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江南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点，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学科形态上，由传统的以区域文献、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生活为主体的历史学研究逐渐发散为文学、美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元学科的集群性研究；二是在本体阐释上，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的“江南诗性文化理论”，正在使江南文化的历史源流、深层结构与精神本质获得越来越清晰的现代知识形态；三是在当代都市化进程背景下，建立在古典美学之上、以江南乡镇为核心的传统江南人文研究，正在迅速开拓建立在都市文化学之上、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主要空间对象的江南都市美学与审美文化研究新方向[1]。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江南区域的界定、江南文化的源头与精神，以及传统江南与当今长江三角洲的关系，一直缺乏正面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本书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为江南文化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照。
一、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区域概念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范围。但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历史上不同的行政区划，江南在空间形态上屡有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大体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南的沿江部分，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沿。在某种意义上讲，要想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基本共识，首先需要找到一种进行正确界定的理论方法，而不是通过常见的历史文献考证、方言调查、人口迁移或其他实证途径去解决，这是因为具体的实证研究从本性上就是“多”，同时由于“婆有婆理，公有公理”的原因，因而很难达到理论研究所需要的“一”。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借鉴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论，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研究商品不是从有商品交换的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所以说“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我们研究江南，也应从江南地区真正走向成熟形态的时代开始。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口、文化等社会资源大量南移，江南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后来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南，却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代。就国内而言，明代的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今上海）、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均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城市。就全球而言，“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共有10个，中国占了6个……中国6个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是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还有4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3]。由此可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南地区不仅远远超过了中原与其他区域，同时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发达，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因而说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轴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据此，我们就可以把明清时期的江南看作是江南地区在古代世界的成熟形态，而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与认同也应以此为基本前提与对象。就此而言，李伯重关于江南地区的“八府一州”说是最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今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
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这“八府一州”东邻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这个地域范围，与凌介禧所说的太湖水系范围完全一致：南以浙江（钱塘江）为界，北以扬子江为界，西南天目绵亘广宣诸山为界，东临大海。江海山峦，构成了一条天然的界线，把这“八府一州”与其毗邻的江北（即苏北）、皖南、浙南、浙东各地分开，这条界线内外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其内土地平衍而多河湖；其外则不是，或仅具其一而两者不能得兼。
这“八府一州”在地理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因而在自然与经济方面，内部联系极为紧密。太湖水系，古有“三江五湖”之称。实际上，严格地说，应当是“一河二溪三江五湖”。“一河”，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抵杭州，纵贯江南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二溪”，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在西北是荆溪，西南是苕溪。荆溪、苕溪两水系，把太湖西部的宁、镇、常、湖、杭五府，与东部苏、松、嘉三府联系了起来。人们一般都认为“三江”是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位于太湖东面的入海河流。这些河流情况变化很大，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只有黄浦江成为太湖东部的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当然，中小河流仍然很多，形成了著名的江南平原水网，把太湖以东苏、松、嘉三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而江南运河则纵贯南北，将东流各河连贯起来，使江南水网更为完备。另外，应天府的大部分地区本不属于太湖水系，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溪，亦与江南水网相接。这说明“八府一州”确实是一个由太湖水系紧密联系的整体。[4]
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在历史上，尽管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江南地区在地理版图上时有变化，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同时，这一界定也与江南概念的历史演化相符合。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辨，“江南”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是指“长江以南的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后者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从广义到狭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在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至东汉时期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概念的政治内涵比较突出，“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因而在唐代以前，江南的主要意思“‘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浙江以南、汉水之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5]。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逻辑上最高环节的江南成熟形态，还是作为历史上江南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演化的结果，最终都指向了明清时代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
当然，“八府一州”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由于过于偏重古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这一界定有时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特别是忽略了与其在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周边城市，如“江南十府”说中提到的宁波和绍兴，[6]还有尽管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上却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和徽州，以及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共同编织的更大水网而后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南通等。[7]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不妨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概念，将“八府一州”看作是江南区域的核心区，而其他同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则可视为其“外延”部分或“漂移”的结果。瑕不掩瑜，作为江南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也是很难被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喧宾夺主”的。这是我们选择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作为江南区域界定的主要原因。
