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源是指在文化产业链中以“文化”为生产对象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研究，文化资源可以分为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三类：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资源（主要是特殊的地质、地貌或水系）、生态系统资源（如可进行文化开发的土地、森林公园等）、土特产品资源、古建筑资源（如老街、老房子等）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社会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农业文化资源（可为都市人提供农村生活体验的传统农业系统与景观）、工业文化资源（可为都市人提供工业生活经验的现代工业系统与景观，既包括工厂、车间、作坊、矿场等不可移动实体，也包括机器设备、工具、档案等可移动实体，还包括工艺流程、传统工艺技能等非物质工业文化内容等）、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审美文化资源主要是各种世代相承、有地区文化特色、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口头文学、音乐歌舞、游戏竞技、民间艺术等。[19]文化资源是文化发展直接的现实对象，是潜在的自然文化遗产和文化生产力要素，不仅决定了文化产业的方式、规模与性质，也是一个地区或城市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环境与条件。对于文化资源现状以及可开发潜力的详细调研是文化发展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是软实力发展的基础，而且制约着软实力的前景与提升途径。认真研究文化资源的构成与获得的发展机遇，对软实力的提升，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这一点在江南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从明清时代开始，“江南”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这个区域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人文发达，成为众多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江南文化的魅力来源于何处？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曾做过这样的总结：“江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民族魂牵梦萦的一个对象，恰是因为它比康熙最看重的‘财富’与‘文人’，要再多一点东西。……与生活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一般说来，富庶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已经够幸运了，特别是在多半属于孟子说的‘救死恐不赡’的古代历史中，但真正拉开江南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距离的，老实说却不在这两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20]江南文化正是以这种诗性精神为内核，而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审美文化资源，正是构成江南诗性文化的鼎立三足。
第一节 江南文化资源的构成
太湖流域在秦汉时期还是中原人士眼中的蛮荒之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21]经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三次波澜，江南地区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以其物质文化资源的繁荣、社会文化资源的茂郁、审美文化资源的丰富，造就了中国文化地图上一片永恒的青山绿水。
一、物质文化的繁荣
江南的富足似乎无须多言，“苏湖熟，天下足”“衣被天下”这些民谚妇孺皆知。丰厚的物质基础促进了物质文化的极大繁荣，以饮食为例，江南人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精致细腻的饮食文化。富贵人家自不待言，即使是贫家小户对待饮食也十分讲究。苏州人沈复和妻子陈芸寄人篱下，家境颇为困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生活情趣，对于喝茶与吃酒这样的琐事，也必定精益求精。“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余爱小饮，不喜多菜。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22]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秀外慧中的陈芸却在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也不忘对于美的追求，难怪林语堂赞其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根据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点取决于这个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这种论点固然失之偏颇，但江南区域文化带有明显的地理环境的烙印却是无可置疑的，同时，一个地区物质文化的繁荣，也总是深深植根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之中。江南的水乡景观、耕织传统和蚕桑习俗离不开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同时也是江南人征服自然、融于自然的最好表征。
