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年间，范仲淹俨然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其德高望重已经获得普遍承认。范仲淹的道德情操，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深远影响。这样的影响，也可以从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及其传播这样一件事上得到具体体现。
皇祐三年冬，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唐韩愈文章《伯夷颂》，寄赠京两转运使苏舜元，一时传播甚广，成为北宋文化史上的特殊事件。当时及后世观赏、题跋者甚多，其热烈、隆重之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元人董章跋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韩愈全文如下：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崔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日：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伯夷和叔齐义不食周粟之行为，得到后世更多的肯定和崇尚。韩愈《伯夷颂》从“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的角度出发立论，高度推崇说：“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崔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就事论事，韩愈推许过高，不是平心之论，不足服人。所以，韩愈写作此文后，在范仲淹手书之前，几乎不见人们之引用或评论，传播范围有限，影响甚微。
范仲淹手书此文，完全改变了《伯夷颂》的传播命运。当时便有朝廷重臣、同时是范仲淹政坛上的挚友文彦博和富弼为主题诗。文彦博有《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墨迹》诗题于卷后，云：“书从北海寄西豪，开卷裁窥竦发毛。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文彦博题记称：“戊申后三十有七日，许昌郡斋中题。”可见，范仲淹手书作品是先寄到文彦博处，再转送给苏舜元的。苏舜元因此有诗回复范、文二公：“法书遥逐使车还，佳句新从相府颁。牢落二贤天地外，风流三绝古今间。”“二贤”既可指伯夷、叔齐，又可指范仲淹、文彦博，语意双关。富弼同时也有诗题跋：“夷清韩颂古皆无，更得高平小楷书。旧相佳篇题卷后，苏家能事复何如？”文彦博于皇祐三年十月罢相，故称“旧相”。
苏舜元极度珍爱该卷作品，制作副本寄赠政坛和文坛名流，引起一阵题咏热潮。首先是与范仲淹有师友之谊的前宰相、文坛领袖晏殊题咏五言诗：“首阳垂范远，吏部属辞深。染翰著嘉尚，系言光德音。褒崇亘千祀，精妙极双金。题咏益珍秘，用昭贤彦心。”范仲淹庆历新政时坚定的盟友、退休宰相杜衍则有七言诗题咏：“希文健笔钞韩文，文为首阳山下人。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颂声益与英声远，事迹还随墨迹新。当世宗工复题咏，尤宜率土尽书绅。”诸家题咏，皆围绕着伯夷气节、韩愈文章、范仲淹手书三者做文章，高度推许该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与范仲淹有过交往的其他题记者有：前任宰相陈执中、现任宰相贾昌朝、著名书法家蔡襄等。
熙宁、元丰年间，有机会亲眼目睹该作品而题记者更多，如韩绛、程颐等。韩绛诗云：“高贤忠义古今同，手笔遗篇法甚工。宝轴传家当不朽，追怀余思凛生风。”北宋观赏题记者还有黄庭坚等数十人，包括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和范纯粹，南宋则有秦桧、贾似道。后代观赏题记者更多。
这件作品为多人收藏，流传甚远，时而出入宫禁，时而流落民间。南宋时曾被权相秦桧和贾似道收藏，秦桧题诗云：“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后人都认为：秦桧这样的败类，没资格景仰范仲淹、韩琦等人。贾似道败亡，该卷作品没入官。宋亡，流入北方。元朝时，李戡得之于元大都，将它送还给范仲淹后裔。元末流落军中，明朝时为王世贞以重金购得，再次归还范氏后裔。乾隆六十年（1795），范家遭火灾，此卷化为灰烬，实在可惜！
范仲淹一生言行及其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在北宋时期有其特定的价值，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其特殊的意义。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
范仲淹作为这种士风转变的标志性人物，得到时人、后人的充分肯定。朱熹极力称赞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之功绩。《伯夷颂》的传播，正是时人、后人对范仲淹言行品德景仰学习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