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是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大力开展农村各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苏南的乡镇工业产生于农业，又反哺农业、服务农业，并带动第三产业，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十个轮子一齐转，全面振兴农村的好势头。
（二）温州模式
温州地区乡镇企业以家庭、联户企业为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构成温州乡镇企业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形成，第三产业也发展起来。因此，温州不仅家庭商业繁荣，而且家庭办的交通运输、饮食服务及民间信贷也日益兴旺，这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
（三）珠江三角洲模式
1980年初，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开始初创，1994年正式确定范围，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等14个市县。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突出的是在发展乡村集体经济、集体经营的同时，支持和鼓励组办、联户办和个体“五个轮子”一齐转，坚持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此外，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收入已经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二、三产业为主，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从过去以从事农业为主转变为从事二、三产业为主，农业内部结构也从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变为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面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走出了一个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成功路子。
（四）龙港模式
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建镇以前，只有5个渔村，人口仅6039人。龙港镇是一个由农渔业为主的乡村发展成为以工业为主、多种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新型城镇。
以上发达地区以乡镇企业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个人一般都没有社会负担或负担不重。不仅如此，乡镇企业还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大量的支农资金和农村社区的发展基金。这为我们21世纪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是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是农民致富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从以上典型模式可见，先富起来的农村地区都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商品生产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活跃了农村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加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二是多种经营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个人致富的重要途径。三是要壮大集体经济。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集体经济强大，集体经济是农村工业的龙头。强大的集体经济能为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财源，为农民致富创造优越条件。四是农村负担主体，由农户转向集体。在发达地区农村，农民都充分享受到集体福利。农民的医疗、生育、子女入托上学，都不同程度地由集体负担，农民也享受退休金和免费医疗。在这些发达农村，农民的生活已经由小康进入富裕社会。
（第三节）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特征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依然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力获得很大发展，农民收入也明显提高。但是，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相比，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比，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据统计，1978年—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2936.7元，增长了20.98倍；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递增7.1%，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波动增长特征。同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特征明显。1978年—1984年的年均递增速度为16.5%。“九五”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明显缓慢，增幅远远低于“八五”时期。1996年农民年收入比上年增幅9%，1997年为4.6%，1998年人均2162元，比1997年增加72元，实际上增长4.3%，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21.6元，实际增长3.8%。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四年呈下滑态势，从1996年的9%下降到1997年的4.6%、1998年的4.3%、1999年的3.8%、2000年的2.1%，2001年有所回升为4.2%，2002、2003、2004、2005年增长分别为4.8%、4%、6.8%、6.2%。宁启文.党的十六大以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综述［N］.农民日报，2007—10—16.1997年—2003年年均递增速度为4%，远低于1978年—1984年的年均递增速度。2004年也只达到了6.8%的实际增长速度。瞿振元，李小云，王秀清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207页.
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1997年—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率（扣除物价指数）从4.6%下滑到2.1%；2001年有所上升，在2004年实现了6.8%的增长，为1997年以来的最高值。但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而目前实际的增长速度慢的多。三是纯农户收入增长上不去。普遍来说，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部分：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根据全国2000年—2002年3年统计，家庭经营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由63%下降到60%，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其年增长率却始终在2%左右徘徊。这也证明了依靠以农业为主的农户经营是不可能普遍地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农民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呈下降趋势，20世纪80年代比重高达70%，90年代下降到一半左右。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268元，1998年—2000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部分分别比上年下降28元、53元和48元。2001年起开始上升，2002年人均1135元，比2001年增加8元，增长0.8%。这实际上造成了纯农户成为农村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中部地区8个粮食主产省，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只增长2.73%，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在2004年有所转机，但多是由于政策和价格等外力推动而引发的“爆发式”增长。一旦外力减弱，农民收入增长的脆弱性、约束性、波动性就会体现出来，农民种粮收入增长所面临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二、农民综合素质低下依然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逐渐认识到提高自身文化、科技素质的重要性，树立了科学种田，科技致富的新观念，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逐步提高。1988年—2001年，农民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明显下降，从24.83%下降到7.69%；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略有下降，从37.47%下降到31.14%；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从30.37%上升到48.89%；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从6.84%上升到9.65%；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人数从0.49%上升到2.63%。