二、社会文化资源的茂郁
社会文化是江南社会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重要文化资源，包括运河文化资源、都市文化资源、工业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等。
江南自唐宋以降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城市的扩张、人文的醇厚，使得江南学术传统源远流长。这从文人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吾少时乡居，见闾阎父老、阛阓小民同席聚饮，恣其谈笑。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即有狂态邪言，亦相与窃笑而不敢短长。秀才摇摆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曰此某斋长也。人情重士如此，岂畏其威力哉？以为彼读书知礼之人，我辈村粗鄙俗，为其所笑耳。”[23]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后现代学者所谓的知识与话语也是权力的观点。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历史上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往往能挺身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前仆后继，开革故鼎新之先河。工业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是这些前辈留给后人的宝贵记忆。
运河文化资源、都市文化资源也是江南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长城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京杭大运河在江南地区分为江北运河与江南运河两部分，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等10个城市，也留给了运河儿女一笔深厚而丰富的文化遗产。[24]“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而言都市文化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缩影。六朝时期即获得蓬勃发展的江南都市在穿越千年沧桑之后依然不改亮丽的容颜，盛大欢腾的都市节日、独树一帜的都市建筑以及特色鲜明的市民风尚，都形成了都市独特的气质与形象。
三、审美文化资源的丰富
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其超出儒家实用理性的自由审美精神，审美文化的丰富淘洗了江南文化中的富贵气和俗气，超越了奢华与节俭，使之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最高境界。
江南园林无疑是江南审美精神的最高体现。童寯《江南园林志》曰：“吾国凡有富宦大贾文人之地，殆皆私家园林之所荟萃，而其多半精华，实聚于江南一隅。”[25]园林是江南士绅的栖居之所，也是其财力的象征，“家财多寡，非局外所能知。巷议街谈，原系得诸风闻，其藉以测断者，厥为各户煊赫之程度，而各户最易争其斗胜者，唯有修建园林一途而已”[26]。更值得思量的是，园林不是簪缨望族、巨商富贾的专利，贫家小户也可是实践自己对园林的审美理想。例如沈复，他一生窘迫，构建园林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他对于园林有自己的见解：“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27]所以，他跟妻子陈芸寓居扬州时，就依照此法在小小的两间屋内安排布置，以至于“上下卧室、厨灶、客座皆越绝，而绰然有余”[28]。
此外，山林文化和戏曲文化也是江南地区重要的审美文化资源，与北方实用理性文化相比，江南文化的诗性特质正是在这些亚文化的细节中展露无遗。细细推敲江南审美文化的源头，我们就又回到了论述的原点：物质文化的繁荣。顾颉刚先生在考究苏州文脉的繁盛之时曾经这样概括：“从前苏州人生活于优厚的文化环境，一家有了二三百亩田地就没有衣食问题，所以集中精神在物质的享受上，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上，在科学的研究上。一班少年人呢，就把精力集中到科举上，练小楷，作八股文和试帖诗，父以此教，兄以此勉，每个读书人都希望他由秀才而举人、进士、翰林，一步步的高升。所以满清一代，苏州的三元一人，状元多至十八人，有的省分还盼不到一个呢。”[29]
第二节 江南文化资源的类型
一、江南古镇文化资源
江南古镇我们并不陌生，鲁迅先生笔下的乌篷船、社戏、江南雪，朱自清的桨声灯影、梅雨绿潭，郁达夫的钓台春昼、秋山桂花，以及戴望舒的“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这些近代文学大家以精致、忧伤的“江南叙事”笔触将江南古镇独有的文化景观表现得淋漓尽致。烟柳画桥、杏花春雨、寻常巷陌，成为全体中国人的集体江南记忆，江南古镇也成为承载这些记忆的梦里水乡。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古镇最为典型的物质文化景观，水网密布、舟楫往来、粉墙黛瓦，已经成为古镇的象征符号。除了这些外在的景观之外，水乡古镇还有许多故事，需要有心人去仔细阅读品味。