二、以长江文明为渊源、以诗性文化为本体的江南文化范畴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复杂的概念。关于文化的概念解释，至今已有160多种，一些主要说法之间的差别也相当明显。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这种多元现状，是影响江南文化的界定与阐释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关于江南文化的认识上，学界常见的表述是“一分为三”，即从文化小传统的角度将之划分为“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这一划分尽管便于应用和描述，但由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为有机整体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不但大于它们中的每一部分，同时也大于三者相加之和，因而对三者的单体或共性研究绝不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一旦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取代江南文化，就直接遮蔽了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与本质。但在某种意义上，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取代江南文化研究，又恰恰是相关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与事实。与我们前面在界定江南范围时相似，要想在深层结构上解决界定江南文化的困难，首先也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性的解释框架。这是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运用语言去描述和表现主观体验、解读与建构对象的存在，由于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工具进行的，因而要想按照一个对象自身的存在把它阐释出来，使之进入澄明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所使用的代码、语境以及话语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江南文化的界定、言说不可胜数，而且由于观察角度与价值立场的差异所造成的歧义与矛盾也层出不穷。而所有这些阐释与矛盾，可以说都是由于对话语、语境与主体的‘合法性’的追问付之阙如造成的”[8]。具体到江南文化语境的建构，可从原始发生与精神本质两方面进行探讨。
从原始发生的角度看，在江南文化起源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黄河文化语境”。它根源于我们熟悉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相关区域文化的认识与判断，均以作为黄河文明核心的齐鲁文化理论谱系为基本语境。但由于黄河文化叙事的核心是“政治——伦理”原则，而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审美——诗性”精神，所以，以前者为文化语境解读后者，结果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或适得其反。如古代道学家一讲到江南民风便嗤之以鼻，以至于古代色情小说也主要以江南的苏、杭作为发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江南文化的真实精神与感性形象，也相当严重地干扰了人们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江南文化在发生过程中确系黄河文明传播而来，以黄河文化语境研究与阐释江南文化，自然无可非议。但在实际上，正如李学勤指出，一元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当代考古的大量新发现，“使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单一中心的论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9]。考古证明，早在史前时代，独立于黄河文明的长江文明就已经存在，其主要证据如下：
第一，早自史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而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其发达程度已使许多人深感惊奇。
第二，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中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比如说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便很可能系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成。
第三，从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实未间断。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以至长江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都出人意料。20世纪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轰动海内外，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四，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一个例子是，商周时期十分繁荣的青铜器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方。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发现了当时的铜矿。还有线索表示，有的原料或许出于云南（有待进一步证实）。
第五，南方还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已有一些科学证据告诉我们，早在商代便有物品从东南亚运到殷墟，同时商文化的影响也伸展至遥远的南方。[10]
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才能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真实的历史摇篮。也可以说，只有首先解构了黄河文化语境在江南文化研究中的合法性，才能为真正的江南文化研究以及南北文化比较提供一种可靠的语境。
在精神本质的层面上，是要弄清楚江南文化最独特的创造与深层结构。任何文化，在广义上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江南文化也不例外。如果说本质是一个对象所独有的东西，那么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寻找。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但同时江南也更是诗与艺术的一个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作为超功利的审美存在却毫无疑问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在中国，‘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11]
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与北方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不妨说，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民众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在这里也需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没有审美创造，而只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如孔子尽管最赞同的人生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2]，但在儒家文化主流中，更明显的却是审美与伦理的紧张关系，所以孔子又严格区分了“德”（伦理本体）与“色”（感性存在），可见它们在根本意义上是无法和平共处的。由于沾染了过于浓重的道德色彩，儒家经常发生“以道德代审美”的异化。但在江南文化中，由于一方面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审美精神本身也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全，因而其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相对要小得多。中华民族生命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正是在江南获得了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由于审美存在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一言以蔽之，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从古代开始，“江南”就开始了“文化漂流”，如我们熟知的“塞北江南”“邹鲁小江南”等。但无论在哪里出现了“江南文化”现象，除了物产丰富和较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较高层次的审美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反过来证明，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
