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末10年左右的社会大动荡之后，唐初经济破败，民户凋残，社会萧条，当时户不满300万，还不到隋代极盛时期的三分之二。黄河之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到处是荒凉残破的景象。到了贞观初期，仍然是“霜旱为灾，粟价腾起，突厥侵拢，州县骚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一斗米”。如何尽快地医治社会的创伤，安民兴邦，就成了摆在唐王朝君臣们面前极为紧迫而繁重的任务。
残酷的现实，无疑给封建统治集团以沉重的压力，但同时也为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舞台。作为太宗股肱之臣的魏征，以史为鉴，特别注意吸取隋二世而亡的经验教训，并且不拘一格地从儒、道、法诸家学说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引治国良策，它的核心是：施行仁政，取信于民；清静无为，予民生息。这些政策的实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民心的向背，是一个政权兴衰存亡的关键，要巩固新兴的唐王朝，首先必须取信于民。
魏征认为：“为国基于德礼，保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情；德礼行，则远者来格。故德礼诚信，国之大纲，不可斯须废也。”他把实行德政和取信于民看作是国家的大纲，摆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魏征坚持示民以诚信，他援引孔子的话说：“人无信不立”，又引老子的弟子文子的话说：“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意为：同是一句话，有的话能够得到人们信任，这是因为说话之前已经取得了信任；同是一个命令，有的命令能够实行，这是因为命令之外还有真诚的精神。他接着分析说：说了话不能实行，是因为说话没有信用；发出命令而人民不愿服从，是因为命令缺乏诚意，说没有信用的话，发布缺乏诚意的命令，君子是绝不会那么做的。对此，他曾多次告谏太宗要讲求诚信。甚至不惜为此抗诏令、逆龙麟。
史载：武德九年（626年），太宗初即位时，负责征兵的简点史与封德彝等人，都想把中男18岁以上的征调入军。（初唐规定16岁为中，21岁为丁）充力役，因此征兵不能在16～20岁的中男间进行。时任尚书右丞的魏征，坚持原则，行使封还诏书之权，征兵的文书发出三四次，他都不予签署。封德彝再次上奏，太宗十分生气，又发出敕令：“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但是魏征仍执意不从，拒不签发文书。太宗怒气冲冲地召见他，变脸变色地责问说：“中男当中如果真是矮小的，自然不抽他们从军，如果身形结实壮大，也可以抽取，这对于你有什么妨碍？固执得太过分了，我不理解你的用意！”魏征神态严肃地回答：“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如果连中男都抽去从军，田租赋税将从哪里去获取供给？并且，进而直言不讳地指出：陛下总是说“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现在即位时间不长，可是已经失信了！这种直截了当的批评，使太宗大吃一惊，不无惊愕地问：你所说的不守信义，是指哪些事呢？魏征说：陛下刚即帝位，发的诏书说，亏欠的官家物资，全免。然而有关部门却以为亏欠秦王府国司的，不算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之物，怎能不算官物呢？陛下又曾下诏“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继而又有敕令说：“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既已散还其已输之物，而复又征调，百姓固不能无怪，已经征收到了物资，又立即抽点壮丁入伍，把第二年作为免除赋役的开始，用什么来取信于民呢？还有，共同治国所依靠的，在于刺史、县令这些地方官，平时收取赋税，全委托给他们，到了选拔壮丁时，就怀疑他们诈伪。既然不信任他们，又希望他们诚恳而守信义，不也很难吗？一席话说得太宗转怒为喜，他恳切地对魏征说：“我见你固执不已，怀疑你不了解情况，现在听你说国家不守信义，是不了解民间情况，我对此没有认真思考，过错也是很大的！”处理事情往往这样失策，怎能把国家治理好？于是停止检点中男入伍。
史籍中，关于魏征规劝唐太宗行仁政与守信义的记载不绝如缕，直至他辞世之前数月，太宗问他：“我克己为政，盼望赶上前代英明君主，认为积德、累仁、丰功、厚利这四件事是首要的，常以此来自勉，但不知我的作为优劣如何？”魏征机智地抓住这一进谏的好机会，回答说：“德、仁、功、利，陛下倒是都兼顾了。国内平定祸乱，国外征服戎狄，是陛下的功业；安抚所有百姓，使他们各有生业，是陛下所谋的利。如此看来，立功、谋利的事做得多，只是德行、仁义这两件事，愿陛下奋发不止，一定是可以达到的。”
