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行为关系的分析
1998年以来，地方政府在储蓄转化为投资中的行为是间接的，通过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方式很快被各地相互学习，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在储蓄转化为投资方面，各地方政府行为差别不大，对不同地区政府行为内部关系的比较可以省略储蓄转化为投资中政府行为的比较。在分析中国不同地区政府行为内部关系时，人们可以选择有代表性的省份来进行比较。在这里，本书选择广东省、河南省和四川省来分别代表东部、中部和西部。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广东省、河南省和四川省分别是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总量最强的省份，具有可比性。首先就这三个省份分别与全国进行比较，然后这三个省之间再相互对比。
5.2.1东部地方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
关系——以广东省为例
在衡量地方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关系时，本书仍采用第4章的方法，即考查财政投资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GDP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笔者整理出1998—2005年广东省财政投资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根据这些整理出的数据，运用EXCEL软件作相关分析，得出三者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5-1，1998—2005年，广东省财政投资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186 74，财政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59 67.而根据第4章的表4-7，1999—2005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投资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563 52，预算内财政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211 19；包含预算内和外的财政投资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420 53，包含预算内和外的财政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061 69.
在第4章，本书认为，1998年以来全国财政投资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财政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转变为负值，表明财政投资所起的作用是反经济运行周期，财政投资在宏观上体现出公共管理者职能。广东省相同指标的相关系数也都是负值，这说明广东省财政投资总体上也体现出公共管理者职能。与全国相比，广东省财政投资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关系数绝对值相对低，广东省财政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绝对值高，这种数值上的差别可能说明广东省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优于全国水平。
5.2.2中部地方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
行为关系——以河南省为例
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笔者整理出1998—2005年河南省财政投资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根据这些整理出的数据，运用EXCEL软件作相关分析，得出三者的相关系数。
5.2.3西部地方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
行为关系——以四川省为例
根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笔者整理出1998—2005年四川省财政投资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根据这些整理出的数据，运用EXCEL软件作相关分析，得出三者的相关系数。
5.2.4不同地区地方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
管理者行为关系之间的对比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把全国和这三个省相应的相关系数整理成表5-5.我们可以发现：1998—2005年，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GDP增长都不依赖于财政投资增长，财政投资所起的作用是反经济运行周期，广东省财政投资在总体上已经体现出市场经济的政府公共管理者职能，广东省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优于全国水平；1998—2005年，河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GDP增长都对财政投资增长有一定的依赖性，财政投资所起的作用不是反经济运行周期，这近似于1998年以前全中国的状态；1998—2005年，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还依赖于财政投资增长，但GDP增长不再依赖于财政投资增长，财政投资所起的作用是反经济运行周期，这接近于1998年以来的全中国的状态。如果这三个省的代表性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认为，1998年以来，在地方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关系上，东部最好，西部其次，中部排第三。
第4章曾经指出，发展阶段对政府投资行为内部关系有约束。在中国，东部发展水平最高，再到中部，其次是西部。在人们一般认识中，发展阶段越高级，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之间的关系应该越好，越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东部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之间的关系应该最好，其次是中部，最后是西部。统计数据分析的结果与人们的一般认识有出入。这种出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中央财政投资对地方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
1998年以后，中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财政对西部省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投入西部省份的这些中央财政投资基本上投入到公共领域，使四川省等西部省份财政投资总体上呈现出反经济周期的公共管理职能。与西部省份相比，1998—2005年的中部各省没有接受到大量的中央财政投资，形成所谓政策的“中部凹陷”针对政策的“中部凹陷”，2005年以后，中央政府调整原有区域发展战略，提出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随后，中央政府才加大对河南等中部省份的财政投资力度。。政策的“中部凹陷”使中部地区仍然受到本地发展阶段的约束，使中部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投资增长、GDP增长与财政投资增长仍然存在一定正相关，使中部省份的财政投资没有从总体上体现出反经济运行周期作用，从而使中部省份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关系调整落后于全国水平。
由于中央财政投资对地方政府投资者行为与公共管理者行为之间关系存在影响，因此，在调整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内部关系时，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从而减少发展阶段对调整地方政府行为内部关系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