但是，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要求相比，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农民的综合素质仍然偏低。2003年2月中国教育部首次公布的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显示，200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2万人，其中3/4分布在农村。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按15岁及以上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占15岁以上总人口比重计算，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占52.2%，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占24.2%，而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则仅占13.5%，不识字的人占10.3%。2002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占7.5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63%，初中程度的占49.33%，高中程度的占9.81%，中专程度的占2.09%，大专以上的仅占0.56%。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3.10%，文盲、半文盲率超过16%。
就科技素质而言，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在整个农业生产中贡献率一般已达60%~80%，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仍以人畜劳动力为主，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在中国，全国平均每7000亩耕地有一名科技人员，每一万农业人口中有农科大学生1.2人，每一万农业人口中科技人员仅有6.6人。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相差甚远。目前中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才有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发达国家平均不足400人就有1名；1999年，中国农科学院在校学生总计17.6万人，平均每一万农业人口中只有两名大学生，而发达国家90年代初期平均每一万农业人口中拥有的农业大学的在校生，美国为200多人，加拿大为100多人，日本为50多人。刘斌等著.中国三农问题报告—问题·现状·挑战·对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470~472.目前中国农民约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70%，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全国92%的文盲、半文盲分布在农村特别是西部贫穷的山区。由于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低，对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差，中国现有适合农村应用的科技成果的70%左右在农村推广不了，科技进步因素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20%~30%，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60%~70%。徐新民.新型农民的素质要求及培养路径探析［J］.理论界，2007（3）.亿万农民陷入“盼致富，无思路；想致富，无技术；求致富，无门路”的痛苦与彷徨困境中。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对农民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同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市场营销、市场预测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能力也以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前提。由于文化科技素质低，中国多数农村仍然采用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浅层次的传统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致使效率、效益低下，经济增长缓慢，农民的收入也相对缓慢或下降。
农民综合素质不高的其他表现有：（1）传统的小农意识依然严重。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热情善良，忍耐力强，具有许多优良传统，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造就了他们封闭保守、散漫无序、胆小怕事、安于成命的个性。农民普遍具有小富即安的心里，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农村中的宗族势力、重神近鬼，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缺乏发展意识，目光短浅，缺乏长远规划和发展意识，往往将有限的资金浪费在红白喜事、吃喝玩乐、封建迷信上，而用于技术、文化消费方面的非常少，导致发展后劲不足。多子多福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家庭人口远远高于政策水平。（2）缺乏健康生活观念，食物搭配单调、营养不足、发育不良；小病拖、大病养，在医疗卫生设施不足的情况下，预防和保健知识匮乏，信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生活信条。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2004年11月6日表示，中国农民有近一半的人看不起病，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近亲生育引起的先天弱智、痴呆傻人较多。人口的身体素质也比较差。（3）农民参政意识和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中国自古就是人治社会，广大农民始终被压制在社会底层，根本就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更无形成民主法制观念。建国后，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依法享有各项政治权利，但由于实施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广大农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在法制方面，由于宣传力度不够，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基层党政干部素质低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成为社会常态，严重损害了法制在农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农民脑子里官本位思想比较浓厚，在处理问题时，往往拉关系跑门路；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又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时，就采取极端形式，不惜铤而走险；在农村基层选举中，部分农民意识不到民主的重要性，轻易放弃行使权利，甚至被收买参与宗法和非法活动。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年份有16年，而城乡差距缩小的年份只有9年，缩小年份主要集中在1978—1983年和1995—1997年两个阶段。196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2∶1；1978年扩大到2.57∶1。从城乡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来看，1997年城镇增长为3.4%，农村为4.6%；而1998年城镇为5.8%，农村为4.3%；1999年城镇为6.0%，农村为4.1%。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从1997年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一路走低，1997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1999年下降12.2%，2000年下降3.6%，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71∶1，1999年为2.65∶1，2001年为2.90∶1，2003年扩大到3.23∶1；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2∶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理论热点面对面2008［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第54页。2007年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也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高水平。加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福利、实物补贴，如公费医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大病补助、住房公积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估计要高达5至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