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办报
新闻事业资本化，需要大量资本，但别的事业有了资本，一切问题，即几乎都已解决，新闻事业则不然，未来的新闻事业尤不然。因为新闻事业的成功与否，一部分因素，固然靠资本大，设备好，而另一部分，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还在报馆的言论记载，如何真能把握读者重心，争取时间。至于报馆本身的管理，对事，对人，对物，均较其他事业，倍多困难，尤其印刷运输及传达消息之各种工具，日新月异，技术因素，亦特感繁复。如果一个报馆，不能得到最优秀的工作人员，尽管资本雄厚，也绝无把握，可以保障成功的。试举一例，印度国大派领袖尼赫鲁，他的父亲很有钱，尼赫鲁自己当然也很干练，但他父子在印度合办的独立报，就以管理不良，终于倒闭。尼赫鲁因此发誓，不敢再自己办报。又如太平洋战事发生前，我著名某侨领，曾在海外办报多处，他总以为资本可以战胜一切，但截至战事发生时止，他所办各报，仍多未达到成功目的，即因替他办报的人，缺乏办报专才。可见新闻事业，需要专门人才主持，其重要性质更过于需要资本。过去办报的人，他的学术及毕生志愿，多不一定和报纸有关，骚人，墨客，官僚，军阀，都可以做新闻记者，甚至一个学采矿冶金的，也可以在报馆写国际论文或编文艺副刊。他们多半视报馆为传舍，流动性极大。在科学发达，分工精密的现阶段，我相信战后新闻事业，这种现象，亦必将归于消灭。只有研习新闻，或新闻事业中之某一技术部门，并以报纸工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才能参加新闻工作。我曾有好些朋友，他们做过很多大公司的总经理，以为报馆事务部分，也等于普通商业，做一个报馆总经理，自不至发生问题。然而，一进报馆，种种困难，无法应付，尤其监管印刷，最使一般初做报馆总经理者感到头痛。这些都还仅是最简单的技术问题，在未来新闻事业愈趋专门化时代，当然更非专家不能办报。在资本家出钱之后，我紧接着指出，“专家办报”这一口号，就是这个意思。
老百姓说话
现在问题核心之部分，业已到临，因我此处提出的，本以“战后中国新闻事业制度如何建立”为核心，而在所建议的第三点——老百姓说话——又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如果仅如我已经说过的两点：“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则目前英美式“言论出版自由制”下被资本家劫持操纵的报纸，其轮廓本已如此。只有真能做到“老百姓说话”，才是我们中国新闻事业制度的一个特征。
我的办法，要将资本家投资所得利益，和报纸代表的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完全分开。伦敦泰晤士报创办人华德（John Walter）后裔，以其一部分主权，特别关于决定言论政策之权，移让于特别组织之董事会，及《每日民声报》将总经理权交一出版公司管理，言论权则由工党主持，都稍稍含有言论不受资本控制的意义。因为未来的新闻事业，需要大资本，我们现所尊奉的三民主义，只“节制资本”，并不打倒资本。资本家投资一切事业，其主要目的，在获取利润。新闻事业，欢迎他们投资，但只许他们和投资其他有关公共福利的事业一样，于获取合法利润外，仍须听从国家或社会有关公团之控制。如以公用事业为例，资本家决不能于获取电灯，自来水，或公共汽车之营业权以后，而可将所有灯水汽车，居奇垄断，或专凭自身好恶以订供人使用与否之标准，且亦不能专为本身利润，而任意提高价格，使电灯不明，水源不洁。英美新闻事业之所以为后世诟病，多由于英美学者，通常未认识新闻事业亦为公共事业之一种。