魏征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辅佐太宗布德施惠，取信于民的。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此盛赞说：“以太宗为君，魏征为相，聊修仁义之义而天下贴然受治，施及四夷，解辫归诚。”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家的元气，魏征主张实行清静无为、予民生息的政策。清静无为，源于道家的哲学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道家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也应以“无为”为主。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根据这一基本原则，汉初的统治者曾实行清静无为、予民生息的政策，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起过重要的作用。魏征认为“静者为化之术”，实行仁政，达到教化的目标，必须以清静无为、予民生息为出发点。要想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一是要避免发动不必要的战争，以免劳民伤财；二是统治者要尽量少搅扰百姓；三是统治者要戒奢尚俭，以免征徭无度，违误农时。这些都是魏征直谏的重要内容，也是后人称道魏征治国良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统一全国的战争结束以后，唐王朝统治者的注意力需要从军事斗争转移到和平建设方面来，魏征为此屡屡提醒太宗要偃武修文。有一次，当太宗谈起汉武帝通西域和隋炀帝征伐不息的故事时，魏征进谏说：汉武帝时天下无事，府库充实，兵马强盛，于是随意向四夷用兵，搞得“老弱疲于转输，丁壮死乎军旅，海内骚然，户口减半”，国用不足，府库空虚，于是侵渔百姓，内外穷困，直到晚年，他才开始觉悟，下了哀痛之诏，几乎闹出大乱子来。隋炀帝依仗国力强盛，便想追随汉武帝“戎车屡动，人不聊生”，十余年间，身亡国灭。“陛下威加海外，无远不臻，深唯二主以为殷鉴，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魏征把皇帝能不能偃武修文，提到了事关全国人民能否安居乐业的高度，劝诫太宗千万不要发动不必要的战争。他为了使太宗偃武修文，每逢庆典或宴会演奏表示武功的“七德舞”，他都低头不看，到演奏表示文治的“九功舞”时，才认真观赏，以此对太宗进行讽谏，连参加宴会、观赏歌舞之时，都念念不忘偃武修文，可见魏征用心之良苦。
唐王朝是在隋末战乱之后建立起来的，太宗很重视以亡隋为鉴，魏征便在奏疏中分析隋朝败亡的原因说：我们远远比不过隋朝的库藏、兵力和户口，但隋朝由富强而转政亡，是因为隋炀帝横征暴敛，徭役不止，使得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我们却以贫穷而使得天下安宁，是因为陛下清静无为，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对比之后，他指出“静之则安，动之则乱”。魏征的这些主张，太宗“深嘉而纳用”，因此，魏征健在的时候，没有发生过不必要的战争，直到他辞世以后的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才亲自率兵攻击高丽，错误地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战争。在班师回来的路上，他想起了魏征生前的劝诫，慨叹地说：“魏征若在，吾有此行邪！”可见，对于贞观年间偃武修文政策的确定与执行，魏征起了重要作用。
魏征认为，要使人民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统治者还要避免搅扰百姓。自秦始皇以来的许多帝王，在天下平定之后，都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向天地祝告事业的成功。举行封禅大典排场极大，不仅有成千上万的官吏和侍卫陪同出行，而且由长安到山东泰安，沿途各州县都要修筑道路，供奉精美的食物和各种奢侈品，这无异一次公费大旅游，因此，许多人都以有生之年能参加一次封禅大典为荣耀。
贞观六年（632年），平定突厥，少数民族纷纷朝贡，五谷连年丰收，“祥瑞”也不断出现，因此一些州府大吏纷纷请求封禅泰山，朝臣也盛赞太宗的功德，竭力促成此盛举。太宗更是兴致勃勃，连发两个诏书：一是《详定封禅仪诏》，定于来年二月有事泰山，命令有司与公卿并诸儒士及朝臣有学业者详定其仪；二是《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令天下诸州荐举贤才，上报名单，“限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庶独往之夫，不遗于版筑，藏器之士，方升于廊庙”，借机收罗俊才，同时也为封禅大典增辉。举行封禅大典已势在必行，唯独魏征提出反对意见，太宗希望魏征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要有所隐讳。于是，君臣进行了一番对话：
