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自己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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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谈短篇小说的创作——与张日凯、铁凝的谈话

张日凯:1982年10月至1983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1982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评选办法是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评委会组成人员为:主任巴金,副主任张光年,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丁玲、王蒙、孔罗荪、冯牧、刘白羽、刘剑青、沙汀、严文井、李清泉、陈荒煤、林默涵、欧阳山、草明、贺敬之、唐弢、袁鹰、谢冰心、葛洛、魏巍。年事较高的评委不能参加评委会议,就派人登门拜访征询意见。我当时在《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的《小说选刊》杂志当编辑,被派到谢冰心委员家里征询意见。我很高兴接此重任,于1983年月25日、2月23日两次到冰心住的简朴的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家属宿舍楼里,听取她的意见。那年冰心老人已八十三岁高龄,我们送去的评选候选作品,她逐篇认真仔细阅读,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1983年3月24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1982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1981至1982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1979至1982年度全国优秀新诗、1981至1982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发奖大会,会后又分别举行四项文学奖获奖作者座谈会,3月28日闭会。3月29日晨,我给冰心老人打电话,说:“我和获奖小说《哦,香雪》的作者铁凝去看望您好吗?”话筒里传来老人朗朗的语声,她欣然应允。这一日,春日融融,铁凝在汽车里激动不已。她老是问我:“你说我称呼冰心什么呀?叫她阿姨好吗?我去了说些什么呀?”我说:“随便你。”步入老人简朴的会客室,老人已坐在靠窗的方桌前等候我们了,桌上已斟满三杯清茶。那年铁凝二十五岁,老人与铁凝促膝谈心,对青年作家的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语重心长。

十六年来,上述冰心老人的谈话记录,我视为珍贵的文学资料收藏。今冰心老人已归去,将其灼见心声公诸于世,一表缅怀之情;二于当今文坛亦不无裨益。

征询意见时的谈话

冰心:你们送来的十三篇候选作品我都看了。

(送去的第一批十三篇候选篇目是:《明姑娘》(航鹰)、《拜年》(蒋子龙)、《八百米深处》(孙少山)、《不仅仅是留恋》(金河)、《种包谷的老人》(何士光)、《敬礼!妈妈》(宋学武)、《“大篷车”上》(方方)、《母亲与遗像》(海波)、《三角梅》(王中才)、《心祭》(问彬)、《翡翠烟嘴》(吴若增)、《漆黑的羽毛》(石言)、《女大学生宿舍》(喻杉))

冰心:我喜欢的有三篇:《拜年》《不仅仅是留恋》《八百米深处》。这三篇小说使人感觉到作者写的确确实实是来自生活的东西。《八百米深处》写得很感人,《拜年》和《不仅仅是留恋》写得很深刻,一个反映工厂改革中的现实生活,一个反映农村改革中农民的复杂感情。

蒋子龙的作品不错,他的作品都有一两个突出的人物,不是“高大全”的人物,是身上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人物,是来自生活的人物。

《敬礼!妈妈》写得也不错,以情感人。

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写出了农民的淳朴的感情。但我觉得不如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喜悦》,文字不长,但写得很细腻。(《喜悦》载《小说选刊》1981.7期)

《心祭》这篇小说写得还可以,它写了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心祭》载《小说选刊》1982.5期,写儿女对已辞世的母亲的愧疚心情,母亲生前给予儿女们更多的爱,儿女们却阻拦早已丧夫的母亲重结伴侣)

《明姑娘》写得不太自然,人物是不是有些理想化了。但内容是积极的,群众选票多,说明读者是向往光明的。

《三角梅》写得太像“小说”了,太注重技巧了。写小说有技巧问题,但不能过于讲究技巧。

《女大学生宿舍》写的是不是现在大学生生活的主流?我不熟悉现在大学生的生活,不好说。它写的大学生和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不一样,我想也和将来的大学生不一样。

韩小华有一篇小说《红点颏儿》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是写老北京人生活的,写得好,读起来耐读。(《红点颏儿》原载《十月》1983.1期,《小说选刊》1983.3期选载)

这一期《人民文学》的作品大部分不错,如王蒙的小说《青龙潭》、刘心武的小说《封面女郎》等。(载《人民文学》1983.1期)

短篇小说要短,我懂英文,看了许多外国短篇小说,都很短。一般六七千字就可以了,要把长的内容压缩到短的文字里边去。

我们老年人就喜欢深刻的、扎实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的作品再过三十年、五十年恐怕就没人看了。

(嗣后,又给冰心老人送去第二批候选作品和补充候选作品十五篇,篇目是:《哦,香雪》(铁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梁晓声)、《舞台小世界》(王安忆)、《声音》(张炜)、《第九个售货亭》(姜天民)、《那五》(邓友梅)、《赔你一只金凤凰》(李叔德)、《白云深处》(映泉)、《火红的云霞》(吕雷)、《银杏树》(张弦)、《七岔犄角的公鹿》(乌热尔图)、《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老霜的苦闷》(矫健)、《岌芨草》(鲍昌)、《远处的伐木声》(蔡测海)。老人阅读完这些作品,又谈了自己的意见)

冰心:《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写得不错,读起来很感动人,写了青年人的献身精神,现在就需要这种精神。

