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题外话，根据教会这招，我们可以写一本反乌托邦小说：说某西方邪恶国家号称最法制，拥有历史上最完善的法律和最严格的司法制度，但是法律全是用老百姓看不懂的“权威语”写成的。用《动物庄园》的话来说就是，猪庄严地宣布：在这个庄园里，每一只动物都应该平等地遵守法律。但动物们却发现：法律只有猪才看得懂、有解释权。
教会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万万没想到，先是造纸术从中国传了进来，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叫古腾堡的人。他使用快捷的活字印刷术，使书籍的制作成本直线下降。
很快，书籍变成了非贵重物品，普通老百姓也能买得起了，教会再也拦不住普通人阅读《圣经》了。马丁·路德攻击罗马的檄文因之可以在大众中快速传播，而不是只在广场上匆匆作几次口头演讲就被扔到火刑架上。
也正因为有了印刷术，欧洲人才有了众多崭新的思想，有了哲学的复兴，有了科学的崛起，有了现代文明的一切：思想自由、理性、怀疑精神、科学、光明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马丁·路德改变了历史，而是古腾堡成就了马丁·路德。
除了印刷术，马丁·路德还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马丁·路德是神圣罗马帝国人。当年西罗马帝国是被北方的日耳曼人灭掉的。日耳曼人灭了西罗马帝国后，经过短暂的统一，随后分裂成了神圣罗马帝国（今天德国的前身）和法兰西王国（今天法国的前身），以及其他一些小国。
马丁·路德是神圣罗马帝国人，也就是日耳曼人。他攻击教皇的文章非常巧妙，他不说这场斗争是教徒和教皇之间的矛盾，而说成是日耳曼民族和罗马民族的矛盾。这下激起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感情：当年老子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灭了，现在怎么还要受制于小小的罗马城呢？
马丁·路德的另一个群众基础，和欧洲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这段时期，欧洲各国都在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城市居民逐渐增多。工商业和农业的一个区别是，人民不需要“看天吃饭”。
中世纪农业技术不发达，老百姓种点粮食都要看着老天的脸色，天气好就吃得饱，出点天灾那就是亡国亡家的大祸。面对多变的天气，古代农民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因而产生了各种祈祷的行为。在中国，就是隔三岔五地祭天、祭神。在欧洲，就是臣服于上帝的威信。用威尔·杜兰的话说：“每一次收获乃是大地的奇迹与苍穹之杰作”。那个年代的农民，没法不信服、不依赖于上帝。
但是城市居民和手工业者就不同了，给他们吃穿的不是大自然，而是官员、商人和消费者。他们不像农民那么依赖天时，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也就少了很多。
因为有了印刷术，还因为有群众基础，所以马丁·路德的那些宗教檄文一经写完就在欧洲迅速传开。那时路德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赎罪券。百姓们听了自然非常欢迎，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也因为深受教会税收之苦，所以也支持马丁·路德。
刚开始路德和罗马还不是很决裂，两边吵一阵，和谈一阵。后来双方矛盾升级，教皇把路德开除出教，路德的文章也越写越猛。
这时发生了一个关键的变化。
路德之前的文章大都用拉丁文写成，符合教会的学术习惯。而此后路德的文章都改用德语写作，这使得他的文章一写完立刻就被广为印刷，平民马上就能读到也能读懂。日耳曼人头回见到这么刺激的事儿，马路上全是用家乡话骂教会的大字报，多好玩啊。大伙都跟着起哄，这哄越起越大。罗马教会急眼了，宣布：
把日耳曼民族整个开除出教！
教皇大概是气昏了头了。有这样的开除法吗？
法不责众啊！路德派一点都不含糊。罗马下令烧毁路德的著作，支持路德的人也当众烧毁教皇的训谕。教皇开除日耳曼人，他们也宣布把教皇开除了。
不过，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不看好路德一方。路德的对手是垄断了欧洲一千年的欧洲教会，有着无以计数的财富、教徒和大量忠实于教会的军队。路德这边只有少数日耳曼贵族，和一群喜欢起哄却不一定靠得住的老百姓。