太宗：“朕功不高邪？”
魏征：“功高矣。”
太宗：“德不厚邪？”
魏征：“德厚矣。”
太宗：“华夏未理哪？”
魏征：“理矣。”
太宗：“年谷不登耶？”
魏征：“登矣。”
太宗问道：“那为什么不能封禅呢？”于是，魏征分析了当时的国情，从容地陈述了举行封禅将干扰以静抚民政策的道理。他说：“陛下的功绩虽高，但百姓心中还未记住你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厚，恩泽还没有遍施于人；华夏虽已安定，但还不足以负担得起举行祭告天地大礼的费用；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大小刑网还密布于天下；虽然连续几年获得丰收，但是粮仓还很空虚。”为了能够使太宗回心转意，魏征在讲述了这些理由之后，又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有一个人，十年间长期患病，经过治疗，病刚刚治愈，却虚弱不堪，如果这时硬要他背着一石米，同行百里路，他一定无法办到。”他说：“隋朝的祸乱非止十年，陛下作为治疗这个频遭丧乱的国家的良医，解除了它的疾苦，虽已治平无事，但还没有充实，这时就向天地祭告成功，我暗自感到疑惑。况且陛下东封泰山，各国前来参加庆典的使者都要向那里聚集，遥远边地的人，无不疾速赶来。现在从伊、洛二水向东直到东海、泰山，草木丛生，遍布大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怎么可以让那些外族人来看这些虚弱之处呢？而且竭尽国家财力，不能满足远方来人的欲望；增加免除赋役的年份，不能补偿百姓的劳苦，如果碰上水旱灾害，天时变化，人们将横生议论，那就后悔莫及了。”魏征通过入情入理的分析，终于打动了太宗。于是，太宗断然收回成命，下了《停封禅诏》，并说：“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义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这表明他完全接受了魏征的观点。此后，群臣又屡次请求封禅，但都未能成行。只有统治者不无故使国力受损，以静抚民的政策才能得以贯彻执行。
要想以静抚民，统治者必须节制自己的贪欲，提倡俭朴，力戒奢靡，魏征为此多次告诫唐太宗要“戒奢以俭”。太宗鉴于隋炀帝的教训，贞观初期还是很注意节俭的。贞观四年（633年），他对侍臣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这话说得很是在理。魏征顺水推舟，加以发挥说：“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竟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自所亲见。为典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为足，今日不啼不足矣；若以为不足，更万倍过亦不足。”太宗被他的直谏深深地打动了，说：“公所奏对甚善！非公，朕安得闻此言？”
然而，一个至尊无上的君主，能够克制自己，是很不容易的。随着经济的恢复，太宗也时不时地追求起奢靡和享乐来，对此，魏征千方百计地进行匡正。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在洛阳建造了飞山宫，魏征即上疏说：隋朝统治30多年，势力及于万里，连外国也惧服它的声威，可是一下子就崩溃了，难道炀帝不乐意太平而喜欢灭亡吗？这是因为他恃其富强，不虞后患所遗成的。现在隋朝的天下已归大唐所有了，那么该怎么办呢？他讲有上、次、下三策：“若能鉴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宝衣，毁广厦，安处卑宫，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废，即仍其旧，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唯王业之艰难，谓天命可恃，因基增旧，甘心侈靡，使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劝诫太宗要采取上策，甘心居住在卑陋的宫殿里，不要大兴土木。
