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江南水利工程文化资源
一、江南水利工程
“圩田岁岁镇逢秋，圩户家家不识愁。夹路垂杨一千里，风流国是太平州！”
这首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题广济圩》，以形象的笔触勾勒了江南地区一种叫“圩田”的水利工程创造的繁荣社会景象。这种繁荣不只是发生在江南某一村一地，而是整个江南地区。江南水利工程与技术的发展对江南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和江南社会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主要有运河工程、灌溉工程和堤防工程三大类型。[59]而在江南这个泽薮之国，水是人们世代生活的主要交往对象，水利则是人们立身泽国的利器。江南雨水充沛、江河水网发达，但是雨量丰沛往往也会伴随一定的水患，水淹四乡、倒灌城池之事偶有发生。此外，江南又多丘陵山地，有雨则径流迅疾，容易造成灾害，无雨则山溪顿成涓流，地亢即会受旱，雨水的蓄积往往又成问题。这些都需要有相应的水利工程对水进行调节蓄储，防范水灾，便利农业生产和发展航运。正如著名水利史专家郑肇经先生所言：“太湖水利史，是人民群众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千百年来，太湖人民为了开发水土资源，发展社会经济，世世代代同海潮、风浪、洪涝、干旱、泥沙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开运河、筑海塘、修塘浦、造闸坝，围湖围海，辟土造田，将太湖地区的沮洳下湿之地，逐步改造成为沟渠纵横、良畴棋布的‘鱼米之乡’。……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水利的发展与其自然和社会的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太湖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演变，太湖水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具有它本身的特点和规律。”[60]江南的水利工程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水斗争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水利工程与技术的创造与成熟的结果。从先秦时代起，人们在不断筑造陂塘，开凿运河，设置闸堰，兴创圩田，疏江通海，筑堤防海潮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伟大的水利工程，许多先进的水利技术和治水思想至今仍然被人们所沿用。江南在三大水利工程类型的实践中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乃至于像“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城市，既离不开以水利工程为基础的物质供给，也离不开水利工程在防洪、灌溉、饮水和航运交通等方面的支撑。
自古以来，江南极为注重水利工程的营建和维护，水利工程数量庞大，水利设施的类型也极为丰富。如“浙江省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水利资源丰富，建有4000座水库和千里的海塘。……浙江水利事业从八千多年前的跨湖桥和其后的河姆渡、马家浜开始，大禹治水，钱王射潮，贺循凿西兴运河，白居易、苏轼筑白堤、苏堤，茅以升设计建设钱江大桥，以及近年来防台御潮的千里标准海塘、防洪减灾的千里江堤、百城防洪工程等等”[61]。而古代江南在水利工程上所形成的完备系统，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农业的迅速发展，也很好地促进了水陆交通的便利和经济的广泛流通，对江南社会经济的繁荣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唐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江南，形成“国家财赋之仰于东南”[62]。然而，在农业经济形态下，生产的丰收和赋税的稳定，其根本原因却是江南的水利工程的完备。
二、江南水利工程的资源类型
江南水利工程的文化资源类型主要有运河型资源、陂塘型资源和圩田型资源。这几类文化资源包括水面、斗门、河道、闸坝、堤防、植被等在内的有形文化资源，是水利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水是生命之源，水利工程是人类利用水资源的伟大杰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水利经验，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与水有关的思想、信仰、精神、风俗等，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水利文化。”[63]水利工程蕴含丰富的水利文化内涵，是人类在利用水资源兴利除害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我们更应看重水利工程、水利活动、水利人自身具备的灿烂文化，只有肯定它们的文化价值，才能使我们的水利文化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扬，才能更好的为水利工作提供精神上的保证和支持。”[64]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和发掘江南水利工程的文化资源的内涵与价值。
（一）运河水利工程
江南是人工运河的最早开创地，也是大规模使用人工运河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的地区，其开发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太湖水利技术史》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铁制农具的逐渐广泛应用，为大规模开发水土资源提供了新的条件。当时分据太湖地区的吴越两国，为了增强国力，图谋霸业，‘通渠三江五湖’，先后开凿胥溪、胥浦、蠡渎、渔浦、棠浦、百尺渎，以及北出长江的人工运道。这些浦渎分布在太湖周围，沟通着‘三江五湖’，改善了水运条件，促进了低湿洼地的垦殖和围田的开拓，推动了农业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吴越争霸奠定了物质基础”[65]。人工运河改善了江南地区的水运条件，促进了低洼地区的农业围垦开发，因而对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不仅如此，江南地区在开凿和使用运河的过程中，还发明了许多重要的水利技术和思想。
公元前497年，吴王阖闾决心对庞大而看似强悍的西邻楚国发动一场战争。战前，为了给前线的吴军迅速补给粮草，缩短物资运输的路线，吴王接受谋臣伍子胥的建议，全力开凿一条穿越茅山山脉，能直接连通长江流域与太湖流域的水路运输线——胥溪。同年胥溪凿成，吴王阖闾即任命伍子胥和孙武率领吴军分水陆两路进攻，破袭千里，一举攻下楚国都城郢都。虽然最终吴国没有达到亡楚的目的，但两国之间的这场战争，却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种新的水利开发模式，即人工运河这种伟大的水利工程。胥溪开凿之前，人们都是利用自然水道航行，利用湖泊引水灌溉，从未尝试过用人力方式将不同河流连接起来。这种以人工改造水系的模式，让人们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面前迈出了巨大一步。
当时开凿胥溪，伍子胥被委派负责工程的实施。他全面考察茅山山脉和河流走势后，选择了太湖支流的荆溪和长江支流的青弋江、水阳江之间的东西长仅15里的茅山丘陵地段，征发数万民夫将之开凿成河。虽然选择的这段茅山丘陵地段最高处海拔仅20米，但越岭海拔高程的两边有较大落差，以西地区降至8米左右，以东降至6米左右，这样的海拔落差显然无法实现东西水域正常平流衔接。为解决这一难题，伍子胥创造性地采用了沿丘陵布置堰埭的方法予以巧妙解决。这种方法是在丘陵山体上“通过分级筑坝拦截和蓄积地表水入堰而形成水道，由堰坝集中了地形和水面的高差，而形成若干梯级航道，船只只需在过坝时用人力或畜力挽拽，使本无水源的丘陵地区得以水运”[66]。根据宋代记录，胥溪15里间设有5处堰埭，自东而西为余家堰、何家堰、苦李堰、分水堰、银林堰，分水堰和银林堰的位置最高。当时胥溪堰埭的设置充分考虑了堰埭的间距和高度对坡水东西分流比例的影响。[67]
埭是河道中的拦水横坝，可以使落差过大的河道形成一段水位平衡的堰。若每隔一段离距置一堰埭，整条落差较大的水道就会形成一个个梯级蓄水、平水堰，从而保证通航。船过堰埭时需要翻坝，即将船拖上坝，再下放于下一堰段内行船。翻坝用人力或牛拉，小船可以直接拖，大船就需要绞盘等简单机械。伍子胥用设置堰埭抬高水位和保持运河水量的方式，改善航运条件，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上的一大突破。这种建坝蓄水消除落差的设施与技术一直在后世的运河工程中被广泛运用。最典型的案例是同样横贯茅山山脉的破岗渎。破岗渎位于胥溪北面，为三国孙吴赤乌八年（245）孙权派陈勋率屯田兵3万人所开。破岗渎西起句容小其，与建康秦淮河通，东入江南运河，在长约50里的航道上，设置有12处堰埭，平均三四里路一个。这一技术手段也被广泛运用到后来的京杭大运河和其他运河工程上。著名的堰埭有京杭大运河上的京口丁卯埭，江南运河上的浦阳南津埭、北津埭，浙东运河上的西陵埭、柳浦埭。
胥溪虽然只开凿了很短的一段距离，仅是沟通两个水系间小支流上的水道，远没有后来其他运河的恢宏气势，但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运河，它在中国水利技术和水利思想的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胥溪这种以人工挖河将相邻两个水系连通而开辟水道的思路，令人们在改造水系、开辟航运水道的思维上打开了广阔空间。此后鸿沟、邗沟、江南运河、灵渠、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等著名运河工程的陆续建造，无不是受益于胥溪的启发和经验。胥溪开凿的成功经验，也使吴国认识到人工运河在军事上的巨大价值。11年后（前486），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准备北伐齐、晋，又开凿了一条直接连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即历史上著名的邗沟。吴国的优势水军从长江循着邗沟进入淮河，再沿泗水、沂水迅速直达齐国边境，对齐国形成压倒性军事优势。[68]最终吴国打败齐国，威慑晋国，建立了霸权。虽然胥溪、邗沟的开凿是直接为军事目的服务，但在军事功用淡去以后，由于能有效连通不同水系，它们身上兼有的航运、灌溉、防洪等功能逐渐凸显。尤其像邗沟这样跨两大水系运河的建设，为日后全国内河航运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隋朝开凿大运河就部分地利用邗沟的原有水道。而由运河构建的内河航运网，是中国古代南北政治统一、人员流动、经济融合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极为深远。
在运河的开凿上，把两个没有衔接的水系视作一个完整的水运体系，充分体现了江南水利工程系统思维的发展。秦汉以后，随着单一军事功能的消退，运河在交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日益凸显，人们对工程技术的系统思维及创新也越加注重。
此外，梯级堰坝和陂渠也是在运河梯级堰埭思路和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江南丘陵灌溉水渠体系。“所谓梯级堰坝，就是根据梯田的高低，于溪涧分级筑坝截流，引水灌溉。”[69]著名水利专家郑肇经在《太湖水利史》一书中指出：“这种梯级堰坝，分级蓄水，上下相承，左右沿山开沟，输水入田，使各级梯田自上至下都能自流灌溉。陂渠串联是通过盘绕于山区的渠道把大小塘坝串联起来，形成类似‘长藤结瓜’式的蓄水、引水紧密配合的水利系统。这种水利形式在西南天目山区较多，武康的万宝堰就是其中的一个。万宝堰位于余英溪上游，始创年代不详。据《东南水利略》的记载：余英溪上游为合溪，合溪以上诸溪纷萦，小堰很多；合溪以下谷地逐渐开阔，‘堰于是乎始广’。著名的堰坝有9座，万宝堰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堰建在南北两山之间，长15丈。‘水自合溪而下，二十五里至于堰，?然大泽’，形成一座较大的蓄水陂塘。同时又有三条沟渠把万宝堰和附近其他溪流上的坝堰串联起来。这样，通过陂塘、沟渠、坝堰的相互串联，构成上下贯通、左右逢源、统筹使用的蓄水、引水系统，从而使灌溉效益更有保证。《东南水利略》称：‘是堰溉田二万余亩，纵广十里，他堰之溉者半之’。说明‘陂渠串联’，进一步提高了塘坝工程的灌溉能力，是山区水源利用上的一大进步。”[70]
（二）陂塘水利工程
在水利工程中，陂塘是一种蓄水灌溉工程。江南雨水丰富，地表径流量大，很早人们就已利用有利的自然地形筑堤堰拦蓄河水成塘或湖，设置闸涵（斗门）来调节水量以便引水灌溉或蓄泄防洪。芍陂是江南最早见于记载的大型陂塘水利工程。芍陂据说是春秋时期楚庄王八年（前606）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一说为楚大夫子思）主持修建，位于今安徽寿县安丰城南，所以又叫安丰塘。芍陂“陂堤长二三百里，有五门（即引水口），可灌田万顷。经历代维修，沿用至现代”[71]。像芍陂这样的早期陂塘，对江南地区早期农业的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早期陂塘的功能较为单一，仅灌溉和防洪，但随着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活动复杂，后来的陂塘在功能上逐渐综合化，在规模上往往是大型的人工湖泊。而在陂塘水利工程中，以“东南第一水利”的练湖为典型，它是太湖西北高亢平原地区的一个兼有济运、灌溉和防洪效用的巨型人工湖。
练湖，又称练塘，始创于西晋，位于江苏省丹阳县城西北，紧邻江南运河。唐代转运使刘晏曾这样描述练湖的功能：“春夏雨水涨满，侧近百姓引溉田苗，官河水干浅，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转运及商旅往来，免用牛牵，若霖雨泛溢，即开渎泄水，通流入江。”[72]意思是说，练湖是一个集灌溉、济运和滞洪、通航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事实上，练湖建坝蓄湖，最早的用途就是为了阻遏丹阳、丹徒一带山洪危害，起到引水灌溉的作用，促进太湖西北农业经济发展。丹阳一带属太湖西北的高亢平原，县西北为地势较高丘陵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这种地势，一下大雨就会山洪泛滥，浸没田畴，冲毁村庄，春夏雨或愆期，则大片农田又缺水灌溉。为了解决水旱无常的问题，人们曾用一户开姓的一片土地筑堤蓄水，建成开家湖。但开家湖工程规模不大，蓄水能力不足，抵御山洪和灌溉的作用极为有限。[73]306年，陈谐征令数万民夫和士兵将练湖筑成，大堤长40里，围湖面积达2万余亩，蓄水超过3000余万立方米[74]，练湖流域面积约180平方公里，可溉田数万亩。练湖的建成，使“丹阳西北长山、骊山等84条溪流的来水通过练湖得到潴蓄和调节，不仅初步解除了这个地区的洪潦为害，并使丹阳、金坛、延陵一带数万亩农田收灌溉之利”[75]。在脍炙人口的《练湖颂》中，唐代李华曾用最为形象的语言指出了修建练湖的重要意义：“大江具区，惟润州其薮曰练湖，幅员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龟鱼鳖蜃之生，餍饫江淮，膏润数州。”[76]由此可知，练湖工程的创建对太湖西北丘陵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东晋、南朝时期，丹阳能形成发达的农业，同练湖水利的兴修也是分不开的。