最为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财富的故事，江南古镇多富商巨贾，仅南浔一镇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据《吴兴农村经济》记载：“南浔以丝商起家者，其家财之大小，一随资本之多寡及经手人关系之亲疏以为断。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30]
人们关注富人，议论富人，这跟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重商氛围有密切关系，富人多为巨商大贾，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有些文人甚至在科考无望的情况下主动选择经商。但这并不代表读书人没有市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江南小镇的文脉之盛是其最为脍炙人口的话题。据统计，宋元明清期间乌镇出过近200位举人和进士，同里有近140位，南浔有进士42位，周庄有进士和举人20多位，甪直有进士近50名，而西塘明清两朝出现了19名进士、31位举人。文脉之盛，令人叹为观止。
江南古镇文风鼎盛，甲于天下，所以有“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说法，以至于不仅读书人蕴藉儒雅，连商人也养成了爱书成癖的习惯。嘉业堂藏书楼主刘承干，是南浔“四象”之一刘墉的孙子、富甲一方的大地产商，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长期在书籍中浸染，刘承干已经全然是一位儒雅的读书人，所以在他60岁寿辰的请帖上，他对祝寿的亲友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朋旧亲姻有所见贶，概不敢受，如有宠以文字者，虽重违勤厚之盛意，亦未敢劳驾写屏轴，俟定制诗笺，再行奉求，谨当汇装册叶，传之子孙，永矢勿谖，属于干戈饥馑，未忍铺张，宾诞为一日娱，敬将宴资5000元移助善举，戒杀澹灾，藉为亲友造福，是日敬谢。”[31]刘承干此举，可以说尽得江南读书人的风流。
文化是人化，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古镇投注了人的智慧的物质文化资源，而这些人文故事却是江南古镇的灵魂之所在，是其文化的精髓。
二、江南农桑文化资源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32]故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最为典型的劳作就是耕种与纺织，也就是首先要解决吃饭和穿衣的基本需求。太湖流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这里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河湖纵横密布，加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很适合野生稻的生长和繁衍。考古发现证实，早在6000～7000年前，江浙地区就是我国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河姆渡遗址中所发现的稻谷实物，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稻谷实物，而且也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栽培稻。泰伯奔吴，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江南地区的农业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宋代就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有“衣被天下”之称的松江地区在元代以前没有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棉纺织技术也非常落后，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笔者注）。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孤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33]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回到家乡后，改进捍、弹、纺、织之具，生产技术迅速发展，松江府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竟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越了闽广地区以及中国北方地区而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逐步成为全国性的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到了明清时期，“种稻之处十仅二三，而木棉居其七八”[34]，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原来的农业经济转变为手工业经济。
