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4月，那时我上初二，有一天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突然跟我们说，以后不能再叫对岸“共匪”，要改称“中共”，然后课本翻着翻着喃喃自语：“说不定以后就不用教蒙古了……”“啥？”“唉！以后你们长大就知道了。”好一个长大就会知道，每次老师欲言又止，就只会说长大就知道，等到真的长大了，才突然发现我们已经参与了时代，却后悔没有好好记下那个时代的点点滴滴。
那年的4月21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止，以后不用再“戡乱”，也不用再“剿匪”了，承认对岸是政治实体（还挺拿自己当回事的）。这些其实都比较虚幻，而动员戡乱时期的结束，对台湾内部最直接的影响也代表很多事要回到“宪法”正轨，以前很多有法无据的黑机关，比如警总之类的，还有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怪法，如《违警罚法》，都必须撤销。很多警察执法人员就摇头啦！直呼这让他们无法办案，以后要怎么抓坏人，治安会越来越差……不过这种恐吓式的抱怨除了自慰下他们玻璃般的小小心灵外，并没有实质作用，时代正在转型，只能逼他们一切按照规矩来，不能像以前一样为了求绩效而乱搞。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止后的5月9日，调查局宣布侦破了一件叛乱案，逮捕了涉案的四个人。他们被指控接受海外叛乱组织资助意图在台湾发动革命，尽管后来证实他们只是读书会性质，并且去拜访过作者而已，但在当时还是闹得相当大，主要四人中，还有一名是清大的历史研究生廖伟程。在调查局抓人的那一天，他们没有知会清大校方，在清晨5点，学生们都还在睡觉时，就直接闯入宿舍抓人。大批学生见调查局闯进来，以为是来抓大陆书的，一时间兵荒马乱、鸡飞狗跳，几乎所有书架上有大陆书的学生都直接把书往窗外丢，以求自保。不过调查局干员把廖伟程抓走时还真的拿了几本他书架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当作“证据”。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瞩目，一在于《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刚废止不久，又见调查局的大动作，民众都觉得突然，二是廖伟程还是大学研究生，调查局直接闯入学校，让不少人产生非议。而一连串事件落幕之后，大家也才发现，这件事只是个开始，后来居然意外地成为引爆社会上要求废除“刑法一百条”的导火线。
四人被抓后，检察官用所谓的“二条一”将他们收押，什么是“二条一”呢？就是《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条文是这样写的：“触犯刑法第100条普通内乱罪、第101条暴力内乱罪、第103条诱敌外患罪或第104条丧失领域罪者，处死刑。”《惩治叛乱条例》虽然包山包海地把一大堆都界定为叛乱，但“二条一”是最重的一条罪，刑责是死刑。
这个“二条一”是令无数政治犯闻风丧胆，感到绝望、无奈与不解的法律条款，其实刑法中早有内乱罪的处罚规定，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惩治叛乱条例》呢？那就要说到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被赶到台湾来那段风声鹤唳的时期，国民党为了要肃清“匪谍”，平定叛乱，所以就特别制定了一部《惩治叛乱条例》，用来处罚可疑人士。
因此，白色恐怖与《惩治叛乱条例》和《刑法》100条关系密切。而吃上“二条一”的被告，可以说是有死无生。所以，司法单位在拿出《惩治叛乱条例》时，也都相对谨慎一些，不敢贸然就对被告扣上“二条一”的罪名。廖伟程以“二条一”收押，消息传出后一片哗然，都什么时代了还用“二条一”。上次引用“二条一”来办人，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美丽岛事件”接着而来的大审，在那一次之后，“二条一”就绝迹江湖了，怎么时隔十多年再度出现，如果他被“二条一”，那其他三人大概也差不多难逃“二条一”的命运。
很快，负责这个案件的台北市调查处门口，已被大批学生包围，他们主要来自清大与台大。台大学生是来声援另一位被押的毕业学长陈正然（此人过了几年成为台湾知名入口网站番薯藤的执行长）。还有大批民众也赶来助阵，反正那时候就是这样，一听到某某人又被“政府”抓了，也不管认不认识，是大角色还是小角色，虽不明真相，还是先跑来声援助阵，围观了再说。
这个直接冲进学校抓人的举动，引发台湾社会及校园的大反弹。12日，一些教授及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遭到镇暴警察的殴打与驱离，这让学生更怒了。到了15号，全台湾各大学又再次串联起来罢课，集合在刚建好不久的新台北车站中庭静坐，要求“废除《惩治叛乱条例》、反对政治迫害”，一车车的学生从各地出发，一到台北，连车站都没出，就直接去中庭报到静坐。车站方还特别画出了一个位置为静坐区，那时一般民众对大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印象都还不错，所以态度也比较友善，晚上他们打地铺睡觉时，还会交代警察在附近帮忙保护（是真保护还是另有目的不清楚，至少学生能安心静坐）。
“立法院”的动作也很快，到了17号马上就通过了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一废除，廖伟程、陈正然等四人就获得交保释放，仅遭羁押不到九天。你想想在那时候，国民党一党独大和老代表占大多数的“立法院”，这样通过的速度真是不同寻常，可见国民党也知道社会气氛已经变了，害怕民意的巨大压力，所以才尽快通过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