到隋唐时期，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江南经济地位的逐步上升，大运河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江南运河丹徒、丹阳段所经过的大小夹岗一带地势较高，运河的水源要依靠引用江潮维持，可是在枯水期长江水位低落，江潮无法进入运河来抬高水位，因而运河常常因水浅而使漕运受阻。为了维持这一段河的正常通航，古人想到利用练湖蓄水输入运河从而抬高水位的办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唐代开始，练湖除了灌溉以外，又被作为运河上的一个重要水柜，承担接济徒（丹徒）阳（丹阳）河段水源的任务。”[77]虽然练湖最初修建时并未考虑借水以助运，但练湖位置实际高于运河，湖区范围大，蓄水极为丰富，距运河又近，这为引湖水救济运河提供了现实条件。从唐代开始，由于江南运河漕运日益繁忙，丹阳、丹徒段缺水情况严重影响正常航运，不得不寻求解决办法。因此“以练湖之水，济漕运之厄”的这个重大举措，自然在唐代又得到了运用。练湖初创的目的是蓄水灌田，但隋唐以后随着江南经济和江南运河地位的日益重要，练湖开始兼有引湖水济运的功能，宋代以后则发展成以济运利漕为主。唐代中后期，当地豪强地主一直觊觎练湖湖底肥美的土地，总想设法围垦湖区造田，因此不断筑堤侵蚀。“大族强家，泄流为田，专利上腴”，致使湖面严重缩减，调蓄机能削弱，造成“旱则悬耜，水则具舟”。[78]从时人李华《练湖颂》中所描述的后果看，豪强地主的侵湖造田对练湖的正常蓄泄功能已造成了极大破坏。
到唐代中期韦损进行全面整治和扩建，使练湖由原来的周长40里扩大到80里，又进一步修复和增设湖堤的闸堰，“疏为斗门，既杀其溢，又支其泽，沃塉均品”[79]。湖的容积扩大和闸堰的新增修复，使练湖的滞洪蓄枯的效用得到恢复和扩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说：“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以溉丹阳、金坛、延陵之田，民刻石颂之。”[80]即使“大雨时行，群潦奔流，水得所入，盈而无伤”[81]。韦损为了持久维护练湖的工程效用，杜绝对湖的侵占和盗垦，刻石立碑，严申湖禁，规定“盗决者罪比杀人”[82]。由于湖禁很严，管理较好，“晋唐以来，其法为甚备，而其利赖亦为甚薄”[83]，使练湖灌田济运的效用维持了百余年之久，这说明养护管理对于练湖工程效用的发挥具有重要的意义。练湖因持久的巨大经济效用，也被后人称为“东南第一水利”。韦损在修复和扩建练湖时，并没有将横截湖中的湖堤给毁掉，而是加以利用和改造，从而为后来大规模引湖济运创造了条件。韦损通过保留和增高湖中横堤，以增加上湖蓄水面积，在横堤上设涵闸，调节上下湖之间的水量。在湖的东堤上设斗门，用来放水济运，而湖的西堤、南堤上设涵闸，用于引水灌田。由于上湖地势高于下湖，而下湖地势又高于江南运河和周边农田，通过湖堤、斗门、函闸等完备工程体系的控制，可以有效做到放水济运、引水灌田。唐代中后期以后，练湖在灌溉之外，就逐渐为枯水期的江南运河输水接济水位，保证冬春季节运河正常通航。南唐吕延桢曾指出：“当为湖日，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旱可引灌溉，涝不致奔冲。”[84]从放湖水一寸运河水涨一尺的描述中可知，练湖对江南运河的水量补给能力是非常强的，而湖的超级容量又使运河无浅涸之患。唐宋以后国家日益依赖大运河，在明清时代更是把大运河看作生命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运河的畅通极为重视，而对江南运河又尤重之的原因。为了江南运河的畅通，两宋时人们就重视发挥练湖贮水济运的功能，到明清时练湖的功能定位被彻底改变，“演变为七分济运，三分溉田”[85]，从而使济运与灌溉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了。
练湖是一个兼有灌溉、防洪和济运多重功能的综合水利工程。“自隋唐至清代的一千二三百年间，在防御水旱灾害、保证运渠通航方面，练湖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太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86]但从水利技术的角度来讲，“引湖济运”恰恰是它的最大特点，是江南水利实践上的典范创举。练湖“引湖济运”的举措和成功实践经验，对元代开凿京杭大运河过程中解决运河部分河段水位低、水源不足的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对后世运河工程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圩田水利工程
圩田是江南地区极为普遍，也极为重要的一种农田水利工程。圩田的开创主要依赖圩堤构筑，以堤围水造田，以堤障水，属于典型的堤防型水利工程。相传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在固城湖畔“筑圩”，越国在淀泖湖滨“围田”[87]，这些圩田成为当时吴越的沃土，是诸侯争霸的经济基础。公元前248年，楚国春申君在无锡西北开凿无锡湖，即今天的芙蓉圩，则标志着江南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圩田工程技术。《越绝书》记载：“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写西野。”[88]春申君所围的陂不同于灌溉水利的陂湖，是以堤围湖，将湖底变成水田的陂田，而且有专门的泄水渠道，圩内有耕田面积5000顷。此外，据研究，当时吴国的“胥卑虚”“鹿陂”都有筑堤围田的迹象。[89]这些足以证明早期江南圩田技术的发达。
到唐宋时期，随着太湖流域的大规模开发，河网湖区的系统治理，江南圩田技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取得了系统性发展。江南各处沿江沿湖创建了数量极为庞大的圩田。唐代圩田以苏州、嘉兴最发达，据时人李瀚的记载，“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90]。到中唐时，从苏州经平望至吴兴环太湖东南岸的大半圈都被圩田的长堤所连接包围了。两宋时圩田更多，据《嘉定建康志》记载，江宁府上元（今南京）、江宁、溧阳、溧水四县圩田共达82万2000余亩，宣城一县就有圩田179所[91]，浙西有私圩1489所。这时期，江南的许多大型圩田，往往一座圩田周长达几十里，有数万甚至十几万亩田，成为当时的高产农业区。如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境内“圩田十居八九，皆是就近湖泺低浅处筑围成埂”[92]，州内有官圩“广济圩长九十三里有余，其圩与私圩五十余所并在一处，坐落青山前，各系低狭。埂外面有大埂。堤，一条，包逐圩在内，抵障湖水”[93]。建康永丰圩，庐江杨柳圩，无为佳成圩，和州三历阳圩，芜湖万春圩、陶新圩、政和圩，宣城化城圩、惠民两圩等，都是周长几十里的超大型圩田。万春圩则是历来江南最典型的大圩田之一，国家每年从中可得租粮36000斛，菰蒲鱼桑等杂项收入50万两。由于对所获得的效益极为满意，宋仁宗给这座圩田赐名为“万春圩”。除此以外，还有一项溢出效益是当时修建时所没有预料到的。万春圩建成4年后，恰逢南方普遍遭遇严重水灾，宣城和池州一带被冲毁的圩田数以千计，万春圩不但岿然不倒，还在直接抵御东面大湖的洪水时，保护了附近众多小圩田的安全。万春圩自从修复后，其因规模与效益的巨大而名声大噪，当时便有“江南第一圩”之称。
圩田是古代江南农业丰收的坚实基础。圩田这种以水利工程保障水田农作的方式，可以有效抵御旱灾与水涝对农田生产的冲击，带来了水稻的高产。“东西相望五百圩，有利由来得无害。……请看今来禾上场，七百顷地云堆黄。”（韩元吉《永丰行》）“周遭圩岸绕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处，翠茸锦上织黄云。”（杨万里《圩田》）这两首诗描绘了当时江南圩区的丰收景象，较好地注解了当时圩田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贡献。以圩田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发展，令唐宋时代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江南转移，形成国家经济依赖东南支撑的局面。每年从江南所征发的漕粮、赋税，成为国家财政来源的主要支柱，而这些财富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京城，直接维系着庞大帝国的运转。江南圩田的高产量，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他说苏州“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东南每岁上供之数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94]。因此他大声呼吁国家要重视江南圩田水利的建设，否则就会“失东南之大利”。事实上，当时北宋每年用于维持160万军队的巨大经费，有六分之五是来自江南的田赋。南宋初期，甚至因江南粮赋征收不足造成军粮短缺，一度影响到政权稳定，使统治者狼狈不堪。正是依靠圩田技术的成熟与圩田工程的快速建设，江南沿江沿湖低洼地区得到迅速开发，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尤其是太湖地区变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因而才有像“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这样的谚语在南宋的出现与流行，并取代此前的“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可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95]的说法。可以说，在农业经济立国的时代，是圩田的发展创造了古代江南社会的高度繁荣。
唐宋时代，江南圩田已发展得极为成熟。一座圩田就是一个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圩内则沟渠四通八达，以备灌、排水及运输之用，圩岸遍植杨柳，堤下种植菱苇，用以护堤防浪。“整个圩田形成了圩堤、河渠、堰闸三者相结合的一个有机整体。”[96]范仲淹曾描述北宋圩田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97]从范仲淹的描述可知，江南圩田的形制复杂，规模庞大，每一圩即相对独立的水利工程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非常强调圩内的规划和布局，圩内外水系调节的技术手段也很成熟系统。在规划布局的系统性上，唐末五代吴越国创建的塘浦圩田系统，堪称是江南圩田的最佳典范。
塘浦圩田是以塘、浦为圩田的四周边界，塘浦深阔，圩大堤高，圩与圩隔河相连成片。塘浦圩田的规划和布置非常周密和科学。“圩内根据地形整治沟渠、修筑堤塍。沟渠和堤塍可通船和行人，在大堤所围成的区域内俨然是一方独立的工程体系，行政管辖亦是相对独立的‘王国’。”[98]北宋水利学家郏亶在《吴中水利书》中曾记述过吴越国这种治塘浦的方法。[99]在江南滨湖低地上依照河流走势，以五里、七里开一纵浦，七里、十里修一横塘，形成圩田棋布，纵浦横塘交错，门堰泾沥相间的状态。纵浦的作用是雨潦时排水入江湖泄洪，天旱时引水入圩灌溉；横塘的作用是潴蓄积水，用闸堰控制排灌，调节水量。塘浦圩田的堤岸用开浦塘的泥土建造。为保证圩田的安全，塘浦要挖得深阔，宽10余丈至30余丈，深2～3丈；堤岸要修得高厚，高至2丈，不低于1丈。它在综合规划和利用圩田与塘浦水系的同时，实现了治水与治田的相结合，是江南圩田在滨湖滨江地区的特殊发展。圩田与塘浦的逐渐结合，使湖沼的原有出入河道变成了圩田的塘浦沟渠，既实现原有泄水通畅又增强了圩田引灌、蓄水和排水的能力。吴越国通过大力发展塘浦圩田，使太湖及周边地区的滨湖沿江低地、沼泽区域得到极大开发，也为其偏居东南87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以至于北宋前期在大型圩田上获得的巨大成绩，实质上都是吴越国塘浦圩田系统及技术延续的成果。
到北宋中期时，随着土地国有、大庄园主经济的瓦解，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的方式确立，江南塘浦圩田系统也随之大部分解体，由浜泾小圩取代。[100]尽管如此，塘浦圩田系统对后来江南低洼地区的开发、农田水利的发展，仍有着深刻的影响。塘浦圩田系统的成熟，对太湖地区河网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是后来江南水乡市镇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明清时，江南水乡以十字河、丁字河、一字河等为水道和街道的市镇形态，与吴越时创建的塘浦圩田水网形态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在水利技术和治水治田思想上，塘浦圩田的影响也没有终结。明清时期，联圩并圩措施和分级分区排水经验，就是吴越塘浦圩田治理思想的延续和创新发展。
明清时，太湖下游圩田多分化成被称为“鱼鳞圩”的小型圩田，一般面积为三五百亩，甚至几十亩。鱼鳞圩的圩堤由于都是农民自行修筑，堤身矮小单薄，质量较差，故防洪能力很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著名水利学家耿橘出任常熟知县后，大兴水利，为提高鱼鳞圩的抗洪能力，经亲调查研究，提出规划说：“惟看地形，四边有河，即随河做岸，连搭成围。大者合数十圩，数千百亩，共筑一围。小者即一圩数十亩，自筑一围亦可。”[101]耿橘的规划即在考虑水路畅通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并联各圩大堤，使众多鱼鳞小圩圩堤并联成一体而兼有大圩、小圩在防洪排涝方面的优点。[102]耿橘的这种联圩并圩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常熟县成为当时江南水利改革的范本。耿橘的成功经验一直延续到清末，常熟县为缩短防洪战线，将全县小圩田合并成380处联圩。[103]他总结治水经验的《常熟水利全书》，曾被苏州府当作治水规范，要求下属各县学习参考。
分级分区控制排水的思想和工程系统，是明清时代对塘浦圩田系统的另一种创新发展。由于地势总是有高低不等，圩田内部随着地势起伏也有高低差别。高低不平导致雨水水流常积低处，既造成低田积涝，又造成高田容易缺水。古人为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分级控制排水的办法。分级分区控制排水系统，是在圩田内的高田与低田之间筑围堤，在塘浦上设置斗门堰闸，实行分级、分区控制圩田内的水情，使高地不受旱，低地不患涝。明初何宜的“径塍”分区防御，是这一办法较早的理论和实践尝试。何宜主张根据圩田的大小，在其内筑一条或几条贯穿的直坝，将圩田截成几部分，从而便于不同高度的圩田都可在旱季蓄到水，在洪涝时可以及时人工排水，互不干扰。明万历时，耿橘进一步发展了分区法。他提出在大圩内高区浚河，低区筑岸，即根据地势高低分区间另筑较高堤岸。这样即使大圩溃决，也只有部分圩田会被淹，其他圩田可以免难。