贞观十二年（638年），太宗东巡将至洛阳，路上住在显仁宫，往往因供应不周而责罚人。魏征进言说：陛下这次行幸洛阳，是因为这里原是旧时的征行之处，想加恩于故老的，但是这里的人们未蒙恩泽，官司苑监却受到不少责罚，或者由于供奉的食物不够精美，或者由于本地人民不给奉献食物，“此则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负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献食，好为供奉，倘不好不多，则有威罚。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至灭亡”，“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当需战战兢兢，每事俭约，参踪盛烈，贻训子孙，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为奢丽也？”太宗大惊说：“今后决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了。”
由于魏征等人的匡正，太宗基本上做到了俭朴自持，即令晚年兴建的玉华宫，也还是“务以俭约”，“正政瓦覆，余皆葺之以茅”而已。虽然他在晚年渐趋追求享乐，然而奢侈腐化的现象终未能占据支配的地位。
封建社会是以农为本的，农业是生产部门，农民是主要生产者，因此，减轻负担，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发展的关键。魏征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在他的建议和劝谏下，太宗在唐初力行均田，采取减免赋税等措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均起了促进作用。
农业是封建时代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农夫在士、农、工、商四民的人口总数中占有绝大的比重。因此，魏征的静以抚民、恢复和发展经济，主要体现在他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关注之上，劝课农桑成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政策。为劝课农桑，唐太宗恢复了古代的“藉田”之礼。“藉田”之礼及其仪式，始见于《国语·周语上》的记载，体现了西周统治阶级对于“民之大事在农”的重视，即所谓“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诸侯征战，藉田之礼遂废。西汉初年的汉文帝，重视恢复发展农业，曾行藉田之礼，并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出现。汉末以来，国家分裂，藉田之礼亦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
贞观三年（629年）正月戊午日，唐太宗祀太庙，癸亥日，耕藉田于东郊，这一天，唐太宗带领有关官员，按照天子行藉田之礼的仪式“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间”。由于藉田之礼废弃已久，人们对于藉田之礼的仪式感到很新奇，“观者莫不骇跃”。唐太宗行“藉田”礼，表明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预示着“贞观之治”的到来。
唐太宗还经常派使臣到各地巡行视察，劝课农桑，向使臣讲述劝农的意义，指出“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他还要求劝农的使臣到达各州县时，“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可见，唐太宗告诫劝农使臣，到州县后不要讲排场，走形式，要讲求实效，不许名为劝农而实则增加农民的负担。
为落实劝课农桑，唐太宗强调“不违农时”的重要，认为“农时甚要，不可暂失”。据《贞观政要·务农》记载，有关官员上书说：“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唐太宗认为二月正值春耕即将开始，担心此时为太子举行加冠典礼，“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上奏说，按照阴阳学家的理论，太子的典礼“用二月为胜”，唐太宗驳斥说：“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祜，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太子的加冠典礼，不能不说是大事，选择在吉时举行，亦是理所当然。然而，当典礼与农时发生冲突时，唐太宗以“恐妨农时”为由，将冠礼“改用十月”。足见他对不违农时的重视。唐太宗喜好狩猎，但他即位后的狩猎活动，大都在10～12月进行，亦是在农闲时期，基本上没有违背周代“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古制。
均田制是北魏以来所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这种制度是由政府分配给农夫一定数量的土地，并按照分配的土地数量多寡向农夫征收赋税。然而，在人多地少的地区，这种均田制度很难推行，由于大地主的兼并土地和实际上的人多地少，农夫不可能分得国家所规定的耕地数量。事实上，各地农夫所分得的耕地多少不一，甚至在有的地区则根本没有实行。
