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金融服务业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而市场的信赖是保证国内外金融资本汇集美国，使其金融业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大海啸，让世人意识到，一批专业化的投资团队，利用他们独有的知识结构和由此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骗取了广大不知情的投资者的信赖，从而达到他们疯狂地追逐利益和转嫁风险的目的。为了防止这种病态畸形的业务再度出现，奥巴马政府正在从事前（比如加强监管等）和事后（比如提高破产处理的艺术等）的危机处理方法上，试图找到并努力弥补现有危机管理中所存在的漏洞。
其次，美国双赤字的经济结构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是因为一直以来美国的金融体系发挥了管理世界财富的功能。而且，借助于美国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也能够顺利地主宰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如果今天美国政府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拿出实际行动来回应世界对其金融体系和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不满的状态以及要求其改革的呼声，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美国政府最担心的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局面，从而导致美国双赤字的经济结构难以维系，美国的国家地位和美元的作用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每况愈下。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看到的状况，奥巴马政府当然会全力以赴维护美国的核心竞争力。
最后，全球金融危机也给美国带来了再造强盛金融体系、引领世界金融发展模式的绝好机会。目前，全球都在思考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模式来应对金融创新滥用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美国仰仗自己本土的（信息）优势，推出“后危机时代”的现代金融风险管理模式。如果这种新模式被世界接受，那么，美国又一次创造了一个新标准！这会让美国金融体系占尽先机，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可能就会因为被动导入这种新的监管模式而不得不增加运营成本，降低了其金融机构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活力。所以，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正在发生的游戏规则的变化，关注这种监管的新标准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全球。
奥巴马的这次改革方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中国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加以借鉴：
第一，对越来越趋于混业经营的巨型金融机构，尤其要加强事前监管的力度。因为一旦它们出现问题，就很容易绑架政府动用纳税人的资金去挽救它们所缔造的“小社会”。否则，政府将承担更高的救市成本。当然，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金融机构越做越大是市场发展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僵硬的分业监管模式上，就很容易让这种道德风险行为越演越猖狂，直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二，对于金融创新活动，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双刃剑特征。尤其是表外业务和场外交易业务，标准化程度低、差异化强、透明性弱，因此，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严重。如何避免由于无知而陷入巨额亏损的结果，相关监管部门应该负起社会责任，设定投资高风险产品的准入门槛和机构提示风险的要求。当然，为了鼓励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融资，开拓场外交易和表外业务的金融创新活动是推动一国经济附加价值提高的必要手段。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金融创新业务一网打尽，反而会扼杀经济发展的活力。但是，绝不能脱离基本面，靠金融创新的渠道来纯粹追逐资本市场的金钱泡沫，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充分监管，那么就一定会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再次爆发重量级的金融大海啸。
第三，要恢复对金融体系的信赖，就要注重对消费者的保护。如果只关注资本市场中金融创新的能力和企业的融资成本，而忽视老百姓持续稳定的财富增长的需求，那么，总有一天这样扭曲发展的金融体系会被边缘化，经济发展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而且，这种消费者保护不能仰仗当事人双方的努力，一定要借助第三方专业化团体的运作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政府尤其要重视第三方机构的质量，否则，就无法保证金融体系健康发展所赖以生存的“信用”环境能够长期维持下去。
总之，奥巴马正做着他上任以来最艰难的金融体系改革的工作。因为他面临的是如何增强金融体系活力和效率与保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发展之间的两难选择：如果过于重视前者，就可能会使金融创新活动超越了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限度；而如果过于强调后者，则可能会因为监管过度而使得本来在危机中已经失去了一部分战斗力的金融机构和市场更加丧失活力。那么，奥巴马能否交出一张令世人满意的答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政企利益的统一”是国家竞争力发挥的核心
2009年7月，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展开了他们的访华之旅。利用两位华裔在中国得到的天然“好感”，奥巴马政府在谋求中国对美国未来新增长点的计划和行动给予最大帮助。这是美国政府在“后危机时代”寻求政府和企业双重利益的统一和利益最大化的战略表现。
考察美国的金融危机历史可知，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并不是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而是摒弃在市场中已证明站不住脚的东西，并用最多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去探索和发现人类未来可以再次依托的崭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所以，当IT泡沫破灭后，美国政府通过降息、废除金融活动管制，住房政策的改革等措施，大胆扶持了本土金融体系的创新能力，以此来缓解IT泡沫破灭后对美国所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事实上，在前几年经济繁荣时代，最大的得益者还是美国的机构、企业和政府。而今天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付出的代价，就和以前历次泡沫破灭一样，是一次“正常”而又必不可少的“调整”。只不过如何将调整的成本和时间的代价控制在最小的程度，确实需要美国市场和政府携手努力。
为什么这次美国“寻找新的增长点”要和中国联手一起来做呢？这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启迪呢？