孙峻《筑围图说》的成功筑圩经验，真正解决了圩田内中心洼地遇大雨被淹、无法排涝的问题。青浦地区低洼，圩田基本上都呈四周高、中间低的仰盂状，且只有圩岸，没有内部分级措施。一遇大雨，圩田就被淹没，水无法排出。筑圩也无法阻水淹田，因而老百姓都不愿意再筑圩堤了。但是孙峻经过研究，认为不是圩岸无效，而是圩田内没有分级控制措施，造成高田水积成灾，使整个圩田受牵连。针对圩田这种仰盂状，他提出用围岸、戗岸实行分级控制，高低分派的办法。他的具体措施是：先选择圩内最高地段作为村庄生活、生产区域，以免受水淹。然后将圩内农田按地形高低分成上、中、下三级塍田，在每级间构筑大戗岸，使各级农田形成高低分开的独立区域。下塍田区，四周以围岸全部包围。戗岸或围岸内外均挖深渠通流、储水。在圩田中心最低洼部分开凿溇沼，直通外河，以溇口连接下塍田内部，以便下塍田的泄水或引水。再将各区内的田以20、30亩分作一格，筑小戗岸进行分格控制。最后，各区向外开沟渠与外河相连，在阙口处均设闸控制，又在上塍田与中塍田之间开倒拔沟，用来引外河水或中塍田多余的水灌溉上塍田。这种利用各区和大小分戗的格相互配合，通过闸门形成梯级控制，达到大水时高田水不进入低田，低水时高低片之间河水通流、可以行船的效果。孙峻所总结的“孙家圩”分区排水经验，做到了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各行其道互不干扰。根据县志记载，这种方法推行后当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以至于其后30年里青浦县再没有发生过水患，一些低洼荒区也因此得到开辟。孙峻的这一办法，后来被推行到上海、嘉兴、昆山、吴江、震泽等太湖低洼区域，对清代太湖流域的圩田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江南水利工程资源的文化创意与开发利用
正如有的学者在论述江南水文化的价值时所言：“吴越水文化是古代最主要的水文化，早在春秋时代这里的治水工程就很发达。秦汉时代在江南开挖了不少河流，东晋时代水利工程规模更加扩大。由于这里山川秀丽、物产丰富，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积累了丰富的水文化。从春秋时代起，一直到明清，长盛不衰，影响深广。”[104]大量水利工程的创建，尤其是那些著名水利工程的创建，对古代江南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当代，随着人们对于水资源的认识逐渐走向系统化和全面化，对水利工程价值的认识就不再局限于蓄泄调节、灌溉乃至航运的功能以及经济工具，人们把水利工程看作是自然环境、物质资源、工程技术和社会文化、文化审美众多资源融为一体的资源。它们有的是工程的物质实体、自然环境，有的是工程技术、设施场所，有的是文化理念、人与环境的关系，但都是展现人们改造自然、实现人类伟大精神力量的文化资源。“对于水利旅游资源而言，其旅游吸引力主要来自于资源的观赏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三方面。”[105]针对江南水利工程文化资源的特点，我们认为可以从自然环境再造和水利景观、工程技术和物质文化的角度，以及文化记忆与审美体验等角度进行资源性的开发利用，充分发掘这些水利工程所蕴含的丰富的资源价值，可以将水利工程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
（一）江南水利工程性景观建设与审美休闲性开发利用
1.开发江南水利工程的水利景观观光
“水利风景资源是指水域水体、相关联的水利工程设施及所属的山体、岸地、岛屿、植被、建筑、园林、历史遗迹等各种景观元素在空间关系上的和谐组合。水域景观依托自然或人工水体，以湖泊水库河流运河干渠为主体，同当地地形地貌结合，或平原或阡陌或山岭或丘壑，加上各种水利工程设施：堤坝、泵站、渠闸、枢纽、码头、渡口等，形成丰富而独特的水利风景景观风貌。”[106]水利工程能在自然环境和水资源系统中形成完美融合，并能塑造和改变自然环境，创造更为优美动人的水利景观和自然美景。水利工程是水利资源系统中的一部分，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进行交换的中介。水利工程一旦建造，一方面对原有自然环境的地形地貌进行了破坏和改变，另一方面也对自然环境起着重新塑造的作用。因而水利工程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巨大改变的积极因素，是人类将自身力量作用于自然界的最大体现之一。水利工程在建造中往往要削山浚河，拢截深渊，洼地起平湖，为保护堤坝往往又要在堤坝上大量植柳种树，这些活动固然改变了原有的地理风貌，但也往往美化了环境和塑造了新的自然景观。因而，对江南水利工程资源在自然环境方面的利用就是首先被关注的对象。在这一方面，由于江南山川清秀，自然柔美，气候宜人，加上雨水充沛，因此江南水利工程一旦造就，在自然环境的美化和水利景观的塑造上就更具有观赏性和环境优雅的特点。如宋代台州胡氏家族所开的南塘水库“一年而荷生，二年而鱼肥，三年而柳成，四年而鸥鸟驯，五年而堤上之竹秀。既而游者、来渔者、入涤者至汲者集”[107]，这记载了一个水利工程塑造全新自然景观的实例。南塘不仅是一个有效的农田水利工程，而且还是一个环境优美、生气勃勃的景观，是宋代台州人最为推崇的审美休闲的场所。
在水利工程的景观设计上要充分凸显水利风景的独特性和审美价值。“工程设施的弱势在于其景观雄伟之余稍嫌单调，如果没有配套景点，很难留住游客。为此，应考虑多方拓展景区的景点群，既可以对某一大型景观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展示，也可以兴建相关的文化设施对工程内涵加以深化。以胡佛大坝为代表的美国的水电旅游开发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在水电站枢纽设计阶段，就考虑到除了满足水电站的各项功能外，还要顾及景观设计。例如，预留适当的位置当作观景点，方便摄影者拍摄到令人心醉的画面；在合适的地方以很少的花费竖起永久性纪念标志牌，牌子上写清楚水坝的名称、建设时间、建设者等，为游客拍照留念提供便利。此外，很多水电站还建有专门的展览室，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介绍水电站的布局、设计、建设和运行情况。”[108]在当代江南水利工程文化资源的开发上，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水利工程在水域环境、景观设施和水利风景等方面的特点，下大力气塑造完美的或别致的独特景观风景，以营造充分和独特的水利景观体验。例如淮安洪泽湖大堤、周家大塘和三河闸，扬州的瓜洲古渡、锦春园和御码头等这样的水利工程，在开发其资源时就特别需要突出其独特的景观视觉冲击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审美内涵。
2.开发江南水利工程的水资源环境的系统体验
现代人们对于水资源的认识突破了单纯的物质资源性，凸显一种新的水文化观。“现代水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人水和谐。在不断强调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今天，人水和谐的提出无疑为城市如何处理与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109]人水和谐意识是利用水资源的文化基础，也是每个民族维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人水和谐的理念有助于人类平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这种理念是人类长期以来和自然共存的过程中积累发展起来的，是基于人类对于水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水与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理解之上的。有了对水的深刻理解，人们才能亲水、保护水、爱惜水，注重平衡水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110]正是因为水利工程与水环境紧密关联，与自然环境最能形成融合和再生，所以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清人陈祖范在《昭文县浚河记》中记载了乾隆十一年（1746）夏昭文县疏浚河道工程，原已荒废的河道由此变成一道美丽景观：“琴川古迹，湮久难复。昭文县境，有渠纵贯其中，东西水道皆属焉。……乾隆十一年夏，止山张侯毅然撤而浚之，……秋水时至，川流??，步有新舡，港停远筏，鹅鸭游泳，山郭清照。”[111]这种环境的改变不单是自然条件改善，也是水与人之间的整体系统的优化。
江南地区的江河、湿地、滩涂大多交错在一起，在水利工程景观的设计上可更多体现江南水资源环境的系统性，使水域景观类型得到丰富体现。从江、河、湖、海到滩涂、草荡、湿地等多种水体形式与风光在水利工程为介质的基础上能够完美结合，因而可以充分利用古今构建的大量各类水利工程建筑，如坝、泵、闸等，和水工遗址，如堤、塘、码头等，构成与水域景观系统融合的水利景观体系。这样“体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高度融合，历史与现代水工构筑交相辉映，构成别具一格、积淀深厚、丰富多样的水利风景类型。尤其是结合了古今水利构筑的大型水利工程，体现了人类开拓精神和现代科技水平，具备了水利风景的鲜明特征”[112]。同时，各种类型水资源形式的融合又可以让体验者充分感受到自然资源的多样与和谐统一及与水利工程的调和。有学者指出：“水域风光类旅游资源除了带动、串联其他旅游资源外，其自身还可以派生出大量的旅游资源。在本区，由于人类开发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许多派生的旅游资源也有很高的价值，甚至超出水体本身。”[113]因而通过各种近水设施打造与水亲近的活动场所，形成醒目的连续近水设施工程构造群，能够极大提升游者的体验感。例如射阳河闸旅游项目规划设计就强调立足湿地风光、大河芦苇荡、鸟类天堂、沿海大闸、参天林木、广阔田野，以露营、摸鱼、钓鱼、烤鱼为新体验，构建能够让游客享受田园生活、感受渔耕露宿、体验返璞归真的意境。[114]例如浙江新安江水库的大坝与江上的白沙江雾能形成水体互映互衬特殊景观，从大坝上既可体验人工巨湖的宏阔，又能感受新安江江水的自然神奇和奇妙曼丽。
（二）物质技术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体验休闲
1.水利工程物质资源与工程技术资源的开发利用
水利工程是一种包括众多物质实体和技术内涵的资源。每个江南水利工程必然要建设相应的工程建筑实体和制定技术规范，如堤坝、调输水源的渠道、闸斗涵洞、船闸、堰埭、施工器具、工程技术方法和技术操作规范、夯土法、取土法、特殊施工技术、堰闸修筑形制标准、堤坝的养护措施、水位监测技术标准等，它们都是文化资源，是水利工程呈现的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江南水利工程在物质和技术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既展现了江南水利工程的物质性成就，也呈现和承载了精湛的技术创造和深邃的文化思想。针对工程技术的丰富性和创造性、精巧性突出的特点，江南水利工程文化资源的开发可以充分挖掘工程技术性的物质资源而予以系统化和全面化利用。如仪征、扬州、淮安、泗洪和高邮等地运河上所建的79座斗门、水闸，以整体协调的技术方法保持运河从长江到黄河段水位的平衡，从而保持航道水位和调节航深，充分展现了江南运河设施的完善体系。而其中始建于北宋时期的双门船闸的布局和运用，已与近代船闸一般无二，并且时人发明了被称作澳闸的具有节水功用的船闸，这些水利工程技术的发明足以令世人惊讶。像这样的系统性工程技术方法的开发，可以充分将分散的资源有机组合起来，将所有相关物质设施和技术工具、规范流程融合呈现，构建一个完善的文化资源体系，而不是单独开发某一个设施。又如著名的余杭南湖的灌溉蓄洩工程的技术精巧与独特。水利专家指出：“南湖工程主要由湖堤、‘龙舌嘴’和‘五亩塍’‘西函’等组成，它们合理布置、紧密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以收调蓄山洪、蓄水灌溉之利。”[115]而余杭南湖的技术精巧集中体现在“龙舌嘴”的设置上。“‘龙舌嘴’位于湖的西北面南苕溪的南侧，是分溪水入湖的进水口。苕溪发水时，势甚汹突，为了避开山洪奔注之势，进水口没有直对南苕急流，而是与苕溪水流方向约成45°夹角，使溪水徐徐流入。从龙舌嘴到南湖之间的进水渠叫做‘沙溪’，长约二里左右。沙溪微微弯曲，略呈月牙形，借以延长渠线，缓和流速。溪水入湖处用块石砌筑，以防冲刷，叫做‘石门函’。总之，由龙舌嘴、沙溪和石门函紧密配合，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进水工程体系。”[116]像余杭南湖这类著名江南水利工程，则可以被打造成以水利工程技术体验为核心的兼具自然观光、生活体验的游览文化资源。
2.社会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任何一个水利工程除了拥有物质文化资源外，也拥有相应的社会文化资源。所谓“社会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农业文化资源（可以为都市人提供农村生活体验的传统农业系统与景观）、工业文化资源（可以为都市人提供工业生活经验的现代工业系统与景观，既包括工厂、车间、作坊、矿场等不可移动实体，也包括机器设备、工具、档案等可移动实体，还包括工艺流程、传统工艺技能等非物质工业文化内容等）、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117]。江南水利工程在纯粹的工程设施基础的建设和技术性手段和操作规范外，还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并由此形成许多内涵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
一是提供水利工程管理制度的文化体验，开展水利技术文化的主题旅游项目开发。像工程组织制度、工程施工保障制度、工程管理法律制度、工程日常管理维护规范与危机应对处理机制体系，以及工程附属性建筑物，如工程养护物资的贮备场地、管理人员的办公与管理屋舍和护栏、亭台、桥梁、道路、园林物等。这些一整套繁复多样的管理制度和附属性建筑物是江南水利工程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基础。例如由水则碑衍生的判定田地等次以及水则线影响田地交易价格的社会经济行为，就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性内涵和意义。著名的吴江水则碑是北宋时设立在吴县垂虹桥北左右两侧的水则，而垂虹桥位于太湖出水口与大运河交汇处，水位的控制至关重要。左水则碑，称作“横道水则碑”，碑长7尺，上刻7道横线，反映太湖水位的高程与周边农田的淹没情况的具体关系。右水则碑，称作“直道水则碑”，上刻12大格，分注12个月，每大格下又分3小格，意示每月上中下三旬，用来记录每月不同时段太湖水位高程变化，据以判断附近农田受涝灾的程度。由于吴江水则碑清晰地反映了太湖一般水位高程变化，以及由此能较准确判断太湖周围田地浇灌的便利程度和受旱涝时受灾程度情况，因而人们在田地的买卖中，也依据吴江水则碑水线的变化情况来决定田地的交易价格。吴江水则碑的这种功能的衍化是典型的水利工程的社会化内涵生成，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此外，像南宋建立的宁波月湖“平字碑”水则，也是由技术方法演化为水利管理制度、城市水系统安全和解决水事纠纷的社会平衡法则的典型。对这类水利工程的社会文化资源，在开发和利用时应充分发掘其物质或技术之外的社会性内涵和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将这类资源的社会性内涵通过形象生动的图片和影像故事的方式阐发透彻。
