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六年（1028）底，范仲淹经晏殊举荐，到京城做了一名京官，职务是秘阁校理，也就是皇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可以接近皇帝的官职，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他会钻营，很快就可以飞黄腾达。但是志存高远的范仲淹却没有那样做，他多次犯颜直谏，惹得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仁宗皇帝很不高兴，也拉开了他一生中三进三出京城的序幕。
天圣六年（1028），晏殊任枢密副使，要举荐一人为馆职。宰相王曾说：“晏公很了解范仲淹，怎么不举荐他呢？”晏殊立即书写举荐状，状中称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前曾任泰州兴化县，兴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居睢阳，日于府学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独守寒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欲望试其词学，奖以职名，庶参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咏”（崇丘，《诗经·小雅》篇名，有目无诗。）。同年，范仲淹丁忧服除，冬十二月，由大理寺丞迁升秘阁校理。秘阁，系宋太宗端拱二年在崇文院中堂建造，为藏真本书籍和墨迹之处。校理，以京官充任，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实际属于皇帝的文学侍从，可以经常见到皇帝，知悉朝廷内部的许多信息机密。对一般官员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可以飞黄腾达的捷径。可范仲淹自步入仕途之日起，就一心只系国家安危、生民祸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天圣七年（1029）冬至，仁宗皇帝打算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祝寿，下令草拟上寿的仪式。朝中群臣私下里议论纷纷，都认为这不符合国家礼制，不能这样做，可谁敢站出来说话？更有谁敢站出来反对呢？只有担任秘阁校理不久的范仲淹奋不顾身，公开上书反对。奏疏云：“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认为，这是弱人主以强母后的做法，不可开这个先例，影响皇权政治的稳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范仲淹这一奏疏，骤然引起朝中一场轩然大波，很多人为范仲淹捏着一把冷汗。推荐范仲淹为馆职的晏殊得此消息，十分恐惧，立即召对范仲淹，斥责他怎么如此“狂率”，如此“好奇邀名”，“且将累及朝荐者”。范仲淹面对有知遇之恩的前辈晏公，分辩道：正因为是您推荐的，所以常常自我勉励，努力做得更好，“唯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晏殊怒斥道：“勿为强辞！”范仲淹再拜而退。
范仲淹这一奏疏上去，刘太后看后很不高兴，心怀怨恨，但慑于舆论压力，没有再追究。可范仲淹并未就此打住，他认为仁宗已经二十岁，刘太后依然把持朝政，没有丝毫还政仁宗的迹象。多数朝臣尽管不满，为避祸自保起见，人人闭口不言。范仲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书《乞太后还政奏》，“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劝刘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奏疏上去，无声无息，犹如石沉大海。范仲淹无可奈何，愤然自请出京任地方官。这正中刘太后下怀，诏书迅即下达，实则贬范仲淹出任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西）通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谏止仁宗率百官朝拜太后以及上书劝请太后还政，实际上并没有脱出中国封建士大夫们只承认一家天下，而否定女人当政的迂腐之见。其实，从根本上看，天下兴亡与它的姓氏归属或者是女人当政还是男人当政，实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武则天当政，也出现过唐垂拱至圣历年间的繁盛。相反，男人当政而送掉一方江山者却也大有人在。不过，在范仲淹的思想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强求古人具备现代思想。他这种敢逆龙鳞、忤天威的精神还是值得钦佩的。
范仲淹离京后，思虑甚久，为消除晏公对自己的疑惑误解，事关大计，于是首先修书给晏殊，输肝剖胆，陈述己情，这便是《上资政晏侍郎书》。书云：“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书中列举大量古代圣贤事例，辨明“好奇”“邀名”“狂言”等等骂名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的决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清举也？”最后提出天下之士有两党：“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范仲淹见解过人，令人佩服。他写道：“人皆谓危言危行，非远害全身之谋，此未思之甚矣。使搢绅之人皆危其言行，则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此远害全身之大也。使搢绅之人逊其言行，则致君于过，致民于怨，政教日坠，祸患日起，大乱之下，忷然何逃？当此之时，纵能逊言逊行，岂远害全身之得乎！”
《上资政晏侍郎书》是一份忠臣直士的宣言书，也是劝天下士人做忠臣直士的教科书。晏殊读后，疑惑顿释，误解尽除，内心更加佩服范仲淹的远见卓识，赤胆忠心，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