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在此次峰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再次向世界传递了来自新兴国家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危机管理的责任和义务的呼声，并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务实且有利于操作的改革措施。这些诚恳的建议，基本上都反映在这次峰会的最后宣言的内容之中。尤其是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和时效性的实施原则，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将自己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的成功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世界这一坦荡的胸怀，也是我们向各国政府阐明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所需要注意的“立场”和“战术”问题。因此，这些措施和原则对今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更为平衡有序的健康发展，将发挥积极有效的推进作用。
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带来了信心和挑战
2009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在人们对它高度的关注和热烈的期盼中落下了帷幕。从会后公布的正式公告中，我们注意到，其内容比几个月前华盛顿峰会时的内容要丰满了很多。用英国主办方布朗首相的话说，会议开得十分成功，“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次峰会更多的是平衡了各方利益，除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资计划和创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方案比较务实之外，其他都还停留在一些有建设性的救市理念上。所以，这次峰会的积极意义和今后世界经济的复苏走势以及未来发展格局的平稳变化，都需要各国政府在伦敦峰会后进一步加强对话和利益协调，把纲领性的救市理念转变成切实有效的实施方案，否则，短期内被提振起来的市场信心会因为没有后续基本面的实质性改变而变得越来越弱——以致世界经济的恢复也会因为缺乏能够改变经济基本面的国际合作而变得越来越漫长。因此，这里有必要指出二十国集团峰会公告中的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这为中国政府进一步开展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有效沟通及高质量的合作，提供了有用的解决问题的视角。
第一，美国政府一直主张恢复金融机构借贷能力是推动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市场缺乏信心和造血能力的情况下，各国政府都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和货币流动性供给能力，以缓解市场因缺乏流动性所产生的巨大经济运行成本。虽然这一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成为共识写进了伦敦峰会公告之中，但是，美国作为世界货币美元的发行主体，它的货币政策如果仅仅注意到自身国家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的流动性问题，而不顾美元疲软的走势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挫对其他国家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那么，长期下去，世界各国的宏观政策就很难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结果，美国政府的救市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刺激经济的手段无法像美国这样做到高度独立，于是，国际资本就会利用这样的政策差异去寻找套利的空间，其结果也会干扰世界经济的正常复苏。
第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德呼吁为了防止金融业进一步重大衰退，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尤其是在注资过程中要管理好资金的用途，避免救市资金流向那些应该对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责任的金融机构的高管手里。所以，限薪制度的启动和全球实行统一的高标准监管要求（比如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损失拨备比例等）虽然也写进了这次公告的内容之中，但是，对于正在希望通过引进人才提高金融创新能力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差异化的高标准监管反而会增加落后国家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和人才的援助，情况就会更糟），并有可能会削弱它们恢复经济的能力，也不利于它们改变对外依存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三，中国和一些出口导向的新兴市场国家都一再呼吁，要改变目前美元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在这场金融危机的风暴中，美元资产的债权国承担了越来越大的汇率贬值、收益率下降和通胀率不断高企的风险。虽然这次公告也强调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注资行为中应该更多地提高债权国的话语权，为它们提供更为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甚至也强调了应该一如既往地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并帮助它们创造绿色增长所需要的技术支持，但是，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缺乏美元贬值风险的对冲手段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大会并没有形成决议。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债权国而言，这样的决议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迫切感也会让我们对经济增长模式改变的问题投以足够的重视。
因此，上述这些问题的紧迫性虽然在各国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如果在具体救市计划实施过程中，各方都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的利益，那么，伦敦峰会的公告会因为缺乏进一步有效的国际合作条件和激励机制而无法产生实效，欧美市场的流动性恐慌问题和随之而来的实体经济活动的不断萎缩今后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同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出口导向的国家，就会因为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自身产业结构升级及转型的动力和耐力，而出现不可避免的失业和经济增长放慢的困境。所以，只有加强国际间的理解和合作，我们才能真正解决这场从未遇到的在世界经济失衡状况下所爆发的金融危机。