不仅如此，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还影响了上海地区的文化人格。陈勤建指出：“与传统的家用的‘男耕女织’不同的是，原松江七县一府的现上海市地区，明末清初的女织已脱离‘自给自足’状态，而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流通商品，从而也改变了上海地区女性在家庭的地位，并影响到恋爱婚姻的状况。女性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全国闻名的上海男人和女人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所具有的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人格，就是那个时期这种生产生活定下的基调。”[35]
中国的丝织品出口历史源远流长，生丝出口却是16、17世纪以来才发生的事情，“湖丝”是出口生丝的主要来源。明万历年间，南浔七里村的村民改良蚕种，生产出以“细、圆、匀、坚”著称的“七里丝”，《涌幢小品》中记载：“湖丝惟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比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缎，紫光可鉴。”[36]鉴于七里丝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江浙很多地区所产的丝都冠以“七里丝”的名头，以至于1844—1847年里上海口岸输出生丝中七里丝占了55.1%，1844年清政府送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诞辰庆典礼物也是七里丝。
生丝出口贸易如此红火，不仅造就了一批富商，还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蚕桑习俗的形成与发展。例如起源于宋代的含山轧蚕花庙会，历明清而益盛；时间分头清明、二清明、三清明，从开始到结束，要闹上10多天。庙会上群体性的祀神、娱神兼及娱人的活动可谓丰富多彩。以含山轧蚕花庙会为代表的浙江桐乡蚕桑习俗已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乌泥泾棉纺织技术一起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也成为当地宝贵的文化资源。
三、江南饮食文化资源
“食色，性也”，江南士庶对于美食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越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境界。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明清士大夫、民众及妇女的生活中，逸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甚至衍生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37]。
以八大菜系之一的苏菜为例，它起始于秦汉时期，唐宋以后，与浙菜竞秀成为“南食”两大台柱之一，在明清时代形成流派，由淮扬菜、金陵菜、苏锡菜和徐海菜四个地方风味构成。苏菜的形成因素有很多，但值得关注的是文人儒士的参与。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乾隆三大才子”之一袁枚，他嗜爱美食，“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如是4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与大家分享，他撰写了《随园食单》。这本书不仅介绍了许多具体的烹饪方法，还论述了随园主人的美食主张，例如谈到调和之道，他说：“凡一物烹成，必需辅佐。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上菜也有窍门：“上菜之法：咸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且天下原有五味，不可以咸之一味概之。度客食饱则脾困矣，须用辛辣以振动之；虑客酒多则胃疲矣，须用酸甘以提醒之。”[38]以袁枚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已经将饮食提升到审美的层面，它不再是纯粹的生理需求，还代表了文化品位和素养。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君子必须“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如果他“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那就不配称君子，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其乐融融的人是值得学习的楷模。但是在超越了温饱之后，饮食文化不仅不是罪恶，而且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据调查，我国入境游客中，有近60%的人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感受饮食文化是他们选择中国游的主要目的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发扬饮食文化也是生产力，不可简单视为淫靡之风。
四、江南都市文化资源
路易斯·沃斯说：“现代人生活方式的鲜明特征是：中心城市集聚着大量人口，而次级城市围绕在它们周围。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观念就是从这些中心传播出来的。”[39]都市往往是文明的中心，代表了一地最高的文明水准。自华夏文化中心南移以来，江南地区的都市文明不仅是该区域的文明风向标，甚至是全国的旗帜。对于都市文化而言，节日庆典、城市建筑和市民风尚是形成其风格和气质的关键所在。
