份，是报馆印纸一令，可实得报价一百元。政府于严格核定每报馆实发行数目以后，即可以每令一百元以下之价值供给报馆用纸。其市价高过一百元之损失，概由国库负担。
倘政府能再将报价减低，仍可依此比例，减低纸价。自来纯粹经济独立之报馆，其营业方针，及收支标准，大抵以发行所入（即售报）抵纸价，而以广告所入抵薪俸及其他一切支出。其广告发达之报馆，为求增高广告之效力，尚宁愿减低售价至纸张成本以下，冀以推广销路。同时，广告部份之增益，即可填满发行部分之亏损。报价增减，纯依纸价为转移。故政府只须以一定价值，供给报馆用纸，报馆即自无提高报价之理由及必要。目前全国报馆，纷纷提高报价，其唯一原因，即在纸价高涨。假使，这三年前“平价报”的办法，能够实现，则即在今日，相信我热心为抗战宣传努力的全国报业先进，固仍绝对有欣然接受的必能。
从另一方面看，今日报价最高已涨到战前的一百倍至一百二十倍，而纸价则除白报纸外，任何地所产土纸与战前白报纸比较，似最高尚未到四十倍。如以重庆为例，战前白报纸，通常在每令七元左右，而今日重庆土纸，限价为一百六十七元，仅当战前白纸之二十四倍，黑市以二百五十元计，亦仅战前之三十五倍。现在报价之所以涨到一百倍至一百二十倍，未尝不是受着纸价涨风，无法预测的一种恐怖心理所支配。因办报者本身，自然不愿涨价，更不愿效法一般商品，时时涨价，今日决定涨价时，总希望以后不再涨，最低限度，亦几个月内不再涨，而纸价之涨到如何境地，则早晚可有极大不同。
今日之三十五倍，安知几个月内不像几何级数的上增，由三十五倍而到七十倍，而一百四十倍？故政府只要安定纸价，予办报者以保障，此种恐慌心理即自然不再存在。至报馆之广告定价，则政府可尽量放任，听其自然。因今日一般报馆之广告定价，虽然已比战前加到一百倍左右，但仍然还有不嫌昂贵，刊登全版或半版封面广告的商店，可见商人藉抗战获得之利率，远在广告增价以上。虽然现在报馆的各项支出，比战前还未全部加到百倍以上，如战前一总编辑之薪俸通常为两百元，今则任何报馆，尚未闻有月薪两万之总编辑。但若物价工资再有增涨，广告定价，即再增百分之百，亦无不可。且因报价减低的结果，销路一定扩大，而销数扩大的结果，广告效力一定增强，广告效力增强，则每一全版封面，像英美报纸的比例，总售十万元一天，也自会毫无吝啬，有人欣然惠顾。照此办法，减低报价，对国家固可使抗战宣传，普及深入，其所以增强我宣传战斗力量者至大且巨。对报馆，毫无损失，且因供给用纸可减少纸张无限制高涨甚至缺市的恐慌，其必然的收获，还可大量提高广告效力，增加广告收入。——这就是我所建议“平价报”一举两利的简单轮廓。
切盼负宣传责任的当局，及全国报界领袖，对这办法，能予以缜密考虑，倘有实现可能，则报纸向大众去，最低限度，两万人口以上的县，五千人口以上的市镇，在国民小学和党务机关内，总不致再有找不到一份报纸的缺憾。至于动员全民，争取胜利，也总不致毫无补益罢。
（原载《东方杂志》，1943年第39卷第9号，李磊录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