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戒严令是1948年公布的，到了1986年已经38年，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令。几乎在同一时间，韩国总统选举，全斗焕在压力下释放反对分子金大中，被迫与反对党领袖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在野领袖布托从伦敦返国，受到数万人欢迎。而当年的3月，菲律宾的阿基诺夫人在选战中获胜，马可仕政权垮台，这给党外人士极大的鼓舞。台湾很流行一句话：“某某（自行代入其他国家或地区）能，台湾为什么不能？”台湾人一向有点看不起东南亚的“小黑黑”，可是居然连菲律宾都成功了，“菲律宾能，台湾为什么不能？”自然受到刺激，也鼓舞了党外人士。戒严令这不合时宜的玩意就首当其冲。党外人士选在戒严令公布的5月19日当天，在台北的龙山寺举办了一场“5·19绿色行动”。
龙山寺在台北的万华区，即艋舺，很多人通过《艋舺》这部电影认识了这里，它是台北市开发最早的地方，而龙山寺作为台北第一名刹，是当地居民信仰、活动、集会和指挥的中心。
台湾早期很多党外政治人物都喜欢选择庙口作为政见发表或活动的地方。在华人世界当中，庙宇都是凝聚当地意见与活动的中心，所以在庙宇发表政见，除了可以有效传播之外，庙宇也是本地、本土的象征。如果军警想在庙里抓人，就给当地人一种好像国民党这个“外来者”入侵的感觉，搞大一点还可能导致民间信仰团体的抗议，当局不知道这种民间的反抗力量有多大，所以对庙里办活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平常你去那里，会看到一堆老头在瞎扯、聊天、下棋。从前的龙山寺就是个民间论政的地方，很多人会把一些想讲但不敢公开讲的写成大字报，贴在围墙上，不过男人一过中年就只剩下张嘴而已，警察也当他们打打嘴炮，只要不过激，也不会管太多。而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艋舺”这一带是传统上党外人士以及后来民进党的大票仓。
1986年5月19日这天，艋舺的“太子帮”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从清晨开始，几百名党外人士及群众到龙山寺里集合，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都写着“取消戒严”“百分之百解严”等字样的衣服，为什么是“百分之百解严”呢？因为当局总宣称，戒严令只限制了“百分之三”的自由，真不知道这“百分之三”是怎么量化出来的。不过这也是戒严以来，第一次有人敢公开提出“反戒严”的行动诉求，挑战国民党。本来要到目标“总统府”前去示威，没想到警方将大门一关，锁上，警方一千多人一圈一圈地围起来，他们都被孤立在里面了，所以他们只好在里面静坐抗议，并发表演说。
在长达14个小时的抗议活动中，宪警单位“不攻击、不驱赶、不抓人”，只打消耗战。五月的台湾已经相当热了，示威从白天奋战到黑夜，从艳阳高照、汗流浃背，持续到倾盆大雨，如落汤鸡一般。党外人士不曾打过这样的持久战，事先连粮食、饮水都没准备，每个人都饿得发昏。墙外不得而入的支持者见状，纷纷投掷包子、饮料等东西到里面补充战力。最后是在总指挥、“立法委员”江鹏坚与警方不断沟通，避免了擦枪走火的意外后才和平结束的。这场活动也通过党外杂志的宣传，突破了媒体的封锁，将理念宣传出去。
1986年到1987年对台湾很关键，或者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每一年都很关键，每一年与前一年相比，变化都更甚。除了不断发生的示威抗议外，民进党的成立与解严是头等大事，敏感一点的人都嗅得到那种气氛，都在想：“应该就是这两年了吧！”国民党的角色也很微妙，很多人都惊讶，怪了，怎么国民党还没有大动作，难道是等着党外露出什么把柄再一网打尽吗？关于这点，后来也有人说，其实蒋经国故意纵容党外人士对体制的冲撞，实际上在压制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那几年不断传出蒋经国身体不好的消息，其实党外人士也担心蒋经国来日无多，国民党内右派如果抬头的话，势必会对党外采取高压手段。据说有一次党外人士组党聚会，席中就有人提议要替蒋经国祷告，希望他能多撑几天，要死的话，等反对党成立后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