二是围绕江南水利工程形成的历史记忆与民俗、口头传说、技艺的文化体验旅游。一个水利工程，尤其是著名水利工程，总是会有一些历史人物和伟大事迹的出现，也有许多民间传说据此形成和流传，以及工程促成或带来的民俗信仰、社会庆祝活动和手工技艺等。如白居易与苏轼疏浚西湖、陈谐创建练湖、张颙与谢景温建万春圩等的历史记载，沈括记述《万春圩图记》、耿橘编纂《常熟县水利全书》，以及钱王射潮传说、余杭南湖成因传说等等，江南水利工程更重要的存在形式已经转化为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如园林、灌区、运河、提水设施、港口等人文景观，如溶洞、滩地、岛礁、江雾等自然景观，如一些康复疗养地等，甚至如一些礼仪、节庆活动，如新安江九姓渔民婚礼等，也与水体有密切关系。水体周围，也往往组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旅游资源，成为资源密集区。”[118]江南水利工程的更高价值在于其社会性内涵的衍生和文化价值的赋予，正如许多水利风俗之于水利的意义。“水利风俗：也可以称为‘水风俗’，是水利历史文化在民间生活层面上的反映，它虽然是民俗文化，但却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文化中有关水和水利的思想、价值观念及由水而形成的行为习惯，甚至是一段历史时期人们水利实践活动的浓缩与映射。……这些水风俗，或庄严肃穆，或活泼热闹，无不折射出人类在水面前既欲亲近又有所畏惧，既感恩崇拜又心存戏耍与反抗的复杂心理。水风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心态。”[119]这类文化资源的开发，可以尝试采用声光电、音像图和模拟等多种手段和形式，全面地展示江南水利工程的相关历史人物、科技著述、传说民俗和典籍制度、水风俗等。这样不仅会丰富博物馆的展出内容，而且可以向参观者全面展现水利工程的历史文化。
（三）以文学诗意审美体验为核心的水利工程审美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江南水利具有良好的自然美和水利景观美的特征，使人们容易发现其美并欣赏，进而写下大量的诗文来描写和讴歌所见之美。甚至一些江南水利工程由于淤塞、侵占、崩坏等因素导致其水利功能退化或丧失，但是其审美意象依然鲜明留存着，成为人们审美欣赏的专门对象，反而令地方文人雅士流连忘返。例如：“明末清初，对南湖水利颇为重视，修治的次数也不少。但因盲目垦山恶性发展，溪流挟持入湖的泥沙越来越多，下南湖终于在旋浚旋淤中迅速趋于萎缩。到清道光、咸丰年间（公元1821—1861年）下南湖已淤积成陆，‘骤难浚复’了。湖底浅水一勺、微波涟漪，成为士大夫游观之区，完全失去了调蓄山洪的意义。”[120]又如有“东南第一水利”之称的著名练湖，其在水利与农田矛盾日益激化从而导致湖区日益缩小后，也完全成为地方士人骚客游赏鉴赏的审美对象，其水利功能完全废弃了，而描写游览的作品不胜枚举。
江南水利工程的审美性文化资源是指直接描写、歌咏水利工程及其相关景象、场景的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以及各种与水利相关的口头文学、音乐歌舞、民间艺术等富有审美性内涵的资源。一项水利工程的倡议提出、组织募集、施工、困难克服、告成，往往都有相应的议、疏、述、记、祷文、祭文等文章来记载表彰功绩或记述故事。如刘毓崧的《盐阜潮河新筑长圩记（代）》、王荣商的《移筑永丰塘石口记》、唐仲冕的《浚吴淞江工竣善后议》、毛奇龄的《请罢修三江闸议》、邵廷采的《水利略》、程廷祚的《与苏常诸公论开秦淮通丹阳书》等这样的经世文，翻查各地方志文献不计其数。自古以来水利工程作为征服自然、体现人类力量的巨大成果，在改造自然同时与自然浑然融合、增美自然，并且创造独特的水利景观，曾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他们在水利工程创造的自然美与人工美的面前不吝笔墨，挥毫写下无数诗歌词赋，尽情讴歌眼中所见之诗意景象和胸中所感之化美境界。因而，围绕一个水利工程，历代名人雅士写的诗歌词赋文章可以说不可胜计，像明人张国维编撰的《吴中水利全书》，清人特东阿纂修的《东湖志》、马承照辑的《当湖外志》，民国陶元镛辑撰的《鸳鸯湖小志》、周易藻辑的《萧山湘湖志》《续志》、黎世序辑的《练湖志》、汤谐辑的《练湖歌敘录》等著书及江南各地的方志大量搜罗汇集的相关作品，有着各种关于相应水利景观的诗意描写和审美想象、体验。这些审美性的文化资源具有良好的可感性、审美想象性和体验性特点。这种以文学审美想象为核心的诗意审美体验可以被迅速产业化开发和利用。
由于水利工程及其附属审美资源具有深厚的古典诗词文学积累，在开发以水利诗意体验为核心的审美文化资源时，要集中力量对关于江南水利工程的古典诗词、散文进行收集和整理，挖掘出关于水利工程的景观和诗意景象的经典场景，再现和重建经典景象的体验场景和文化空间。例如，开发一个体验清人宋荦夜游宝带桥的审美体验项目：“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午后，与族子……出盘门，泛舟至宝带桥。桥迤俪五十三洞，长以尺计者八百七十有五。相传唐刺史王仲舒鬻宝带助建，桥因以名。其右为震泽，左为澹台湖，一望弥淼。维舟步桥上，时日将落，楞伽、灵岩、阳山诸峰如积翠浮水面，余霞散绮，映带其间。顷之，圆月东上，烂如银盘，与波荡漾，俨然金碧图画。渔人网得白鱼，呼奚奴买之，坐船头煮鱼小饮。已复登桥，徘徊微风清露中，流萤闪闪作团，飞入稻畦，欸乃之声隐起别浦，数月以来，此乐得未曾有。归途倚舷望月华，抵署，漏下二十刻矣。拟作诗纪游，而吟兴不属，聊书此付幼子筠，仿东坡例也。”[121]文学审美性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具有高度诗意内涵和审美想象特征，因而可以再以经典场景为核心拓展诗意审美空间的文化主题体验。例如可以重建一个清人全祖望《桃花堤记》所描写的桃花堤审美想象文化体验区域，恢复和仿设相应的遗迹设施，同时塑立相关人物雕塑，充分做好相应的文字解说和活动介绍工作。还可以大力挖掘其他类型的审美文化资源，开发相应的审美体验项目和主题旅游。如全面系统地收集和整理的口头文学、民间故事、水特产和相关技艺，打造一座以水利工程为活动基地的水文化体验馆。各地存在着浓厚的与水有关的传统民俗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河神祭祀、治水先贤祭祀以及祭水祈祷、龙王庙、捕鱼禁忌与习俗等，因而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的整理与传承作为江南水利工程文化资源的基础，建立水文化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并广泛介绍与传播水文化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保护等活动。
第二节 江南农桑文化资源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自唐末以来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江南地区拥有着丰厚的农业文明。“苏湖熟，天下足”“衣被天下”等形容江南地区丰饶的谚语更是为人所熟知，尽管这些说法可能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普遍提升而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但地域文化中对各个地区的描述与想象却深远地影响着各地的文化形象的建构。从历史上看，江南农桑文化资源同北方相比具有显著的稻作文化特点，而同南方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相比，拥有精耕细作水平较高、多种经营能力较强、自然条件利用较为充分的显著优势，形成了“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的农田景观与“鱼羹饭稻”的特色农业种植体系，也在根本上为“传家二字耕与读”的江南乡镇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江南农桑文化资源的历史分期
由于江南地区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因而在展开论述之前，根据“江南核心区”的概念，将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作为主要区域。[122]如果从传统农业“天”“地”“人”的“三才”角度对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与生产技术进行考察，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南地区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水热资源充沛，全年气温在0℃以上，多数地区农作物全年可生长，年降雨量在800毫米以上，湿润多雨，光热水季节配合较好。从“地”的角度来看，这一地区分为江南平原、浙西山地和宁镇丘陵三部分，其中江南平原地区面积最大，河网径流较多，水资源丰富，但低地较多，浙西山地和宁镇丘陵山地较多，且山区丘陵多为酸性土壤，均不适宜农作物生长。江南地区虽不乏面积较小的肥沃冲积区，仍无法同华北平原大面积的肥沃冲积区相比。从“人”的角度来看，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必须在前期经过大规模的人工地貌改造才能够逐渐显现出来。同北方地区，尤其是同华北平原、黄土高原相比，江南地区在“天”上更胜一筹，然而“地”的主要优势在人力不足、技术落后的原始农业耕作活动下比较不容易取得更加规模化的效益。这既是江南地区的稻作文化同北方粟作文化几乎同时起步，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落后于北方的原因，也是江南地区能够在唐末之后凭借人口的数次迁移和耕作技术的提升从而赶超北方地区的原因。本书根据江南地区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情况和对江南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充分利用的程度，将江南地区农桑之事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先秦至六朝的“微事耒耜”时期
在先秦到六朝的漫长历史中，江南地区人口数量较少，不存在对自然地理环境进行大规模开发的人力基础，同时落后的农业种植技术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农业很少使用肥料，只能以土地的自然肥力为基础，在耕作模式上以扩大土地耕作范围作为增加农业收入的主要手段。因而这一时期的江南农业以“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微事耒耜”，对自然开发利用程度较小为主要特征，具体可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1.先秦至汉的沉寂时期
江南地区早期农业活动可追溯至同中原仰韶文化时期略相当的太湖平原马家浜文化、宁绍平原等地的河姆渡文化，以及稍晚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的遗址上出现了由鹿和水牛肩胛骨制成的骨耜，在炊器上出现了三足架支撑的圆底釜和利用蒸汽蒸米饭的甑，此外还有饲养猪、狗等家畜，进行捕鱼活动的证据，这说明了江南地区在这一时期已经能够从事农业生产，其时间同北方是基本相当。这一时期出土农作物为水稻，证明江南农业在发轫时期便形成了同北方粟作文化明显相区别的稻作文化。在稍晚的良渚文化时期，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工具开始得到较大改进，出现了用于水田耕作的石制犁铧、用于开沟的斜把破土器以及收获用的石刀石镰等，同时还出现了谷物加工所用的木杵和锥臼，并出现了绢片，这证明养蚕栽桑在江南已然出现。《禹贡》有云，“淮海惟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123]。周文王时，太伯（一作“泰伯”）到吴越一带建立国家，自号“句吴”。尽管此时吴国只是一个蛮夷之地的小型国家，但“泰伯奔吴”事件却成为中国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江南地区相融合的较早范例，江南地区开始有意识地修筑水利设施，利用河网密布的自然条件进行农业灌溉，《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人民皆耕田其中”[124]。西周初年周王朝的势力达到江南地区，继太伯、仲雍之后，周章被封于吴地，自此北方周文化对吴越地区的影响继续加深，在可能范围内改造江南地区地貌以适应农业种植的活动未曾停歇。吴王夫差为北上同春秋诸侯争霸还下令开凿邗沟，以沟通江淮，虽耗费了国力但后来邗沟两岸的农田却尽得灌溉之利，为此后长江流域的开发打下了基础，[125]因而有了吴国“其民殷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其民习于斗战”[126]的景象。考古实物证明，春秋时期的吴国已经大量使用犁耕，并出现了青铜制的铲、锄、耨等农具。战国时期的春申君也曾经营江南，《史记》载其在吴地大规模围田，建立粮仓。
然而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的农业开发能力仍远低于北方地区。直至汉代，司马迁《史记》仍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127]“火耕”意为“烧草”，而“水耨”意为“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128]，或者“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则草死而苗无损也”[129]。《汉书》中记载汉武帝年间江南曾遭水患，为此汉武帝认为：“今水潦移于江南，殖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遁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可知直至汉代江南地区遭水患仍需要四川地区外运粮草才能度过饥荒。相比而言，战国之后北方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工程，克服了低地潮湿和干旱，并能够根据黄土地区河流含沙量较大的特点，运用河沙增加土地肥力和改造盐碱地，郑国渠和漳水十二渠便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至汉魏时期北方旱地的精耕细作体系已经完成，已经可以做到通过农业技术的提升和人力的增加提升单位土地的产量。[130]此时江南地区人口仍较为稀少，传统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在此前提之下保持“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以“不烦人力”“为功差易”，既是权宜之计也是无奈之选。此后北方历次的政治动荡和军事战争使得江南地区的人口保持着增长的态势，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元始二年（2）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人口仅为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到了永和五年（140）的时候，人口已增长至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二，为后世江南农业开发奠定了基础。
2.六朝至隋的发展准备期