时间是线性展开的，如果没有节日庆典，时间便如流水一般滔滔而来，汹涌而去，没有源头，亦没有节点。节日庆典就是时间洪流中的刻度与标记，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它规律性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加入审美的节奏与意义，使人们趋于麻木与疲惫之时可以兴奋起来与获得解放。[40]节日庆典本无城乡之分，由于城市经济的富庶、人口的集中、技术的先进，所以在节日庆典的规模、频率以及形式方面更为巨大、频繁和丰富，而且还富有地域特色。同样是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各地皆有，但是元宵的做法大有不同。杭州吃元宵就分为十三日与十五日两次，《江乡节物诗》中记载：“十三日上灯节，家家户户以糯米粉搓成小粉团，煮以供祖先，称为上灯圆子。十五夜，用糯米粉搓成大圆子，其中馅有切得细细的胡桃、花生、芝麻、枣子、鸡油、豆沙之类，名曰：灯圆。”[41]扬州则流行“上灯圆子落灯面”，《仪征岁时记》中说：“元宵者，搓糯米粉，包桂花卤于中而为团，所以象月圆也”，“十八日落灯，人家啖面，俗谓‘上灯圆子落灯面’”。[42]除了传统节日，很多城市还拥有许多现代节日庆典，例如上海的国际艺术节、国际旅游节等，这些都是城市靓丽的名片。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诗，城市建筑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是城市文化内涵最直观的显现，而且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以上海为例，老城厢、外滩、人民广场、陆家嘴四处的建筑见证着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开埠前，城隍庙和豫园是上海县城的中心，也是海派文明的发源地；租界时期，外滩成为中心，万国建筑显示的是华洋之间、多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广场成为新的政治、文化、商业中心，上海市政府、上海城市规划馆、上海大剧院和上海博物馆等建筑环绕在人民广场周围，凝聚了上海人民新的文化创造；浦东开发以后，陆家嘴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标志着上海已经朝着“世界之上海”的目标前进。城市意象的构建、城市形象的塑造、城市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城市建筑。
如果说建筑是城市文化的硬实力，那么市民风尚就是城市文化的软实力，也是城市风格、气质形成的重中之重，归根到底文化是由人来创造的。例如扬州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十分喜爱花卉。大家富户一般都有花园，稍次一点的也有花房。这些花园、花房里一年四季都是繁花似锦、花木葱茏。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扬州北郊的梅花岭、傍花村及堡城、茅山、雷塘一带皆有花院，园种户植，接架连荫。该书说道：“湖上园亭，皆有花园，为莳花之地。……养花人谓之花匠，莳养盆景，蓄短松矮杨杉柏梅柳之属。海桐黄杨虎刺，以小为最。花则月季丛菊为最。冬于暖室烘出芍药牡丹，以备正月园亭之用。”[43]一般市民就喜欢逛花市，新城外智禅寺就是扬州花市的起源。对于爱花的习俗，郑板桥在诗里写道：“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种花算种田。”爱花只是扬州人生活的一个侧面，戏曲、园林、声色、饮食、绘画等这些多姿多彩的身影都在城市中活跃着，从而让扬州城弥漫着一种脱俗雅致的韵味。
五、江南工业文化资源
古往今来，大量描写江南的诗词歌赋以及文章都在摹写江南阴柔的一面，而工业文明带来的是隆隆的火车、烟囱林立的工厂和气味难闻的副产品，所以江南的工业文化资源被遮蔽，直到最近几年在城市更新和文化产业的推动下才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一百多年前被誉为“中国第一厂”的江南造船厂（前身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落户高昌庙路（现在的高雄路），揭开了中国百年工业史的序幕。到1890年代，它已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机器工厂，被誉为“中国第一厂”。但是时间逼近21世纪，它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囿于浦江水深及南浦、杨浦大桥通航高度的限制，只能建造8万吨级以下的船舶，这显然无法满足上海作为航运中心的需要。适值上海申博成功，根据世博会的总体规划，江南造船厂将整体搬迁至长兴岛，规模是原来的5倍，将拥有4个大型船坞，并具备450万吨的年造船能力。
长兴岛的造船基地已经投入使用，完成历史使命的旧厂房静静地矗立在世博园区，等待华丽转身。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江南地区拥有很多江南造船厂这样的工业遗址。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也拥有众多的工业遗产。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的业勤纱厂，拉开了无锡走上近代大工业机器化生产的序幕。到1948年无锡解放前夕，无锡民族工业在半个多世纪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形成了杨氏、周氏、薛氏、荣氏等六大民族资本集团为龙头的工业群体，积累了永泰丝厂、茂新面粉厂、庆丰纱厂、鼎昌丝厂、申新三厂、丽新纺织印染厂、协新毛纺织厂、开源机器厂等工业文化资源。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无锡市对这些工业遗址进行了保护和改造，像北仓门生活艺术中心已经成为城市新的文化景观。[44]
六、江南运河文化资源