众所周知，在财富创造的“三大环节”过程中，美国向来重视跟“怎样创造财富”有关的研发、设计和制定标准等所谓财富创造的第一环节。靠着第一环节的优势，他们打造了大量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建立了种类繁多的世界品牌和专利，赢得了很多市场的“定价权”，从而，今天在全球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运行的物理平台中，世人随时都会看到“美国标准”。而从这次两位部长带来了新能源发展的合作战略而论，显然，美国已经到了可以将自身积累的成熟技术、研发成果甚至标准范式展现给合作伙伴，而不必担心对方会有“高人一筹”的创新能力的发展阶段。对他们而言，关键是如何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将“思想”转变为“现实”，把“无形资产”转变成“有形资产”，而所形成的新产品价格要让市场可以接受，让市场感到物有所值！他们意识到了，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才具有这样的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而且中国甚至有可能成为消化这类新产品的市场主力。由此，笔者认为，环境和新能源领域的合作（美国研发新产品的核心内容）一定会成为2009年7月27~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
那么，中国的“比较优势”究竟在哪里？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比较优势”就在“形成实物”的第二环节上，且短时期内很难被取代和撼动。我们拥有庞大的劳动大军，拥有没有进入市场价值评估体系的落后地区（外资进入成本较低），拥有要素资源价格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拥有勤奋、努力、好学、向上的儒家文化传统，拥有较为完善的市场运作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机制，所以，能够形成大规模生产和降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再加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步入中产阶层或形成中产阶层意识，非常强烈向往能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内容的新产品。当然，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把新产品率先生产的“专利”交给中国，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新的就业和新的市场的绝好机会。
以笔者之见，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向中国谋求“双赢”合作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旦美国经济新增长点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财富效应，那么，美国谋求的利益就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品牌和标准，而是会扩展到他们在服务行业（财富创造的第三环节）所具有的优势——他们会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将新产品真正转变为梦寐以求的、更多的新财富。这样一来，美国会再次推动围绕新增长点的全球化进程，让大家都参与到创造新财富和新生活的这一浪潮中。只要美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保持世界霸主地位，那么，新财富的管理依旧会仰仗美国的金融威力（当然世人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督要求也会不断提高），美国还将可能成为下一轮新增长点的最大赢家。
针对“后危机时代”美国拿出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合作战略”，中国该如何应对？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程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争取“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社会上下都要充分意识到“政企利益的统一是国家竞争力发挥的核心”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政府看到了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并积极调整税收制度和产业政策，但是，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机制，由于中国市场存在固有的垄断势力，出现了政企“利益冲突”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大国战略中的“信号”引导不起作用，税收成本和产业政策的约束力不但没有让企业放弃“两高一低”的投资，反而把政策改变所带来的成本提高因素，通过他们的市场垄断力量转嫁给了弱势消费和生产群体，造成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的增长点探索环节上 “主体缺失”的尴尬局面。
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政府应该多学一点儿企业和市场相关的创造利润的“战术”，而企业和机构则更要多学一点儿宏观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经济的生存环境产生影响的“战略”知识。否则，缺乏“大局观”的中国企业和机构，就无法意识到“无形资产”（创新的条件）在财富分配和风险转嫁中的威力。而不了解“公平竞争”的政府，也无法体会在全球化环境中靠企业只身打拼的艰难和“安于现状”的苦恼（在市场中，冲在第一线的国有企业也会感到“力不从心”，而民营企业则在渴求“政策的扶持”）。不管怎样，今天我们在和美国新能源合作的谈判中，中资企业和政府的“利益统一”，才是决定我们未来“利益分配”能力高低的最关键因素。
奥巴马会理解“中国国情”、接受“中国战略”吗？
自2008年9月，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帝国崩溃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关注与这场金融风波有紧密关联的三大类问题：一是全球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在客观上给美国金融机构带来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外部环境；二是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不断推进的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严重失衡”问题；三是一国（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会对世界经济产生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就会使得其他国家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很大的遏制。而且，这三大类问题互相之间又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由于各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对这三大类问题的性质诠释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非常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冲突局面。
2009年11月，奥巴马出访亚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在目前存在的“认识冲突”中寻找亚洲所能接受的“共赢”的解决方法。甚至，在某些暂时存在的与美国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问题上，奥巴马可能会“软硬兼施”，迫使中日政府能够作出实质性的“让步”。笔者认为，中国政府会采取不卑不亢的应对姿态。事实上，在“狮城”新加坡开幕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政府都向来访的奥巴马发出了继续倡导“自由贸易”理念、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心声。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还意识到了自己在某些关键问题的处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更意识到改变对外依赖经济增长模式所需要的健全、深化金融体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