汉末以来，屡经战乱的北方农田水利工程废多兴少，人口大量南迁，建国江南的孙吴政权一方面广泛接纳逃避北方战乱的人口，另一方面迫使原居此地的“山越”出山。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又一次使得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由于劳动力的补充，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开始得到规模性改造，太湖平原水利工程开始系统化，周围地区的屯田活动大力开展，水利设施和土地开垦持续进行。左思在《吴都赋》中写道：“其四野，则畛畷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131]具体而言，西部山地丘陵地区也已修筑坡塘灌溉系统，平原地区的塘浦系统也开始逐渐建立，太湖平原地势较高的西部地区开发程度较高，东部低洼地区囿于人力与技术开发仍然有限。会稽郡出现“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132]的情况，而地跨江海地区和太湖流域的海虞县也由于新建塘浦圩田获得较为稳定的丰收，于梁大同六年（540）正式更名为常熟。谢灵运《山居赋》称“蔚蔚丰秫，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候时觇节，递艺递熟”[133]。总体而言，虽然江南地区“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地广野丰，民勤本业”[134]，但直至唐初，江淮以南地区的农业技术和农业规模仍无法同北方黄河流域相比，江南地区之中，各地发展仍不平衡，劳动力与农业技术仍然不足，一些地区仍延续着火耕水耨的“疁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仍是“不烦人力”。西晋的杜预曾在淮南进行屯田，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135]。隋炀帝也曾动过迁都江南的主意，却被人以“江南卑湿，地狭州小，内奉万乘，外给三军，吴人力屈，恐不堪命，且逾越险阻，非社稷之福”[136]为由所阻，这足以证明江南农业的实力虽然随着北人南迁而逐渐崛起，但这一时期综合水平仍难担全国经济之重。
（二）唐宋元“以江淮为国命”时期
如果说六朝与隋代已经为江南农桑之事的崛起做好了铺垫的话，江南富庶的历史终于在唐朝徐徐揭开了帷幕。这一时期历代中央政府对江南地区农业生产能力均抱有很大希望，江南地区人口不断增加，农业耕作技术不断提高，精耕细作体系已逐渐替代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式，江南地区在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得到充分利用之后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破坏，进入了“以江淮为国命”的时期。
在唐朝，经过数百年的开发，江南农业已基本奠定生产规模，前朝的水稻种植也大大改善水田土壤质量。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的连年战争导致河南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而“半乎九州”的河北地区又因割据而鞭长莫及。在朝廷能有效控制的关中、江南东西、剑南、岭南等地区中，只有江南东道的两浙地区和剑南道的淅川地区有望成为新的经济产粮区，在此期待之中江南地区凭借数百年来的农业积累一跃成为“以江淮为国命”的重要之地，成为唐朝在中晚期维护国家统一局面的重要物质基础。唐朝江南农桑之事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水利工程的兴建。唐代前期江浙地区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海塘系统，这为今后围涂垦殖和太湖开发奠定了基础。中唐之后水利修筑的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水利工程修建数量增加，并且丘陵平原以陂湖灌溉为主，低湿洼地以水网圩田为主，[137]使得江南地区水资源丰富的自然优势进一步转化成农业生产优势；其二是生产工具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改进，以江东犁为代表的曲辕犁和牛耕开始在江南大范围进行使用，江东犁又称“曲辕犁”，因首先出现在唐江南地区而取“江东”之名，其形制可以在低速牛力下保证碎土效果，并更加适于南方的黏重土壤。[138]此外灌溉用水车等工具也十分普遍，据《旧唐书》记载，唐文宗时期江南翻车在关中地区有效推广，足见江南地区翻车使用的普遍性；[139]其三是桑蚕养殖方面出现了桑树密植的现象，此前江南地区由于以水田为主，无法大规模种植桑树，只能以散植的方式种植，虽然单株产量较高，但采叶和亩产量均不及北方的桑粮间作，而唐朝时期水利工程的兴建和劳动力的提升使得桑树密植开始在江南出现。刘禹锡在安史之乱前经吴淞江时也只是留下了“吴越古今路，沧波朝夕流。从来别离地，能使管弦愁。江草带烟暮，海云含雨秋”（刘禹锡《松江送处州奚使君》）的诗句。安史之乱时李白在建议迁都金陵时曾言“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140]，似乎还对江南的经济实力不抱以十足的信心。而安史之乱之后，白居易作诗“长洲草接松江岸，曲水花连镜湖口”，此处“曲水”被认为是修建塘浦而出现的景观。[141]而到了中晚唐时，“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已是朝廷承认之事，韩愈言“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142]，杜牧言“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143]。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144]，幸亏时任江淮转运使的韩滉自南方运来了3万斛粮食才解了围。据统计，盛唐天宝年间的江南户数是隋代江南户数的6倍，而中唐元和年间的江南户数是隋代的3.4倍。[145]这一空前的人口增长终于改变了江南“不烦人力”的历史问题，为农桑之事奠定了可贵的人力基础，也使得“火耕水耨”这种虽不需过多劳动力，但也难以创造出可观的食物数量的耕作方式逐渐退出。
宋朝时江南经济重心地位日益巩固，自北宋中期开始东南地区成为赵宋王朝的强大财政支柱，此时南方垦田数和赋税总额均已超过北方。宋初朝廷以“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为由对江南水利设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并施行劝课农桑的各种条令，使得江南地区农业继续“甲于天下”。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太平兴国六年（981）江淮运往京师的漕粮为400万石，至道元年（995）为580万石，大中祥符元年（1008）为700万石。此中漕粮“江南所出过半”[146]，包拯言“东南上游，财赋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出也”[147]，王安石称“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148]，“苏湖熟，天下足”的俗谚便在两宋时期开始流传。此外南宋时江南地区的不少地方已经将棉种植当作比较稳定的生产项目，并开始向黄河流域推广。总体而言，宋代农桑之事的进步是全方位的，既有钢刃农具的创制与推广，进一步促进了江南低洼地的开垦，也有水稻品种和施肥的更新，还有水利工程的进一步兴修。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层层增高，灌溉不及”的梯田，当时已经有了完备的梯田陂堰修筑技术和完备的管理制度，如南宋名臣范成大修复的千年陂堰通济堰，其《堰规》之体例完善，涉及方面之广，成为“百世可遵守也”的名篇。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数百年的农业积累，虽然这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的增收还是主要依赖于耕地面积的增加，但是其精耕细作的种植体系已初见雏形。南宋后期蜀人高斯得为宁国知府，认为蜀中人的农事已经无可挑剔，而到了浙江却发现了另外一般景象：
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暎，可保无忧。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149]
高斯得所见的这种稻作之法一直沿用至今，虽然“苏湖熟，天下足”在后世历史中已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但江南精耕细作的农桑传统却仍然没有停滞。宋辽金蒙之际中国又呈现了北方战乱频繁、东南地区相对稳定的局面，元朝官员由于在平定江南时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统治经验，因而并未采取“草木畅茂，以为牧地”的极端手段，不仅一般民众没有受到过多侵犯，连宋代官员的家产也得以保全。[150]大德元年（1297）江南诸道御史大夫彻里称“江浙税粮甲天下，平江、嘉兴、湖州三郡当江浙什六七”[151]，江南地区承接宋代以来的积累继续成为国家经济的重心，但也因繁盛的农业经济承担了极高的税粮份额。
（三）明清“岁有百十万之益”时期
明清时期，在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局面下，江南土地被大量开垦，农业种植区域空前扩展。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在农业种植技术较为先进、人口压力较大的基础上“尽地力之教”，挖掘农田生产潜力，在农作技术、土地利用效益、经营方式、劳动分工等各个方面锐意改进，以多种农业多种经营和商品化为主要特点，在原本有可能因人口膨胀走向停滞或者后退的危险中继续经营着富庶的江南。明代王士性称江南“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152]，这正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由于可开垦的农地基本已开垦完，这一时期的江南农业主要是“尽地力之教”地进一步发挥劳动力充足的特点改善江南自然环境，尽最大努力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是扩大棉田与桑地，明清之际江南地区从以水稻为主的种植结构转向以经济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主要是因为江南人逐渐意识到将少于水稻种植所需的劳动力投入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种植中可以获得数倍的回报。江北通州、海门与江南太湖平原东部太仓、松江及崇明岛等沿江沿海的高田地带多沙质微碱性土壤，因而种植耐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太湖平原南部杭、嘉、湖三州之地的低田地带则种植桑树，太湖北部、东部为水稻产区，形成了愈加细分的种植结构，进一步提高了种植收益。其二是在耕作中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沈氏农书》记载嘉湖地区深耕时，称头次为“垦”，再次为“倒”，需“棱层通晒，彻底翻身”。江南人民特别注重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的施用，发展了“垫底”（基肥）、“接力”（追肥）等合理施肥技术。清代江南以“粪多力勤”为核心，充分利用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153]这一时期江南地区所种植的粮食作物在总量上虽有减少，一些地区还因缺粮需外地输入，但从江南整个区域来看，无论是口粮还是税粮都是有盈余的，[154]并且因为多种种植的方法和经济作物的普及，全国经济重心的位置仍然无法撼动。
清代中前期江南农业的合理利用程度相比明后期又有了提高，不仅是耕地方面，对于人力的利用也更为合理。但同时，太湖平原等地区进入了实质性缺粮的阶段，清代太湖流域的水稻亩产量比明代下降了100余斤[155]，造成“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并所属之各县……是以种花者多，而种稻者少，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156]，无锡一带“每岁乡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藉客米，非邑米也”[157]。由于经济作物更多依赖工商业的转运、交换和加工，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的江南基本形成了城市、乡镇等多层级的商业市场网络。
二、江南农桑文化资源的主要类型与地理分布
从历史上看，江南地区经历了由先秦到隋代的沉寂准备之后，便迎来了长时间“甲于天下”的繁盛时期。在这里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被开发，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也不断多样化和更新。这里以“江南核心区”概念为核心，根据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对自然条件开发最为充分和细致的最高级农作物种植分区为参照，将其分为江南平原、宁镇丘陵和浙江山地三部分。
（一）江南地区的地形划分
1.江南平原
江南平原在地理位置上主要包括苏州、常州、松江、嘉兴四府以及湖州、杭州二府的东部平原，占江南地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158]江南平原虽然在自然条件上较适合水稻等农作物生长，但需经过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与土地整治才能够完全发挥其农业潜力，因而自战国到南朝，这一地区的土地开垦以地势较高的西部为主，东南的低洼区由于劳动力和技术等原因开发程度一直较低。直至宋代江南地区仍有“环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灾”[159]、“苏、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为害滋甚”[160]的记载，因此在唐宋之时反而是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地区成为江南农业开发之处。经过南宋、元、明初数百年积极有为的治水实践，明代前半期太湖以东平原的中心部分已经被改造为肥沃的耕地，江南耕地品质优良的特点才显现出来。至清代江南地区已经演变为三个界线较为明显、作物相对集中的种植区，主要分为沿海沿江的高田地带、太湖北部的低田地带和太湖南部的低田地带。其中高田地带以棉花种植为主，太湖北部低田地带以水稻种植为主，太湖南部低田地带以桑树种植为主。
2.宁镇丘陵
宁镇丘陵包括清江宁、镇江二府，主要分为北部沿江平原地带和南部丘陵地带，在地形上由下蜀黄土所组成的岗冲为主，起伏平缓，海拔在20～40米，高于江南平原。宁镇丘陵地区天然河湖较少，农业用水主要依靠降雨，土壤质地粘重，透水性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孙权常来此游猎，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权将如吴，亲乘马猎虎于庱亭，马为虎所伤”[161]，可知此地开发程度尚低。由于此地地势高亢，多南迁北人聚居，因而有修建陂塘水利、推广北方麦作技术的历史。[162]其在唐代之前的重要性不下于太湖平原，因而种植水稻必须兴建陂塘。至清乾隆年间，其桑蚕业兴盛。
3.浙西山地
浙西山地由杭州和湖州两地的西部山区组成，地形主要为河谷平原和山地。其河谷地区因冲积土壤早在明以前就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开发，然总体而言仍然难以用于大面积耕种。这一地区的特色是梯田。明代之前浙西山地曾是桑蚕业中心，明代重心移至江南平原，而这里并未衰落，清代主要开发山地，清前中期广泛种植了茶树等经济作物，清中叶时广泛种桑与竹。浙西山地适宜种植桑、茶、竹、木等经济作物。