总以为报纸为一种私人经营的自由商业。其列举不能算作公用事业之一证，即公用事业，不能无故拒绝某一人之使用，而报纸主要商品之一——广告——却可以任意拒绝刊登。这实在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说法，广告可拒人刊登，难道报纸出版以后，亦可任意拒人购读吗？如以公共福利为标的，则凡不拒害公共福利或违背法令之广告，报纸亦不应有拒绝之权，事实上亦不至拒绝。电灯，自来水，公共汽车，其对于公众之影响，不过限于一区，报纸则可以由一市一省推及全国，甚至全世界。资本家不应以投资关系而即攫整个报纸并其言论权为个人私有，事理至明。
因此，我主张国家立法，报纸虽准许私营，亦准许与其他任何大规模企业，在同一原则或限度内，获取利润，但每一报馆，必须组织一编辑委员会。私立学校创办人，必须组织一董事会，不能视学校为个人私有，其意义亦类与此相似。委员会人选，除三分之一得由投资主办报馆者自由延聘外，其余三分之二，则应依一定的比例，由学术机关，公共法团，读者代表，分别选派，至此例如何规定，代表选派程序如何，在立法时，当然尚需详加研讨，尤其宪政时期，政党林立，由政党主持之报纸，如何能在此种制度之下，不妨碍本身正当的宣传目的，要均有悉心考虑之必要。此编辑委员会一经成立，则凡主笔总编辑之任免，报馆言论政策之制定，及对每一重大事件发生时采取之态度，即系由其决定，主办报馆者，无权干涉。
此委员会既有三分之二多数，出自人民选派，则报馆言论记载，亦即可真正与老百姓意旨相配合。以资本家个人利益及意志支配报纸言论，及所谓黄色新闻之流弊，亦从此可以避免。从另一方面说，报纸既真能代表老百姓说话当然即可得到老百姓爱护。过去资本家之多以败坏报格，迎合低级趣味，无非在争取销路，销路多则广告多，广告多则利润多。今以代老百姓说话，而得到大量销路，对于资本家争取利润之目的，并无损害，在资本家自亦不致因编辑权被限制，而即减少投资新闻事业之兴味，且虽受限制，究比开大旅馆，百货公司，仅仅获利以外，尚多一推派三分（之）一编辑委员会之权。
此真一举两得之办法。不必国营，可收到与国营同等效用。且此种报纸所反映之国民意见，必可极端忠实，甚至如我最初所举已故某名记者偶尔误传的“英人为公益事件，投函三次不登，可以控告报馆”之办法，在英国认为绝不可能者，在此种新闻制度下，竟可做到。此非英美“言论出版自由”制度下报纸所可比拟。而与我国现所遵行三民主义之原则，及国民党人民有“完全言论出版自由权”之政纲适相吻合。战后报纸之私营，一方面需要大量资本，一方面又怕蹈英美资本家操纵报纸之覆辙，但此重大矛盾，由于上述“言论权”与“资本权”的切实划分，即有合理解决可能。总之，“老百姓说话”，乃是我所建议新制度中最重要一点“核心之核心”所在。
政府认真扶助，依法管制
最后，即这一制度中的第四点。我是切望政府，对战后新闻事业，能“扶助”与“管制”，双管齐下。所谓扶助，一定要“认真扶助”，不能仅以若干空洞好听的名词，敷衍了事。如我去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公报发表“新闻记者法应速设法补救”一文中所说：政府为鼓励新闻记者，尽职奉公起见，最低限度，记者法中应包括下列各项：（甲）凡新闻记者具有左述事项之一，国家应特予褒奖或抚恤：（一）由于职务上之非常成就，对国家有重大勋劳者；（二）忠于职务，致被杀或残废者；（三）对新闻事业之发展，新闻学术之研讨，在技术上或学理上有重大贡献者；（四）继续服务新闻事业十五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乙）新闻记者，于执行职务时，得请求有关机关，予以适当之便利。
（丙）左列事项，由国家予以适当之限制：（一）新闻记者之待遇，应视当地生活程度，由主管机关会同该地记者公会规定一最低标准，遇重要物价剧烈变动时，得随时予以调整；（二）新闻记者之工作时间，通常应以每晚十二时为止，其担任十二时以后之深夜工作者，每人所担任工作时间之总数，应不得超过四小时；（三）新闻记者每星期应休息一日。
