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旦上述效果出现，供给和需求会相辅相成，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光有消费，没有企业的竞争力，不一定就能做强中国的企业；而光有生产力，也会因为缺乏市场、缺乏财富分配的话语权而无法进一步升级和发展。所以，“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出于我们想从被动的出口导向的低附加价值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价值增长模式的愿望。这是在挑战美国现有的霸权地位。尽管中国在这方面任重道远，还没有给今天的美国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美国会袖手旁观吗？
今天，中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大国战略是一个需要我们中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在短期内，尤其是目前如何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全球金融大海啸的困扰，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让我们适得其反，事倍功半。显然，目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强化内需来挽救外需，而是看到了中国区域差距给我们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救市的效果，因为如果中国内需不贡献出来，美国贸易逆差就无法有效收窄，所以，一部分美国学者所主张的“中国应该用消费者信贷的扩张来刺激内需”的观点也反映了美国国内的立场。可是，这种没有基本面支撑的消费增长恰恰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这个“陷阱”我们当然不会跳下去！只要我们自己头脑不发热，跟美国政府一样时时刻刻去选择最佳的救市方案，去寻找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中国就一定能真正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一定能找到和美国交涉的最佳对策（虽然不要做“两败俱伤”的事情，但是双赢格局中也不能一直处于劣势的位置），也一定能渐渐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国战略。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如果说2008年8月份之前是国际金融危机第一阶段的话，那么，2009年7月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和之后的“金砖四国”首脑峰会似乎向世人释放了另一个信息：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正在告别全球流动性恐慌的第二阶段，现在应该尽早考虑“后危机时代”（从现在开始属于走出危机的第三阶段）世界经济该如何跨越失衡发展的模式，走上富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一、寻求无通胀的“退出”模式。
为了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多数国家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情绪，扭转2008年由于流动性恐慌而出现的银行惜贷、资产通缩、投资无助、消费疲软等严峻局面。但当各国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之际，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再次有了抬头的迹象！
此时，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方式（比如国有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迫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的方式，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会面临 “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不能得以遏制，就会波及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
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很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压力，但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这种迹象在2009年7月已经出现。这对于那些外向依赖性大、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排除实业投资回报率因为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明显下降，导致实业部门的资金再次回流到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甚至不良企业恶意圈钱的问题会再次困扰所在国的监管部门。
总之，“后危机时代”最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再次抵御在应对全球性流动性危机的过程中“迫不得已”埋下的通胀风险！
二、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对美元体系的信赖危机。
“后危机时代”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最严重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它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
在发达国家，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正在得到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也在积极地推进之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这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发展中国家则是要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发展。困难主要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导致外部市场缩小。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在“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而能够取代美元或美元体系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事实上，中巴“货币互换”模式也呈现了新兴市场国家摆脱美元主导货币体系约束所释放的智慧。
双方各自用自身的货币去购买对方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再将获得的对方国家的资金到对方国家进行实业投资，从而保证国际收支相对平衡，以避免货币头寸盈余所带来的保值和增值的麻烦。发展中国家还多元化自己的外汇储备结构，用美元去购买工业化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用美元鼓励自己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通过资本运作来扩大海外发展空间，同时让自己的主权基金等在海外市场寻找其他币种资产或非美元国债的替代金融产品，以增强本国外汇储备的财富价值。当然，“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被更加重视。
三、中国应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战略。
作为经济发展规模已位列世界前几位的国家，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减少外贸和投资摩擦、缓解就业压力、降低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无法回避的
挑战。
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这个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业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天独厚地享有这一优势，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但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界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它们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大部分，而处于中游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则只能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国家，为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战略，即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却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同样能够在产品价值链中获得更多财富分配。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世界看到了美国增长模式具有持久性和相对竞争力的秘密——美国的市场风险由全球共同承担；而美元的垄断地位不减反增，这也让各国尤其是东亚国家看到了增长模式的劣势——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因为金融市场价格的突变和美国市场的需求萎缩使经济受到重创！
我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过去增长模式的弊端，正在从供需两方面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而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国发展战略：
从供给来讲，我国政府想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处于低端的不利格局，就要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建立标准等方法来挑战美国创新大国的地位，同时，通过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力争获得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产品服务所创造的更高的附加价值，尤其是要通过强化金融体系来管理好自己的财富，扶持创新，这都是在挑战现行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而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一个缩影。
但在短期内，不切实际地过分强调大国战略反而会让我们适得其反。我国政府并没有刻意去强化内需来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而是看到了区域差距留下的发展空间，用新的投资扩张战略来解决旧的产能过剩，为大国战略的有效实施赢得宝贵的时间！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也能看出，我国政府要在传统产业内部增加技术含量，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成本，以此提高中游产业集聚的附加值水平。
从需求来讲，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币财富的稳定增长，市场培育和内需增长是必不可少的。我国政府正通过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同时还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力图解决城镇人口“有钱不消费”的问题。此外，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成为我国政府的努力方向。
总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光有消费，没有企业的竞争力，不一定能做强中国的企业；光有生产力，也会因为缺乏市场、缺乏财富分配的话语权而无法进一步升级和发展。 “自主创新、人民币国际化、内需主导”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因为我们想从被动的出口导向的低附加价值增长模式转变成主动的创新、标准设定导向的高附加价值增长模式，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在“后危机时代”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
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为了尽快站上产业链的高端，“金融创新”和“金融开放”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东亚有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但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也没有摸索出一个与制造业相匹配的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运行模式！1997年的东亚危机和日本20世纪的金融泡沫崩溃，都说明它们尝试发展金融来支撑制造业的战略以失败告终。美国则干脆把大部分制造业都移到了海外适合标准化生产的国家和地区，努力保持本国创新和金融共同发展的匹配增长模式。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转型过程中所将面临的挑战，迫切需要决策部门、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生产单位和研究机构共同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
奥巴马能“管好”美国的金融吗？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6月18日公布了美国在金融市场监管方面的计划。该计划将寻求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督，尤其是增加对衍生产品和其他市场基础领域的管理，同时，将创立一个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并给予政府对抗未来金融危机的新工具，以及开创一个与海外监管机构达成协调统一的监管模式。这一计划从顺应海内外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重建美国金融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信赖基础这一宗旨上看，有其深远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