（二）江南地区的农田形态
江南地区虽然在自然条件上适宜农作物生长，但是也在形态上有“地势洿下，云雨阴霖”的水乡泽国特点，大部分地区无法直接进行农业种植。经过漫长的开发与经营，江南民众已经将《禹贡》中属于“下下等”的土地变成了“所谓‘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浙右’”[163]的福地。具体而言就是，花费大量的人力对农田进行长时间改造，通过各种方式将低湿的地区和山地改造为适宜作物生长的各色农田，以充分扬“天”之长，避“地”之短进行农业生产。这一改造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在安史之乱后有了显著提升。其措施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围水造田，比如围湖造出的圩田，围海造出的涂田，还有人工或自然架浮水面的葑田；其二是在山地丘陵地区开垦的梯田。其中圩田是江南水乡环境下的主要土地利用方式，宋之后圩田的形态不断多样化。而梯田则是江南地区山区不可忽视的重要农田形态。
1.周遭圩岸绕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圩田
最早的圩田是趁枯水季节在湖滩地区种植作物，其后演变为放干湖水或者围湖筑堤以开垦土地，太湖地区四周高仰，中部地势低洼，尤其是苏州以东平原大小湖泊汇集，要发展农业必须创造圩田。《越绝书》记载吴国迁都到苏州地区时，在苏州城外开垦了大量“大疁”“鹿陂”等土地，据考均为圩田，越破吴后继续围田，此时的圩田多称为“塘”。南北朝时也有“决（湖）以为田”的说法。杨万里言“江东水乡，堤河两岸，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164]，这说明圩田围田为同一所指。大规模的圩田建造势必要涉及太湖水系的综合治理问题，并非一乡一村之力所能及。因而在先秦到六朝的长时间中，大片水域的孤零河道、圩田与芦苇植物成了主要的农业景观。[165]唐代的大规模围田活动同开发江南的国家意志，以及开挖塘浦解决洪涝问题密不可分。至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的钱氏政权继续整治土地，使整个圩田区同河道形成系统，自此“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河网既可灌溉又可排涝，亦可航行，构成了江南地区的别样景致。北宋初年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已趋瓦解，数万亩的大型圩田大多分割为以泾浜为界的数百亩的小圩，加之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小农经济抬头，圩田在物质景观上逐渐由“大”转“小”，此后圩越来越小，河道也越来越窄。发展到元初，苏州的常熟、吴江、昆山等地就有圩田8829座。此外圩田中还有一类沙田，其是依靠周围丛生的芦苇减少流水冲击的田地，并不像其他圩田那样有坚固的围堤，因而废复无常。
2.变斥卤为膏腴，易沮洳为肥美——涂田
除围湖造田之外，江南地区还注重围海造田，称为涂田。沿海涂田的开发同海堤的修建几乎同步，自南朝以来为配合太湖平原东部的开发，零散的塘堤也开始向系统的海塘进行过渡。江苏、浙江、福建在宋之前便大体建成了海堤工程，宋元时期根据需要进行了增补，此时海涂围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围涂造田由后海滨滩地向海滨推进，如范仲淹曾在苏北地区筑海堤，其后一批土地化为良田。据《续资治通鉴长篇》记载，北宋时的围涂造田大多分布在温州、台州和明州沿海，熙宁六年（1073）台州与温州已有沙涂田1100余顷。沈括曾针对这三地的情况建议“温、台、明州以东海滩涂地，可以兴筑堤堰，围裹耕种。顷亩浩翰，可以尽行根究修筑，收纳地利”[166]。南宋乾道时人们在今上海的东南部建成里护塘，使30余里的海滩成为田地。宋元之际余姚、上虞地区海田也不断向外扩展。元代的《王祯农书》载：
书云，淮海惟扬州，厥土惟涂泥。大抵水种皆须涂泥。然濒海之地，复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泛，沙泥积于岛屿，或垫溺盘曲，其顷亩多少不等；上有咸草业生，候有潮来，渐惹涂泥。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所谓“泻斥卤兮生稻粱”……又中土大河之侧，及淮湾水汇之地，与所在陂泽之曲，凡潢污洄互，壅积泥滓，水退皆成淤滩，亦可种艺。秋后泥干地裂，布扫麦种于上，此所谓“淤田”之效也。[167]
3.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耒半空行——梯田
江南地区虽以水田为主，但很早也出现了山地农业，《王祯农书》载：“夫山多地少之处，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余所在土山，下自横麓，上至危巅，一体之间，裁作重磴，即可种艺。”[168]《诗经·小雅·正月》有“瞻彼阪田，有菀其特”之句，宋玉《高唐赋》也有“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之言，其“阪田”“孤亩”均为山上的农田之意。
《吴越春秋》记载，越国始祖开始农耕时便是“随陵陆而耕种”。唐宋时南方地区的水田已基本开始精耕细作，但是山区仍存在着烧荒的“畲田”。随着宋代南方人口的迅速增长，江南地区的山民也开始“向山要地”，如浙江天台山东麓奉化一带“凡山巅水湄有可耕者，雷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袤数百尺，不以为劳”[169]，此外温州、处州间的苍括山区冯公岭上也有“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耒半空行”（楼钥《冯公岭》）的梯田景象。梯田相比于畲田，最大优势在于克服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使山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但梯田一般需相应水利设施的配合，南宋时陈旉便认为高田须凿塘蓄水，具体而言是每田十亩须挖塘二三亩，而到了清朝的中前期则变为每田一亩凿塘一亩。[170]细究起来，梯田水利技术有修筑塍岸、引溪谷泉源、兴修山塘堰坝、利用农机具汲水等，而浙江天目山地区的“承天田”“佛座田”则属于在梯田田唇修筑塍岸。[171]
4.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葑田
葑田，又称架田，其成因系湖泊外缘滋生的水草等植物遗体日积月累沉积于湖底，导致湖底越垫越高，植物湖心生长，浮在水面上的水草根部缠绕连成一片，地理学上称之为“飘浮植毡”。加之植毡上混杂泥沙，滋长各种喜水植物，使得水草向湖心扩展，古人称之为“茭蔚”，由此形成了自然葑田。古代的农民仿照这一原理在水面上制作木架，填满带泥菰根，以人工令水草生长，便成了人造葑田，也名为架田。[172]《周礼·稻人》有“泽草所生，种之芒种”的诗句，陈旉释其为葑田。东晋郭璞的《江赋》载：
标之以翠蘙，泛之以游菰。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鳞被菱荷，攒布水蓏。翘茎瀵蕊，濯颖散裹。随风猗萎，与波潭沲。流充潜映，景炎霞火。[173]
苏轼也曾云：
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更二十年，无西湖矣。[174]
南宋时期的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浸”[175]为特点，即可以用绳子拴在河岸边以防止漂走。南宋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中有“不看茭青难护岸，小舟撑取葑田归”之句，说明葑田可像小船一样撑走，颇具风趣。
三、江南农桑文化资源的人文文化意义与利用现状
近代以来，以石油引擎、电力马达为动力的新式农业生产方式开始进入中国，江南地区由于近代经济的发达与地理位置的便利，在全国率先采用了机械化农业技术。1897年，浙江省镇海县乡董集资购买灌溉机械开办自来水灌田公司，标志着新式灌溉机械正式进入江南地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农业集体化改造更是为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耕作铺平了道路。在现代农业技术高歌猛进的同时，传统农业一度因“近（现）代人对过去的傲慢与偏见”而被当作落后、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在生产领域被逐渐摒弃。[176]然而传统农业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早在19世纪，乡村旅游因为现代人在闲暇时需要以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体验来缓解城市快节奏生活方式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1970年代以来，人们愈加注意到以化肥、农药、除草剂、生长素等外源性物质为特点，重生产效率而轻可持续的现代化常规农业在对传统农桑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带来农作物大规模增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土壤侵蚀退化和食品安全等严重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排头兵”的江南地区在长时间的农业现代化时期虽然保持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先地位，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2007年无锡市爆发“蓝藻事件”，专家经分析后认为外部污染源主要有工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围网养殖和城市生活污染等。[177]因而可以说，属于前现代范畴的江南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是在“生态”“可持续”的物质生产诉求和“振兴农村”“保留传统乡村文化记忆”的文化产业、旅游业发展诉求下被“文化化”为农桑文化资源的。这主要有以下两种作用：
其一是为当代江南地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现代农业在旧有江南农业的精耕细作、地尽其用、多样化、循环经营中选取适合本地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农业路径。在近千年的江南农业文化发展过程中，江南地区不仅出现了稻田养鱼、架田等特色农耕技术，还出现了“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的多样化种植技巧，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县志以及张履祥《策邬氏生业》等文献中均有记载。而这些种植方式历经数百、数千年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存在环境破坏的因素，但相比于现代农业来说，其环境破坏程度是可选择的现实生产方式中较小的。现代农业在不到200年的推广过程中，单在土壤方面就出现了土地板结、硬化、地力下降、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简称GIAHS）项目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被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78]。而我国农业历史研究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自开始之时便不是完全同现实物质生产相剥离的单纯“博物馆式保护”。[179]2005年，浙江青田县的“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该地的稻田养鱼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青田县志》曾记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于稻田及圩池养之”[180]。其种养模式生态高效，鱼为水稻除草、除虫、耘田松土，水稻为鱼提供小气候、饲料，减少化肥、农药、饲料的投入。如今的青田县成立了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推广中心，制定了稻鱼共生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了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加快发展传统稻鱼共生产业，可谓是江南农桑文化资源运用到现实农业生产层面的重要参照。[181]此外青田田鱼与青田民间艺术结合，还派生出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舞蹈——青田鱼灯舞。
其二是为当代江南农村改善产业结构、振兴乡村经济、维持乡村传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由于江南城市工商业在明清时期的发达，江南文化可明确分为以农业为主的乡镇文化与以商业为主的城市文化。其中城市文化拥有较多的消费文化特点，更偏重于个体内在欲望的满足和精神的自由宣泄，其纸醉金迷、及时行乐和奢侈糜烂的特点也较为显著，具有“去道德”和“去教化”的色彩。而江南的乡镇文化则不然，其“耕读为本”的朴素生活方式和“勤俭持家”的重伦理价值观念成为江南地域文化的重要方面。虽则农桑文化资源在类别上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但这种物质生产方式是江南的乡镇文化的重要物质生产基础，同社会文化和审美文化存在着潜在的必然性纽带，同士大夫文化、工商业文化共同组成了乡镇文化。[182]费孝通先生在1990年代面对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减少时就曾经指出，“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183]，“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不仅能产生新的人文精神，同时也能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因为现在的人们不仅需要丰厚的物质享受，也需要高尚的精神享受……这一切正蕴藏在丰富的人文资源中，要靠我们去提炼和发展”[184]。而在文化产业成为当代国家重要文化实现形式和新经济增长点时，我们可以认为：“文化资源是指作为人类精神生产与文化实践对象的生产资料……文化资源是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最直接的现实对象，是潜在的自然文化遗产和文化生产力要素。”[185]因而可以说，江南农桑文化资源构成了江南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光谱，成为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中展现江南文化的重要方面，通过传承至今的活态农业遗产，是维护乡村本土特色景观、传承传统农耕文化记忆、保护地域文化多样性独特性，并在文化产业中不断创造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渠道。如今在江南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中，大多数村落将传统农桑工具与技术的展示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标志，其局限性在于只停留于被动的“博物馆式”展览阶段，开发方式的多样性有待提升。