京杭大运河汩汩流淌在江南大地上，流过江南的城市和乡村，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和性格上都给它们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运河景观、运河风俗，都是运河馈赠给江南大地的礼物。
大运河上最常见的莫过于南来北往的过客，他们的羁旅愁思往往会激发蓬勃的诗情，使得运河景观也随之名扬天下、留名青史。枫桥就是典型的例子。“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一个云淡霜浓的秋夜，诗人张继泊船在苏州城外运河上的枫桥畔，没有月亮，点点渔火格外醒目，夜阑人静，寺庙里悠远的钟声惊醒梦中人，一缕淡淡的客愁被点染得朦胧隽永。《枫桥夜泊》不胫而走，枫桥、寒山寺也成为大运河上最具诗意的所在。同样是苏州，山塘街也与运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下令开凿了山塘河，山塘河在阊门与大运河相接，乾隆六下江南都是经山塘河到虎丘游览，孝圣宪皇太后有一次同行，深深陶醉在山塘街的景色之中，回宫后仍然念念不忘，以至于乾隆特意模仿山塘街在宫中修建了一条苏州街，以此作为太后七十寿诞的礼物。山塘街景色固然美，如果没大运河的贯通，它也不会拥有今时今日的名气。
枫桥、山塘街仅仅是大运河沿岸景观中的一小部分，大运河从北到南，造就了无数的景观，也深深影响了沿途的风俗习惯。杭州作为大运河的终点，南宋的都城，在很多方面都彰显着“运河之都”的风采。南宋迁都杭州后，因袭汴京旧制，沿运河两岸设瓦子多处，供老百姓看戏。至近代，拱宸桥边还有独具风韵的阳春茶园、天仙茶园、荣华茶园等卖茶兼演戏的茶园。表演的剧种多种多样，除了正剧外，杂艺、曲艺、杂技、魔术、皮影一应俱全。著名的戏剧演员谭鑫培、刘鸿声、盖叫天、袁雪芬等都曾在运河小剧场中演出。此外，运河庙会、运河龙舟、运河集市都是明清杭州的盛事。
七、江南红色文化资源
《汉书》里记载：“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45]可见，江南文化传统中有着刚健尚勇的基因，但后人对江南的描述都着重于其柔美绮靡，忽视了血雨腥风、虎狼当道的年代里江南人民的抗争。
近代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新思想、新风气的首倡者，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就是很好的例子。1921年7月23日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一间石库门房子里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代表。会议被一个法国巡捕房密探察觉，代表们立即撤离现场，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共“一大”在上海的召开表明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舞台，1915年，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后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中国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并建立临时政府；1931年，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同时，近现代史上各种进步运动、各方仁人志士也将上海视为必争之地，例如“左联”在上海的活动，蔡元培、鲁迅、马相伯、陶行知、邓中夏、瞿秋白、邹韬奋、宋庆龄、何香凝等风云人物都齐聚上海，共同谱写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辉煌篇章。当然，思想迸发、群英荟萃的上海也有很多悲惨的记忆，例如龙华，1927年3月，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初为上海警备司令部）在龙华镇（今龙华街道）设立后，杀害和囚禁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有诗为证：“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样鲜艳一样红。”（张恺帆《龙华悼念死难烈士》）如今，龙华已经成为凭吊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之地。
江南地区在近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造就了一批红色文化资源，有陵园类、故居类、旧址类、纪念馆类等，这些文化资源的存在，诉说着一个与人们感性经验中不一样的江南。
八、江南山林文化资源
有诗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后发展迅速，尤其是在江南地区。以杭州为例，“虎林（即杭州）梵刹之盛。至南宋而极，至胜国（指元朝）诎其十之五，入我明递兴递废，而存者十之二三耳”[46]。佛寺林立、梵刹悠扬成为江南地区独特的景观。
江南地区的山林资源极其丰富，如扬州的大明寺、杭州的灵隐寺、镇江的金山寺、苏州的寒山寺、观音道场普陀山等，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大明寺与鉴真和尚的关系、灵隐寺与济公和尚的传说、金山寺与白娘子的故事、寒山寺悠扬的钟声以及海天佛国普陀山的仙踪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同时，寺庙在古代不仅是庄严肃穆的宗教圣地，还是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是重要的公共空间，很多民间习俗都植根于佛教文化。
