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人权斗争的发展趋势
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人权问题严重地制约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人权斗争的根源不会消除，美国敌视共产主义的态度不会改变，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不会改变，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不会改变，特别是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政策不会改变；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会改变，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改变。因此，中美之间在人权领域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这种斗争会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时和缓一些，有时激烈一些。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中美人权斗争的根源将长期存在，但如前所述，制约着中美人权斗争的因素也同时存在。尽管人权是美国外交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经济问题、安全问题比人权问题更重要。在老布什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顺序是安全、经济、人权。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顺序是经济、安全、人权。在小布什总统时期，美国的外交顺序又是安全、经济、人权。美国在同中国交往的过程中，在涉及到美国的根本利益时，理想主义不得不让位于现实主义。中美两国都是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中美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避免给两国关系造成重大损害，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已经证明：中美两国和平相处，相互谅解，相互尊重，对双方都有好处；中美两国互相敌视，甚至发生冲突，只会危害双方的根本利益。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要求中美之间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这是一个客观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在个别时期、个别问题上，中美之间可能在人权问题上出现对抗的局面，但总的发展趋势将会逐步走向缓和。
（二）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会上的反华图谋，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中国逐步打破了美国的所谓“制裁”，促使美国将最惠国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不仅没有使两国关系破裂，而且使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还不断扩大；中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判，使人们更加认清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野心。今后，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正确开展中美人权斗争。
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美国对我实施人权外交的目的是企图西化、分化中国。以往的经验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够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发起人权攻势并连连奏效，就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搞好。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一塌糊涂，人民怨声载道，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展人权攻势，就会加速中国的垮台。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呈现出勃勃生机，人民群众就会欢欣鼓舞，那么，无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怎样开展人权攻势，中国都会稳如泰山。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越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开展人权外交的影响力就越小；反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越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开展人权外交的影响力就越大。因此，要使我国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首先就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国家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人权斗争的基础。二十余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人权状况大为改观：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民群众比过去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我国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不仅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正在向小康生活迈进，我国绝大多数人“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比过去更好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其他文化权利；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健全和完善，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比较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我国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人民群众享有比过去更多的社会权利。总之，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现时的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权状况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就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使我国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人权斗争时处于有利的地位。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以自己指导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经济迅速发展赢得了支持，……这些人认为现在没有别的力量能够指导中国前进，能够避免出现本世纪1949 年以前曾使中国遭到破坏的那种混乱局面”。①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和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我们就不可能有力地驳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我国的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争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我国的支持。可以肯定地说，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如果中国的改革取得成功，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进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中国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美国就不敢小视中国。如果中国继续落后，美国就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中国，就会不断地找中国的麻烦，就会不断地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施加压力。今后，我们要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尽快使中国强大起来，进一步改善我国的人权状况，这不仅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减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攻击我国的借口，更好地开展国际人权领域斗争的需要。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中国的人权事业也会得到全面的发展；随着我国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攻击我国的借口将会越来越少；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日益巩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利用人权问题来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美国有可能逐渐放弃对华的人权外交政策，至少是降低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其次，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策略原则。我们在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人权斗争的过程中，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原则。一方面，我们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人权对话和交流，愿意学习各国在人权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我们也会接受来自各个方面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但绝不会接受别有用心的指责和诬蔑，更不容许某些人借口人权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坚决驳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种种诬蔑，揭露他们“人权外交”的实质，向世人表明了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不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国家尊严等原则问题上是绝不会让步的。另一方面，在某些非原则的问题上采取适当的灵活态度，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的情况下，能够作出让步的尽量作出让步，在必要时给对方一个可下的台阶。比如，我们允许某些服刑人员保外就医、允许某些自由化分子离境、同意西方某些人士到监狱了解情况，等等。这样既坚持了原则，又缓和了气氛，达到了斗争的最佳效果。我们正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使我国与美国的关系斗而不破。今后，我们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人权斗争时，仍然要坚持这一原则。
第三，要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我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过去同我国一样，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感情比较接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坚定地站在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一边，支持他们开展民族独立的斗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仰仗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和干涉。对亚、非、拉国家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我们不仅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而且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为亚、非、拉人民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国家独立后，我们还给予它们以各种形式的援助和支持，帮助这些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摆脱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影响。长期的实践证明，中国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真诚的朋友，深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赖。现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又不同程度地受到霸权主义的威胁，在国际人权领域有着共同的处境、利益和要求。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旗帜，反对西方国家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图谋，深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斗争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是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伟大力量，只有加强同中国的团结和合作，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由于我们注意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进行斗争，因此才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十次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搞反华提案的图谋，这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胜利。过去，广大发展中国家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今天，它们又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攻击和诬蔑。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各国的主权而互相支持，为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第四，要加强对人权问题的研究、宣传和教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人权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人权问题实际上成了理论研究的禁区，当然更谈不上宣传和教育了。这就使人们形成一种糊涂观念，好像资本主义国家是讲人权的，而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讲什么人权的，以致于我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面前显得很被动。1989 年以后，面对着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攻击，我国加强了对人权问题的研究。我们克服了过去那种把人权看做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认识到人权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使我们在国际人权斗争中能够理直气壮地谈人权。我们发表了十几篇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发表了多篇批驳美国人权报告和揭露美国人权状况的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权观，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介绍了我国在人权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驳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人权状况的种种歪曲和诬蔑，揭露了它们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别国内政，搞霸权主义的图谋，向世人表明了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捍卫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严，有力地配合了我国在国际上的人权活动和人权斗争。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人权问题的研究、宣传和教育，要研究我国人权建设和国际人权活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在干部群众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宣传和教育，揭露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人权外交的实质，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人权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行为进行斗争。
总之，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只要我们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正确地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注意斗争的策略，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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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得到我的导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学会会长江流教授的具体帮助和指导，本书的出版得到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高伟同志及哈若蕙编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书中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3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