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载体的当代江南形态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一个重要部分，江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是不言而喻的。现代化进程的程序与技术手段固然繁多，但城市化无疑是最核心与最重要的机制。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世界主要是一个城市的时代。与现代世界相比，城市群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与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在江南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形态建构的意义上，人们熟知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传统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态。这是研究江南文化最需要关注的现实背景与发展趋势。
传统江南地区在当代之所以备受关注，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城市群理论的开创者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61年他发表了《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一次正面提出了“都市群”（megalopolis）概念。城市群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体，既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也把城市的形态与本质提到更高的历史水平上。最值得关注的是，戈特曼1976年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认为世界上已有6个大都市带：一是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二是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带；三是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四是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五是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六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他还特意强调这是一个研究比较少的大都市区。[13]此后，以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的规划与建设为核心，关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其中也有一个很严重的疏漏。尽管城市群是一个西方概念，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当代概念，但实际上，长三角城市群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古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为基本条件的。以作为成熟形态的明清江南城市为例，从工商业的角度看，在明代全国50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的就有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至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已成为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波，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共有10个，这一数量占当时全国的一半。[14]从城市文化繁荣的角度看，“明清时代的南京是一个包含多个卫星城（如苏州、扬州等）的中心大都会。……1595年，利玛窦到达南京，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城市。’（《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卷）而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把南京称为‘全中国最大最名贵、差不多是全国中心点的都市’。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它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拥有‘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化中，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内涵上都十分接近”[15]。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线索，如1980年代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其雏形可追溯到明清时期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而1990年代以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或基因实际上早在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中就已开始培育。古代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是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江南地区开始最早，并一直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城市或地区的根源。
与古代江南在地理上不断发生变化一样，当代长三角城市群在内涵上也处于持续的变动与建构过程中，这是我们在研究江南文化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重要论题。与地理学上的长江三角洲不同，当代语境中的长三角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概念。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当时主要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至1983年1月，姚依林副总理在《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初步设想》中指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范围可先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以后再根据需要逐步扩大。至1986年，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扩大到“五省一市”，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这个概念一直使用到1990年代初，最终由于经济区内一体化发展的矛盾、分歧过多而归于沉寂。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城市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上海1993年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的构想，使长三角逐渐由一个经济区概念演化为城市群概念。其标志是1992年召开的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在这个会议上推出的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会议，成为199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前身。新长三角经济区范围由此得到明确，包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京、镇江、扬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在之后一段时间内，这个长三角经济区只有局部修改和扩充，如1996年地级市泰州的设置，使长三角城市群扩展到15个城市。[16]2003年8月台州市进入长三角经济区[17]，又使长三角城市群扩展到16个城市。此后，以16个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框架一直保持稳定，并得到普遍的认可。对此作进一步的还原就不难发现，它的核心仍是明清时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在当下，对长三角概念的最大冲击与挑战，系由2008年9月16日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而起。该文件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全境内的26个城市，主要是加进了苏北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宿迁、盐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18]这在使长三角概念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的同时，也使以16个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概念面临解构的挑战。对此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指导意见》主要是出于行政管理方面的考虑。如同古代江南可以“溢出”“外延”到江西、安徽、福建等地一样，对苏北五市与浙西南四市也可作类似的解释。其次，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新加入的城市主要是一种附属角色，而不可能影响16个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主体地位。由此可知，以中国历史上“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正是在当代长三角城市群的框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
正如古人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包括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在内的江南诗性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另一方面，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联系更加密切的经济共同体，承担着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光荣使命，而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不仅在历史上直接铸造了古代江南地区的繁荣和辉煌，还将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长三角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