唐代初年，由于隋末战乱，人口流失，土地荒芜，使得国家直接控制了大片的无主荒地，为推行均田制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三月，颁布均田法令。均田法令规定：凡丁男、中男（18岁以上者）授田一顷，其中80亩为口分田（又称露田），20亩为永业田（又称世业田），口分田在受田人死后交还官府，由官府另行分配给他人；永业田可传给子孙，规定要种植桑、榆、枣等树木。农民所受耕地原则上不得买卖，但迁徙他乡或遇丧事及家贫等原因，可以出卖永业田；如果自狭乡（人多田少地区）迁徙宽乡（人少田多地区），可以出卖口分田。总之，永业田授而不还，可以继承或买卖，实际上已归农民所占有；口分田最终将归还官府，一般不许买卖，农民只有使用权。此外，均田法令还规定：因土地瘠薄而需要休耕的田地，授田量可增加一倍；老弱残疾者给田40亩；寡妇30亩，自立门户不再嫁人的再增加20亩，其中皆以20亩为永业田，其余为口分田。贵族官僚的授田数量，根据爵位和官阶的高低不同而不等，但数量远比农夫高，如职事官从三品授永业田20顷，正四品受永业田14顷。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至武德九年（626年），由于皇室内部太子与秦王争权斗争激烈，均田制并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唐太宗即位后，着手认真地推行均田制。长孙皇后的族叔长孙顺德出任泽州（今山西晋城东北）刺史，“折节为政，号为明肃。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贞观十一年（637年）七月癸未日，洛阳地区天降暴雨，谷、洛二河汛滥，洪水流入洛阳宫城，冲毁宫寺、民居无数，溺死6000余人。唐太宗为此诏令“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水户”。上述两条记载表明，唐太宗确实实行向无地或少地农民分配土地的均田制度。
唐太宗推行均田制度，实际上只能是施之于“荒闲无主之田”，“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因而在人多地少的狭乡，农民不可能得到均田法令所规定的田亩数量。
为解决“狭乡”授田亩数不足的问题，唐太宗鼓励农民向地多人少的宽乡迁徙，落实授田亩数。据《新唐书·崔善为传》记载：“贞观初期，（崔善为）为陕州刺史。时议：户猥地狭者徙宽乡。善为奏：‘畿内户众，而丁壮悉籍府兵，若听徙，皆在关东，虚近实远，非经通计。’诏可。”为避免造成关中地区军事力量空虚的现象，于朝廷安全不利，唐太宗经过考虑，没有在关中狭乡推行鼓励迁徙的政策，至于其他地区，则推行这一政策。均田法令的推行，对于唐代初年的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初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是租庸调的赋役制度，这一制度初定于武德二年（619年），修订于武德七年（626年）。租是受田户每年每丁要纳粟2石；庸是每个受田成年劳力要为国家服役20日，如不服役可用绢代役，每日绢3尺，20日共计6丈；调是每丁纳绢2丈，另加丝绵3两，或者纳麻布2丈5尺，另加麻3斤，如果在20日外加服徭役15日，则免交调，加服30日徭役，则租调皆免，正役不得超过50日。租庸调始行于隋文帝时期，唐代沿用此制并作了相应的改革，有所进步，如隋时奴婢受田并缴纳租赋，唐代则奴婢不受田亦不缴租赋；隋时，百姓年满50免收“庸”，而唐代一切徭役均可输庸代役。
唐太宗对租庸调赋役制度没有进行重大的改革，但他在即位后确实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负担，以有利于安定秩序，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
据史书记载，武德九年（628年）八月即在他即皇帝位之时，诏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给复一年”。
贞观元年（627年），“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贞观四年（630年），“冬十月壬辰，幸陇州，曲赦陇、岐两州，给复一年”。
贞观七年（633年）八月，“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赈恤”。
唐太宗深知大兴土木、徭役过重给人民带来的灾害及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他不仅本人以此来约束自己，而且通过制定法律来约束地方官员。总之，唐太宗的轻徭薄赋政策，对于唐初农业经济的恢复确实起到了保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