第三节 江南现代工业文化资源
工业文化资源是社会文化资源的一种，因其特有的现代工业系统与景观满足都市人的工业生活体验与需要而彰显出其独特意义。工业是人类社会为人类自身发展供给资源的独特形式，在物质生产的同时，其产出也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对象和载体促进着人自身的生产。作为工业活动重要产出的物质化器物，在人类与自然共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在成器活动中延伸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视野与格局。器物制造是人类谋取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的开始，并一直同物质生活状态的改善直接相关。一个基本事实是，成器活动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单纯追求生存的物质事实的界限，并以此建立起器物世界和包括人类精神现象在内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彼此呼应与联系。器物由此而成为构筑社会群体关系的载体和中介，人类也通过人为器物不断地、直观地呈现着其精神的丰富性。
人类在造物活动过程中缔结起来的人造器物同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密关联一直伴随着人类造物历史的进程而延续、演化和发展。事实上，包括工业生产活动在内的造物活动是我们观察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状况、生产组织方式、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和世界观取向的重要入口。因此可以认为，工业文化资源是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最直接的实物对象，也是潜在的自然文化遗产和文化生产力要素，它们不仅决定了文化产业的方式、规模与性质，也明确了一个地区或城市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环境与条件，并在客观上制约着一个地区或城市软实力的发展前景与路径。对工业文化资源现状及其开发潜力的详细调研和战略研究是文化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尽管造物活动有史以来就同人类精神生活发生着广泛的联系，但它的发展历史却表明了其越来越多地由处理物质性事实的技术“文明”所接管，而同以人类精神为主题的“文化”领域日益分离。这一状况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分化和分裂过程的衍生物。后一个过程的起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思想的发源之处。在中国，它以《周易》提出道、器之间的明确界限为标志；在西方，则以柏拉图区分意见与真理为开端。中西思想日后的发展都形成了一个不思器物、不思制作的传统，而器物则随同有行迹的和作为感性对象的事物一道逐渐从人类思想的视野中隐失了。[186]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提及的制造之学，按照今天的知识分类看，包括了应用科学、手工艺及艺术这三类具体层面的形式，之所以被统括到制作性之下，是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制作的对象既可以是一件有用的物品，也可以是一件观念性作品。这三者日后的发展使这种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迄今为止，应用科学已经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艺术发展成了纯艺术，只有实际物品的制作还残留在制作性领域之内。而且，物品的制造在今天司空见惯的机器工厂的组织方式下已日益退化为单纯的体力付出，以至于当今天的人们说到制造时，更多意味着制造一件物品，并且这种制造还是不太费脑力和心力的体力劳动。[187]不过这种科学和艺术与制作的分野事实上反映了科技的或知识性的力量日益扩张成为造物活动本身最主要的支持力量以及取得进步和发展的主导性动因，带来这一人类造物史上重要变化的根源是现代工业的“出场”。但是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基于现代工业的造物活动所体现出的科学、手工艺和艺术之统一性和整合性已经表达为通过对人类社会生活方式进行改变来反映出其延伸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能力、视野与格局的宏大影响力，而其微观层面的表达似乎已经难以观察。
一、地理与历史概况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就屡见记载，但明清以来，江南的地域范围一般都限定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北杭、嘉、湖和苏南苏、锡、常以及上海。江南地区有着悠久的社会文明和丰富的成器文化。战国时期为吴、越、楚所辖，自秦统一六国之后，郡县行政体制推广于整个江南。经过艰辛的开发历程，到东汉一朝，江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差距趋向缩小，江南地区迅速成为一个颇具特色的经济区，不仅自然资源丰富，人口上升，出现南粮北调现象，而且手工业显著进步，交通开拓，商业渐兴。事实上，江南经济及其特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合演变。
（一）秦汉时期的江南手工业
秦至西汉时期，江南和全国一样推行郡县制，政治、经济政策统一，各项制度文明也体现出了统一、中央集权的特点。然而，其社会经济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比较却显得相对落后。记载表明，至少在汉武帝以前江南地区的开发是较差的。主要表现在：（1）地广人稀。据考，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2～3人[188]，人口分布甚为疏落。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力，大部分土地尚未得到开发和利用，人民“率依阻山泽”[189]，以渔猎山伐为业，稻作耕种方法或采用“火耕水耨”；（2）民无积聚而多贫。虽然地势饶食，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告窳偷生，习惯于满足现状，故“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190]，未能出现豪富之家；（3）气候暑湿，疫疾多作，加之文化风俗滞后，断发文身，“不知礼则”[191]，“信巫鬼，重淫祀”[192]，因此，中原人民往往以远涉江南为畏途。
但在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由于政府对江南行政管辖的加强，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南北文化交流日频，加之气候环境的变迁等，故江南社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东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江南地区在民族融合、社会风俗方面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西汉之时，江南被视为“缘边”之地，汉廷对江南地区所采取的统治方式与中原有别，往往“因俗而治”，“初郡无税”，或“少输租赋”。但到东汉，由于行政管辖加强，“蛮夷率服”，故“增其租税”，与中原划一。加之北人南迁，进一步打破了地区上的区隔，促进了汉族与蛮、越少数民族的交往。过去有所谓“卑薄之域”[193]“不知礼则”的现象，而这时乃“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邦俗从化”[194]，封建化水平显著提高。
具有久远文明基础的江南，由于经过长期开发，至两汉时期，已逐渐成为颇有特色的经济区，在不少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首先是农业生产力提高，出现南粮北调的现象。江南是我国最早栽培水稻的地区，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农业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最有代表性的是铁器、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力提高，促使耕地面积扩大。在耕作技术方面，这时亦进而精耕细作。随着战胜自然的能力增强和耕作技术的改进，粮食产量有显著提高，突出表现在当时出现了南粮北调的现象。
其次，手工业进步，制作工艺精湛。江南是我国最早的手工业发源地之一，先秦之时已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的陶瓷、铜器、造船等手工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制陶是传统手工业之一，江南人民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为釉陶；二是创制青瓷。釉陶是在普通陶器上施有光亮的釉层，其颜色或青、或绿、或黄，器形多样，具有吸水率低、坚实耐用而又美观的特点。制陶业的辉煌成就尤为重要的是青瓷的创制。江南是青瓷的著名发源地，由于注重原料的精选、釉料配制和施釉技术的改进、窑炉结构的逐步完善、火候的掌握等，陶器开始由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发展，由此我国成为世界上首创瓷器的国家。
铜矿资源丰富的江南，在前代文明的基础上，到了汉代，铜器制造业取得了新的突破。当时铜币铸造规模较大，吴王濞“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采山铜以为钱”[195]。吴国在豫章郡开采铜矿，“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196]，其铜钱的铸造在全国名列前茅。再就是铜制的器物很多，既有铜兵器、铜车马饰，更有大量的生活用器，包括鼎、盘、釜、壶、钫、盆、灯、带钩、熏炉、熨斗、印章、铜砚台等，不仅种类多，而且器型也复杂多变。制造技术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错金银与镶嵌工艺较以前更为精湛；鎏金技术有明显发展，使器物外表色泽金灿优美；铜器上的细线刻纹更富有地方特色；同时还出现了鎏金“铜扣”的新工艺。另外，江南铜镜很有名，铜镜制作精致，镜面光亮微凸，扩大了镜面映照范围，具有立体感，背面纹饰美观，也是铜器制作新发展的一个标志。
造船业开始于江南。这里江河密布，适于行船。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等国便有了相当规模的造船业。到了汉代，造船基地已分布很广，长江流域多地都有造船的历史，是造船工业的中心地。造船的数量相当可观，除民用外，还广泛用于组建水军。当时水军出动的战船，动辄数千艘之多。
漆器业是江南手工业的又一特色，司马迁说：“陈、夏千亩漆”，“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木器髹者千枚”，“此亦比千乘之家”。[197]新中国成立后，江南地区出土的漆器很多。这些漆器中，有盛放食物的鼎、盒、盘、盆；有盛酒的钟、壶；有盥洗的匝、沐盘；有梳妆用的奁、盒；有文娱用品瑟、陆博；还有室内陈设用的屏风、几案以及髹的兵器、木棺等。从出土的上述漆器看，其胎质有木胎、夹伫胎、竹胎三种。器物上涂有膜黑、朱红、褐、深棕和金等色。饰纹以变化多端的云气纹为主，还有龙凤纹、几何纹、鸟兽、花草等。颜色鲜艳，绚丽多姿，工艺水平很高。[198]
诸多史实表明，秦汉江南地区的手工业有显著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尽管某些方面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江南人民的智慧和长期实践，江南地区不少手工业产品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产品，无论在技术上或艺术风格上，都逐渐接近甚至优于北方。但是总体而言，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北方，直到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才转移到南方。
（二）唐宋时期的江南工商业
很久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集中在黄河流域，江南地区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和利用。三国时期，为躲避战乱，大批北方人民南迁，初步开发江南。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继续南迁，带来了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使得江南经济迅速发展。唐宋之际，江南成为中央财赋的主要来源之地，中国经济重心已基本转移至南方。