《哦,香雪》写了一个农村朴实的女孩子,文笔也朴实。

《第九个售货亭》写的是今天青年人的形象,不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的青年人,是另一种青年人的典型。

《舞台小世界》有寓意。王安忆这个青年作家值得注意,她的创作路子很宽,她的作品不一般,她对生活总有自己的看法。她去年得过奖,对已经得过奖的作家要要求严一些。《舞台小世界》这篇作品是否选,请评委会酌定。

邓友梅的《那五》看过,写得不错,那五这个人物写活了。(《那五》先是作为短篇小说列入候选篇目,后经评委会讨论,认为字数多,又列入中篇小说候选篇目,当选)

《银杏树》写的故事不是一般人都能够遇到的,因此不是读者都能够接受的,可不选。(《银杏树》原载《钟山》1982.1期,《小说月报》1982.6期选载)

《芨芨草》写得还好,叙事平实,没有做作之感。

最近我读了陆星儿的一篇小说《写给未诞生的孩子》,是写女人生育和事业的矛盾,这是个妇女问题,在文学作品里应有所反映。心理描写真实细腻。提出来供评委会参考。(《写给未诞生的孩子》原载《延河》1982.11期,《小说月报》1983.2期选载)

总的印象,82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有收获的。题材比较广泛,看来各方面的题材都有了,有写改革的,工厂农村都有,有写老干部的,写青年人生活的较多,这是好现象。但写出国的人的生活的作品还未看到,这方面的生活也应有所反映。艺术上,有的作品写得好,有扎实的生活基础。虽不平衡,但看得出来,作者都有追求,这就好。

这二十篇作品我同意入选。(二十篇获奖作品是:《拜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八百米深处》《明姑娘》《哦,香雪》《不仅仅是留恋》《种包谷的老人》《敬礼!妈妈》《女大学生宿舍》《三角梅》《赔你一只金凤凰》《火红的云霞》《七岔犄角的公鹿》《第九个售货亭》《漆黑的羽毛》《芨芨草》《声音》《母亲与遗像》《老霜的苦闷》《远处的伐木声》)

与铁凝的谈话

铁凝:冰心教师,你好!

冰心:你是《哦,香雪》的作者吧!来,到这边坐。

铁凝:我从小就读你的作品,上小学的时候就读。

冰心:我的作品落伍了。你的真名叫什么?

铁凝:就叫铁凝,是不是太坚强了?

冰心:坚强不好吗?你做过什么工作?

铁凝:我当过文学编辑。当编辑有好处吗?

冰心:当然有好处,可以看好多别人的作品,提高自己的鉴赏力。《哦,香雪》这篇小说写得好,写了一个农村姑娘,很朴实。你写这篇作品与你下乡有关系吗?

铁凝:有关系,我插队四年,先到平原,后到山区。

冰心:现在需要写写山区,因为这几年山区变化很大呀!你写的人物有固定的原型吗?

铁凝:没有固定的生活原型。

冰心:对,写人物不可能有固定的生活原型。像鲁迅说的:“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除非很个别的例子。学历和写作不一定成正比例,但多学习、多读书是必要的。你们这一代青年作家出头早,起点高,我们老一辈人很高兴。但是,你们这一代青年读书少,短外文。要多读书,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要读外国文学作品。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学习中国民族艺术,学习词汇;读外国文学作品,如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主要看他怎样取材,怎样写人。懂外文,可以直接读许多外国作品,学英文就可以,能读就行,不一定能说。

学习就像小孩子摆积木,一块积木摆不出什么东西,许多块积木才能摆出房子啊,大山啊,大桥啊……学习也是这样,知识积累多了,才能用得上,才能写出好作品。前几天,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读唐张继的诗《枫桥夜泊》把“月落乌啼霜满天”的“乌”读成“鸟”,说明这个播音员读书少,文学修养差。

现在有些作品不好。写小说一定要避免编造,因为编造的东西让人一看就不真实,读者一下子就否定了。中国人写小说一定要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如果把你的作品译成外文,就应该让外国人看了就知道你是中国人,有中国的生活气息,中国的气派。

铁凝:我的作品写得不好,您提点意见吧!

冰心:你得了奖,觉得不满足,就好。如果一得奖就满足了就不好。你结婚了吗?

铁凝:没有,我没有时间想这方面的事。

冰心:这事可遇不可求。你现在出名了,可能会收到许多来信,你要谨慎。头一封信赞扬你的作品;第二封信谈人生哲学;第三封信就向你求爱了。我十九岁就写作品,那时候我收到许多来信,一封也不回,在家把信交给父母,在学校把信交给老师。所以那时候有人说我是“冰心”。梁实秋说我“女人的缺点我都有,女人的优点我一点也没有”(笑)。有的女作家结婚早,就影响写作。

铁凝:我收到一百多封来信,不好回信,因为要我谈创作经验,我觉得不好谈。

冰心老师,您说的话都很有意义,听起来也很亲切。您给我题个词吧!

冰心:好吧。

冰心给铁凝的题词是:

有工夫的时候,多看些古典文学和外国小说(译本也好),这样眼界广些,词汇多些,于年轻的作者有便宜的地方。

铁凝小朋友。

冰心 三·二十九

(原载《文艺报》199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