所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弱者是路德。
不过，罗马也不想轻易使用武力。主要原因是路德的声望和欧洲贵族对路德的保护，次要原因是路德说得在理，罗马也有点理亏，承认部分批评是对的。所以只能打笔仗。
然而，罗马神父们用的是惯常的拉丁文和学术文章讨伐路德，只有知识分子才能看懂。而路德用的是德文，以及通俗易懂并穿插幽默的口语文字。路德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文章一写完，不仅立刻在日耳曼各处传播，而且还马上被翻译成各国文字，畅销全欧洲。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真正的弱者是教会。
路德的影响被越骂越大，再加上各国皇室早就想摆脱罗马教皇的统治和盘剥，宗教革命终于遍及整个欧洲，千百万神父和知识分子卷入其中。几十年后，欧洲支持路德和罗马的两派贵族还打了一场惨烈的宗教战争。
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从此，欧洲基督教分成了两大派：罗马一方被称为天主教；路德一方被称为新教。另外，东边的罗马帝国在此之前还搞了一个东正教。
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这就是今天基督教最主要的三大教派。新教的诞生全仰仗路德的努力。
一言兴邦，这个千百万文人的终极梦想，路德做到了。
他用一支笔就改变了世界。
然而富有戏剧色彩的是，在这场运动里，最大赢家不是路德，也不是日耳曼贵族，而是一个出身平平、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一无所长的知识分子。
他叫加尔文。
俗话说“牛打江山马坐殿”。革命的理论者和掌权者常常不是同一个人。就像卢梭成就了罗伯斯庇尔，路德成就的是加尔文。
那时的局势很乱，有无数的人为新教振臂高呼，有无数的人提出自己的教义，有无数的人企图建立新的宗派。加尔文是最成功的一个。
加尔文比路德小十二岁。他和路德同样是先学法律，中途改为研究神学。加尔文认同路德的观点，因此受到了天主教的迫害，一路流浪，来到了瑞士的日内瓦。最终，加尔文在日内瓦确立了他在新教中的地位。
加尔文不像路德那样把新教的传播局限在日耳曼民族里，而是如同保罗将基督教传播到其他民族一样，加尔文将新教的影响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并且用庞大、严格的教会系统维持他的统治。很快，加尔文像他的敌人——罗马的天主教皇那样——当上了新教的教皇，日内瓦成了新教的罗马。
宗教改革最终以天主教和新教各占欧洲一半而告终。
最初的加尔文是个虔诚、博学、勤奋的教徒。
他生活简朴，不为金钱所动。敌人用金钱贿赂他，他嗤之以鼻，甚至坚决反对提高自己的俸禄。
他勤奋耐劳。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从来没有休假。连他的敌人、天主教教皇都夸奖他说：“好个异端，只爱工作不爱钱。如果他能为我所用，我相信天主教定可囊括四海。”
他学识渊博，在26岁时就写成了内容精深的神学巨著《基督教原理》。
他意志坚定，不为任何恐吓与利诱所动。天主教一次次烧他的书，他每次的反应都是增补更多的内容、重新印刷。结果是，天主教越烧他的书，他的新版著作就越厚。
加尔文简直是天生的社会运动家，具有革命者的一切优良品质。
但同时也具备革命者惯有的缺点——不容异己。
新教是靠着路德一篇篇雄辩的文字，从天主教的火刑架下顽强成长起来的。但加尔文和他的继承者们却在日内瓦竖起了更多的火刑架。他们烧天主教徒，烧异端分子，烧跟他神学观点不一致的人，烧所有具备苏格拉底式怀疑精神的人。
在宗教改革之前，只有一个罗马教廷负责审判哲学家。
在宗教改革之后，变成了两个教廷比赛审判。有时为了对付异端，这两个原本水火不容的敌对阵营竟然能联合起来，天主教的神父被邀请坐到了日内瓦的法官席上。
我们还记得，当年路德反抗的是独裁，用的武器是哲学。然而，在用哲学打败了天主教以后，新教用新霸权代替了天主教的旧霸权。
实际上在近代科学家、哲学家被迫害的例子里，加尔文所干的远比天主教更有名。这再次证明了，哲学和宗教的联合是行不通的。宗教只会把哲学当作获权的工具，一旦取得胜利，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哲学扔到一边。
要成功，哲学必须靠自己。
然而假如我要说，哲学其实不反抗反而更好，你会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