“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江南地区不仅佛教文化资源极为丰富，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资源也为数不少，例如在江南地区广为传播的道教上清派的发祥地就在江苏的句容县，有远东第一大教堂之称的佘山圣母大教堂位于上海，沿海四大清真寺中有两座在江南地区，分别是扬州仙鹤寺和杭州凤凰寺。同样，这些宗教资源也是宝贵的文化资源。
九、江南园林文化资源
江南地区的园林发端于魏晋，兴于宋，元代和明朝初年受到政治礼法的束缚一度衰落，明末清初又蔚为大观。童寯在《江南园林志》中说：“南宋以来，园林之胜，首推四州，即湖、杭、苏、扬也。”[47]“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江南地区的园林大多湮没不可考了，幸运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扬州园林、苏州园林，而这两者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
扬州园林多是盐商的旧居，雄厚的财力与炫富的心理使得扬州园林大多金碧辉煌、极尽奢华；苏州园林的主人多半为知识分子，其风格多为含蓄淡雅，自然清新，正如刘敦桢先生在《苏州古典园林》中所言：“园林建筑的色彩，多用大片粉墙为基调，配以黑灰色的瓦顶，栗壳色的梁柱、栏杆、挂落，内部装修则多用淡褐色或木纹本色，衬以白墙与水磨砖所制成灰色门框窗框，组成比较素净明快的色彩。”[48]苏州园林被视为江南园林的代表，其小中见大、咫尺重深的风格和芥子纳须弥的壶中天地的意境也被视为江南园林的典范。
江南园林名闻遐迩不仅是因为其景色怡人，同时也是因为它是各种文化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空间和舞台。冒辟疆的水绘园就曾是名动江南的园林，曾汇集天下名士，“如皋冒氏水绘庵，累石屹立，有携取五岳之势。垣墉不设，环以碧水，竹树蓊郁，群鸦集于此者万计。庵四周多林园，鸟不止他屋而止水绘。先生于其中征歌唤妓，无朝非花，靡夕不月。海内贤士大夫未有不过从，数数盘桓不忍去者。负贱之交，通门之子，云集于是，常数年不归，主人为之致饩，不少倦。名贤题咏水绘，积至充栋。四十载宾朋之盛，甲于大江南北”[49]。一个世纪之后，袁枚的随园又成为文人向往的乐土，“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石，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盛。与人留连不倦”[50]。名人与名园相得益彰，水绘园、随园的景致也得以流芳青史。
江南园林与江南诗性文化如此相投，以至于官场的名利是非、各自偏执的分殊之理，在沧浪之水的洗濯下，在永恒之月的照映下，在壶中天地的美学范式中，显得那样虚幻苍白无聊。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才能欣赏江南园林的妙处，才能理解江南园林在江南文化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十、江南戏曲文化资源
与江南园林同为世界遗产的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当然也是江南戏曲的代表。昆曲发端于元代，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合称明代四大声腔。明朝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对昆山腔的声律和唱法进行了改革创新，造就了细腻优雅、集南北曲优点于一体的“水磨调”，通称昆曲。昆曲一改“止行于吴中”的局面，成为江南梨园的翘楚，“金陵吴趋余杭之里，邸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51]。
与江南园林不同，昆曲雅俗共赏，不仅登上文人雅士的大堂，也频频出没于寻常巷陌。正如丰子恺在《深入民间的艺术》中所说：“他们所关系的，所得知的艺术，仍还是历代传沿下来的花纸儿和戏文两种。”[52]“庙会前好些日子，各人便忙着搬亲戚，从外祖起一直到自己的女儿，女儿的小姑，几世不走动了的亲戚，因此也往来起来”[53]，看戏已经成为一个借口、一个标志、一种仪式。
士大夫对昆曲的嗜爱更上一层楼，很多人置办家班，以便于随时欣赏，张岱、申时行、何良俊、屠隆、邹迪光、钱岱、包涵所等人的家班都名动一时。冒辟疆的水绘园不仅有家班的经常性演出，还时常邀请外班到寒碧堂、得全堂内演出《牡丹亭》等昆曲大戏。对于冒辟疆而言，昆曲不仅仅是香艳绮靡的休闲娱乐，还寄托了他的郁愤之思：“予之教此童子也，风雨萧萧则以为荆卿之歌，明月不寐则以为刘琨之笛，及其追维生死、凭吊旧游，则又以为谢翱之竹。”[54]一语道出了士大夫的心曲。
除昆曲外，江南地区的越剧、竹枝词以及吴歌等，都是宝贵的口头文学资源，都有失传的危险。不知它们是否能像昆曲般幸运，能够有白先勇等弘扬者出现，老树新花，重获新生。
第三节 江南文化资源的现代困境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江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江南青山绿水、软玉温香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地烙在每一个寻求诗意栖居的心灵上，江南文化也成为哺育诗性智慧的不竭源泉，然而当代江南面临的种种困境，正颠覆着人们的精神家园，肆意践踏着各种宝贵的资源。
一、生态环境的恶化
历史上江南的地理范畴相当于今天的长三角地区，该区域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社会繁盛，是中国三大都市群之一，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08年在全球金融的冲击下，其财政收入仍逼近6000亿大关，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16878元。改革开放40多年来，苏浙沪地区犹如腾飞的雄鹰，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使长三角人迅速摆脱了贫困，但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其中之一。