八国集团峰会探索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2009年的八国集团峰会和往年不一样，增加了“金砖四国”的其他三个成员国——中国、印度和巴西，还有从地域发展的角度上看不能忽视的南非和墨西哥。于是，从六个来自规模较大、增长动力强劲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原来的七国集团的七个发达国家的成员国这样“力量相当”的结构上看，2009年的八国集团峰会在会议的讨论“内容”、会议的“导向”和会议的“影响力”上都会产生一些“新”的看点。
第一，也许从现在开始，八国集团峰会不仅要关注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和政策协调这些“传统”的问题，同时，也要争取六大新兴市场国家在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上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从而缓解发达国家国内民众对本国政府资源（纳税人的财富）投入国际事务“过多”的抱怨。为此，发达国家也必须作好倾听新兴市场国家诉求的心理准备，最大限度地摸索出“双赢”的解决方案。否则，就可能会两败俱伤，事倍功半。
事实上，今天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不仅反映在宏观经济的消费和投资结构上，而且也反映在产业结构的定位和由此产生的国家竞争力问题上。所以，今天的发达国家要想解决金融泡沫破裂对本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就会千方百计地希望具有潜在增长能力和动力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政府的强大力量去开创市场的发展活力，同时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从而一定程度上分担发达国家经济调整的负担。另外，发达国家还想主动修正一些产业标准（低能耗、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用自己擅长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率先开拓一些新的产业，以弥补自己在传统制造业上的劣势地位。所以，这次峰会也会涉及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所要解决的气候变化问题。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也会通过这次参会的六个国家政府首脑的发言来加以体现。主要涉及的问题包括：对自己外汇财富构成威胁的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要进行透明化的监管，遏制由虚拟经济发展过度所形成的扭曲的“定价权”对新兴市场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比如金融投机资本利用发达的市场环境，炒作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由此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无法回避的输入型通胀问题等。另外，以中国为代表的六国新兴市场国家首脑，会就自己关心的粮食安全问题、“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可能产生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由“退出机制”选择不当所致），呼吁发达国家首脑拿出具体措施来加以积极应对。
第二，这次八国集团峰会拓展到8+5模式是欧美国家寻求“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新格局中保持自己话语权的一个新尝试。二十国集团峰会尽管能够听到更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但是，权利和义务可能很难在这样的平台上加以调和。也许，欧美国家希望利用二十国集团获得更多的信息，而通过八国集团——在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这个发挥世界领袖作用的平台上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实质性”的、效果也许更快的“经济合作”！
众所周知，这场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让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意识到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日益明显的“利益冲突”和“实力不平衡”等严峻问题，由此它们对发达国家的信赖也在迅速下滑。而且，这也反映在这次出席会议的六个新兴市场国家里，它们的相互之间都在寻求“脱发达国家”的各种全新的经济和政治合作模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刚刚结束的“金砖四国”会议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些动向对现在世界经济潮流由欧美主导的格局当然是一个巨大挑战。因此，这次八国集团峰会的扩大模式就是希望能够把国际事务的推进和解决模式再次重新纳入到欧美国家的体系中来。
第三，欧美国家主动包容新兴市场国家加盟的这种国际合作的新格局必然会对“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可能会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利益协调的便利性，会更看重自己所在地区的合作，而不是以往美国所倡导的全球化模式；另一方面，可能会产生大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模式，也就是像本次会议这样。但这种模式的竞争程度要远远大于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中的国家间的竞争。合作得好，会推动世界经济迅速摆脱金融危机的严重困扰；合作得不好，会加大各国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的程度，也不利于世界经济和谐稳定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这两种“新”的合作模式和探讨新话语权平台的尝试，都在同时进行。中国政府已经非常务实地意识到在世界经济合作模式还没有完全定位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各种合作，要比“袖手旁观”或独来独往的“保守”模式更好，这对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提高国际威信和争取话语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利益的保护，都会产生更加积极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