以上三项，虽所指专为新闻记者，但保障新闻从业员，亦即为扶助新闻事业之最大因素，其他一切，不难由此类推。所谓管制，一定要“依法管制”，不仅没有法律根据的管制，在报馆不能接受，且这种法律的订定，除了最不得已外，顶好能包括在一般法律范围以内。特别为报馆订定的法律，以愈少愈好。比如鼓吹暴行，公开诽谤，普通刑法，都已有最严厉的惩罚，即不必另为报馆，而在特别法中，别有规定。至开办报馆，既为一种商业组织，则公司法及一般商业法规，均有必须遵循之手续，即亦无庸另行登记。我的意思，中国自有报纸以来，即备受满清北洋军阀之恶毒摧残，再加以各种客观条件不够，故近代式报纸，虽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但规模极小，销路极狭。
尤其报馆与记者，随时均有被封被捕被杀的危险，故报馆应负有的使命，本身迄无法达成。战后建国工作，第一步即须改造公民心理，转移社会风气，报馆在此一工作中，地位异常重要，国家对此种事业，实应尽力倡导。只要报馆的言论权，真能由人民掌握，不至为少数特具野心者操纵败坏，则国家消极的管制，与积极的扶助，其唯一目的，无非促进新闻事业之发展。在过去打倒军阀时期，以军阀政府为对象，报纸与政府立于敌对地位，因而有“报馆不封门不为好报馆，主笔不下狱不为好主笔”之名言，以激励报人反抗军阀，视死如归之勇气。军阀政府，亦即报以封报馆，杀记者为不二法门，且有种种特为镇压报馆而制定之苛法严刑。今军阀政府，既早经打倒，尤其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与报馆，均同负建国重任，双方正唯有相需相倚，竭诚合作，以完成建国大业。
于此，政府而或犹勾心斗角，视报馆为寇雠，及报馆而或犹恶意攻讦，以政府为对象，即均可谓时代错误。在建国的、民主的、法治的政府之下，根本不愿有非法封报馆捕主笔之事，如其有之，即不啻自行否认其为人民拥护的政府。唯若所封所捕，确均依法执行，则此种报馆，当系仅以报馆招牌为掩护，实或阴谋暴动，或贩毒走私，报馆仅为彼等集合党徒，交通联络之秘密机关。又此种主笔，或系假借报馆名义诈欺取财，是其被封被捕，实际上与报馆及主笔之本身地位，毫无关连，尤其绝不能因此而指为破坏言论出版自由之原则。故今后每一报馆，每一记者，应以不违背本身职务，触犯法纲为荣，而以被国家正当制裁，封闭捕杀为耻，所谓过去打倒军阀时期奉为圭臬之名言，当反其意，变为“报馆不封闭才是好报馆，主笔不下狱才是好主笔”。必如此，政府与报馆才算确实走上了建国、民主、法治的正轨。
至于扶助和管制的详细办法，当然并非此匆促时间所能说明，但扶助要“认真”，管制要“合法”，这在我提出的两个原则中，已大体包括无遗了。因为我所建议的这个制度，每个报馆言论权，既都为纯正人民公意的表现，报馆编辑权操于人民代表之手，英美资本家操纵报馆的流弊，都可免除，则民主国家对于报馆的几个基本原则，如前述之（一）创办报馆，不需登记；（二）无事先检查；（三）不能以命令禁刊某项消息；（四）批评官吏失职不为诽谤；（五）除有关国家利益之机密文件外，有权发表任何消息。在战后的中国报纸，国家似乎更可以放心大胆，毫无保留的全部赋予。国家只要从人民控制报馆言论权一点，能详定法案，严密监察，重心在握，一切问题，即均不难迎刃而解。
我所建议“战后报纸新制度”，至此已说明完毕，假使真能做到，则资本家，专家，老百姓，和政府精诚合作的一幅远景，转瞬不难实现。而报纸言论，既真由人民主持，我们所争取宪法上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即人人均可平等享受，较之英美，亦远为普遍切实。我确信中国报纸，在建国时期，其地位极为重要，至战后之大规模发达，尤为毋庸置疑。当前课题，仅制度上必需得一完备良好的方案，我这建议，不过为寻求这方案的一种尝试，希望引起国内贤达尤其新闻同业研讨的兴趣，使真正符合理想的方案，最后得告成功，而且这种方案成功以后，不仅解决了我们“战后新闻事业需要然又恐惧资本化”的矛盾，并且也解决了世界——尤其英美——新闻事业制度的矛盾。我切望这个奇迹，能在三民主义的中国，首先实现。
（原载《中国新闻学会年刊》第2期“战后新闻事业研究”专栏，第20-30页，1944年11月20日出版，李磊录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