江南文化是水文化，太湖是江南水文化的母亲湖，“最美不过太湖水”是江南人对母亲湖最恰当的褒扬，而无锡蓝藻事件无疑是人们对母亲湖最大的亵渎。2007年6月，大规模的蓝藻覆盖了太湖水域，使得沿岸城市臭气熏天、用水告急。无锡蓝藻事件不仅仅是环境污染问题，也是对江南意象的巨大破坏：“在太湖上疯狂生长与腐烂的无锡蓝藻，正如面目姣好的江南女子被画上了一个巨大的‘蓝眼圈’，尽管它是如此的不中不西，不今不古，不伦不类；但另一方面，与现代派画家加在《蒙娜丽莎》上的两撇小胡子相类似，这个巨大的‘蓝眼圈’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审美现代性内涵。正如西方现代美学被称作丑学，其主题也由古典和谐理想转变为现代性的破碎、荒诞与‘恶’一样，对于习惯了小桥流水、雾里看花、以优美与安宁为核心的古典江南美学而言，无锡蓝藻以其刺眼的色泽、现代性的腥臭气、古典审美主体无法接受的形式感与心理体验，向当代人展示了一个真实而沉重的审美对象世界。”[55]“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如果诗性江南仅仅成为诗词歌赋中的存在，如果江南的美好仅仅成为一种记忆，那么经济再发达、生活再富足，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劳作和奋斗的意义。
二、外来文化的冲击
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的源源流入成为江南文化生存的最大障碍。欧风美雨的浸淫、西学东渐的日炽，江南正渐行渐远，慢慢退出了人们的意识形态。时至今日，从摩天大楼到汽车飞机，从麦当劳到好莱坞大片，从巴黎香水到纽约股市，从韩国电视剧到日本动漫，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不再感到满足、骄傲和着迷，他们的眼光早已穿越时空的羁绊，紧紧地盯住大洋彼岸的一举一动。
有人用“三片文化”来形容美国文化的强势入侵，这三片分别是大片、薯片和芯片，而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看的是好莱坞大片，吃的是乐事薯片，用的是英特尔芯片，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受到了极大的挑战。1980年代的日剧热和近几年的韩剧热，又使得年轻人为日本和韩国的文化竞折腰。韩剧的热播不仅使中国老百姓认识了一个个韩国偶像，还迷恋上剧中营造的那种精致、唯美的文化，以至于韩服、韩妆大受欢迎，有些年轻女孩甚至刻意模仿韩剧中女演员的说话、走路方式，上演现代版“邯郸学步”。
“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56]说这番话的亨廷顿先生已然与世长辞，但是今天的长三角以及中国都有必要牢牢记住这段话，只有具有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的民族，才能在文化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江南文化正是长三角的根，把根留住，才能长出蓊郁的参天大树。
三、审美精神的迷失
现代化进程与都市化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田野到车间，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审美能力都受到了极大的束缚。江南文化的超越之处在于其审美自由精神，而现代化过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审美精神的迷失。都市是名利场，都市中的男女早已经失去了“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兴致和耐心，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例如上海的一些女白领，流行拍裸体艺术照，不仅要留下青春的美丽，还会拿给自己的朋友同事欣赏。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只有以更刺激的方式和新花样，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疲劳的性审美。[57]
更高、更快、更远，使得人们的灵魂越来越孤独、心性越来越浮躁，从而丧失了原有的审美机能。以昆曲为例，陈从周在《园林美与昆曲美》中说：“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它不是那种‘崩擦擦’，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今日有许多青年不爱看昆曲，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看是一方面文化水平差了，领会不够；另一方面，那悠然多韵味的音节适应不了‘崩擦擦’的急躁情绪，当然曲高和寡了。这不是昆曲本身不美，而正仿佛有些小朋友不爱吃橄榄一样，不知其味。”[58]
生态环境的恶劣、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审美精神的迷失已经成为江南诗性文化传承面临的最大的现代困境，只有驱散都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内虚燥热，守护人们内心的一份澄澈，才能使江南文化成为启蒙、培育中国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这是保护江南文化和弘扬江南诗性精神的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