这一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三个明显特征：（1）北方人民南迁，带去了代表当时生产力最高水平的先进技术和经验；（2）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社会动荡时期尤为突出；（3）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重心的南移有一定的影响。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长江的存在是长江中下游经济文化中心区出现并必然超过黄河文明的根本原因。农业经济时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应当产生在大河流域，因此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的两条大河——黄河和长江，应当形成两个经济文化文明区。在黄河中游文明已然形成的时代，长江流域已经存在一个潜在的文明区，这个文明区的出现迟了一些，可能主要是由于河塘湖泊多、土质坚硬、农耕技术要求高，不像北方黄河流域土质松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农耕技术容易掌握。实际上大约在黄河文明产生的同时，长江中下游也开始有了渔业和农业生产，只是开发的速度不如黄河流域。宋代以前粮食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为主，适合这类作物生长的环境是北方的温带大陆气候。北宋时占城稻传入，到南宋成为主要农作物，水稻不适宜在温带大陆性气候下种植，而适宜在江南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内种植，这里光热条件好，雨热同期，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开发好。江南多以平原丘陵区为主，土层深厚，易于开垦和操作。茶树、甘蔗、柑橘这些经济作物更是适宜在江南种植。北方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面积减少，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环境恶化，影响了农业生产。这种情况主要是人为地烧毁森林、滥垦荒地造成的。另外，交通运输及对外贸易也促进了江南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时期北人南流，带去了北方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加之这一带相对多安宁、少战乱，到隋唐时期便大幅度地发展起来，成了又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区。到唐宋之际尤其是北宋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明显超过了北方黄河流域，成了全国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区。某种程度上，北方的战乱等原因只是客观上加快了长江中下游文明开发的速度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转移并不意味着北方已经全面落后，北宋时期，北方的山东河南一带农业手工业经济并不落后，在宋代经济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总体上看，北不如南；而这样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中唐以后南方的水稻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大兴水利，促使稻作农业向集约化方向扩展；曲辕犁被广泛使用于水田；插秧技术得到推广，早熟的品种被引进到江南，这一切促使着稻米产量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江南的稻米对减轻全社会生存压力有重要意义，也是唐宋时期国脉所系。粮食产量提高了，丘陵旱地也被开垦出来了，有更多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茶叶在唐代就成为包括一般平民百姓在内全社会的日常消费品，茶树、桑树、漆树、竹子被广泛栽植。
经济作物的发展即手工业的发展，江南人民以特有的灵秀（其实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制造漆器，编织竹器，纺织精美的丝织品。在过去是北方出绢帛，南方产麻布，现在南方也有精湛的制造技艺。陶瓷制造业唐代前期的中心在北方，以后逐渐南移。此外像盐业、矿冶业，江南都有长足进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江南的工商业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明清时期的江南工业
明清时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已经非常明显。作为当时的工商业中心，苏州的变迁与江南的早期工业化过程密切相关。在明代以前的1000多年中，苏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行政中心，到明代中叶，苏州作为全国首要工商业城市的地位才最终确立。可以说，苏州城市的变化主要是工商业发展推动的，而且相对而言，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
明清时期的江南市镇，已经积聚了比从事农业的人口更多的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以及数量颇多的外来商人与工匠。[199]这促进了市镇的中央性机能与城市生活由集市性质的地方农产品交易场所转向工商业发达的专业市镇的发展。
江南的工业发展，可以分为农村工业和城市工业两类。农村工业基本上是一种很小范围内的地方自给性工业，主要依靠的是本地原料和市场，属于农家副业生产，专业化程度和工业水平、产业层级都较低；而城市工业则主要是一种“外向型”工业，即其所使用的原料大多数来自外地，产品也有很大一部分供给到外地市场，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工艺水平和产业层级等方面都处于较高层次。以纸张加工业为例，在此工业中，烧纸、油纸的制造主要在农村，依靠本地原料，供给本地市场，生产技术较为简单，产业层级也较低。[200]而笺纸制造的原料来源与市场都在外地，生产工艺比较复杂，产业层级较高。
清代城市工业发展更为明显，当时的碾米业、榨油业、酿酒业所使用的原料已有很大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来自远地，产品也绝大部分输出外地。[201]即使是依靠本地原料比较严重的草编业，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向。[202]虎丘织席业所需的席草早在明代后期就已经不能自给，要从吴江等地输入。到了清代，因为生产扩大，席草输入也随之大增，因而康熙时虎丘镇已有席草行专司其事。[203]其所产草席则远销各地，“南津、北津、通安等席市，每日千百成群，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而宾旅过‘浒墅’关者亦必买焉”[204]。因而虎丘的织席业到了清代已经是一种原料和市场都主要在外地的工业了。“浒墅席”在当时以样式好、品质佳著称，成为四方商贾和过往宾旅的必选，表明了其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在明清时期，苏州的工业门类已经非常齐全，而棉布加工业、丝织业与丝织品加工业、成衣业、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纸张加工业、印刷业、草编业、砖瓦石灰业、铁器制作业及珠宝制作业等12个行业尤为突出。以丝织业为例，苏州是明清江南丝织业中心之一，其丝织品加工业（主要是染色）也在江南首屈一指。这些工业基本上都位于苏州府城内，大体可分为官营和私营两个部分。嘉靖时官营苏州织染局额设织机173部，各色工匠共计667名，岁造伫丝1534匹。[205]到了清代初期，苏州织局的额设织机增至800部，雍正时减至710部，乾隆时再减至663部，织造匠役为2175人，岁造缎匹大约3500匹。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206]因此在自明至清的3个世纪中，苏州官营丝织业的规模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在此同时，私营丝织业的发展更为引人注目。万历二十九年（1601）曹时聘说，苏州“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207]。顾炎武则说，明末苏州“城中机户数千人”[208]。因此万历时代苏州织工人数当有数千人之众，殆无争议。参照一机三人的比例，此时苏州织机总数当在一千数百部之谱。到了清康熙初年，织机总数增至1500～3400部，织工达5000～10000人。道光时苏州丝织业已不如乾隆时之盛，但据海关税务使统计，尚有织机12000余部。[209]按照同样的比例，织工总数当为36000人。加上丝织品加工（主要是染色）的从业人员，则直接从事丝织品生产与加工的人员的总数，还要更大得多。
明清时期江南的棉纺织业比较发达。究其原因：（1）地理条件优越，有丰富的原材料来源；（2）自西晋永嘉南渡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大量手工业人才的南迁带来了技术；（3）明清时期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稳定政治环境；（4）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推动了棉纺织业发展，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这里的棉纺织业更为发达；（5）元代黄道婆把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带回松江，促进了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
在纸张加工业方面，早在明正德时，府城内的大众化笺纸生产已颇盛。到了清代中叶，生产更为兴盛。至乾隆中后期，府城内印纸作坊已有30余家，并合建了同业会馆——仙翁会馆。[210]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期府城内印纸作坊的企业规模已颇大，生产过程的专业化水平也颇高。例如乾隆时代的30多家纸坊雇佣工800余人，平均每坊20余人；生产的笺纸，有丹素、脑脂、红金、砂绿、山木红等色，工艺颇为复杂，有推、刷、洒、梅、插版、托边、楼、拖、刀剪等10余个工种。这些纸坊中工作的工匠“悉系江宁、镇江等处人氏”，他们在苏州纸坊的工作是专业性和常年性的。
还有印刷业，明代后期苏州的印刷业基本上集中在府城内，书坊已知其名者就有37家，几乎都集中在阊门一带。[211]清代府城内的印刷业更加兴旺，因而在康熙十年（1671）印刷业主成立了同业公会——崇德公所，[212]道光时更发生了严重的劳资纠纷，不得不告官解决。[213]除了这些书坊外，清代中期还出现了许多印制宗教与民俗用品和图片的作坊，例如各纸马香烛铺在腊月间售卖。城厢附郭的印刷业在清代也发展了起来，例如著名的苏州木刻年画的印制，康熙时主要集中在桃花坞。但是到了乾隆时，阊门外山塘街成为与阊门内桃花坞齐名的年画印制中心，有画铺多家，涌现了一批著名画铺与画师，制品远销浙、皖、赣、鄂、鲁、豫及东北地区，甚至日本。[214]日历印刷，清代中叶府城附近最盛，“阊、胥一带，书坊悬卖，有官版、私版之别。官版例由理问厅署刊行；所谓私版，民间依样梓行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215]。
苏州的珠宝玉器制作业也已独领风骚。早在明代，苏州府城的珠宝玉器制作水平就已领先全国各地，故宋应星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216]在清代，苏州的珠宝玉器制作也一直以高工艺水平著称。此时的珠宝玉器制作都在府城内，主要集中在阊门里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玉器制作已形成细致的行业分工，出现了开料行、打眼行、光玉行等；各作坊生产也各有特色。玉器工匠主要是苏州本地人，但清代中期有大批南京玉工迁入，当地称之为“京帮”。其人数颇多，与苏帮不相上下。据后人追溯：“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则三千余人。”[217]
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其推动力量也不止一种，但是最主要的应当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据证实，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是惊人的。由于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两个帝国中占据着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优势。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早期工业化，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
江南在早期工业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现，从而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这个早期工业化由于各种原因，虽没有发展为自发的近代工业化，但是它毕竟为后来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到了1930年代，江南已是亚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在整个20世纪，它也一直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如今在中国经济腾飞引起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中，它又站在大潮前沿，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江南工业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表现，虽与其在明清时期的情况有天渊之别，但若仔细寻去，仍能感到二者间的承继关系。
（四）清末与民国时期的江南工业
清末，江南工业的发展开始与洋务运动和军事工业发展紧密关联。洋务运动从时间上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洋务派从1860年代至18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有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和崇厚经营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24家企业。这些军事工业有如下一些共同特点：第一，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第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仿制的毛瑟枪赶上了德国的水平，制造的无烟火药达到了世界水平，反映出中国科技人员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第三，这些企业都是官办的，也就是用国家的经费由官吏来办理，产品由清政府分配给军队使用；第四，洋匠受雇期间，挟技奇居唯利是图，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对当时的清末工业界封锁了许多关键技术。
洋务派在1870年代到1890年代，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陆续兴办了航运、煤矿、电讯、纺织等民用工业，洋务运动的重点开始由军事转向经济。比如，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它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轮船公司；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筹办汉阳铁厂，它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工业。清末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例如张之洞从英国进口全套纺织设备。洋务企业的兴办，还刺激了地主、商人投资近代工业，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外，民用工业生产的产品，除了供给国家和军队使用外，还投放到市场上去，在客观上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轮船招商局经营3年，在华外国轮船公司就损失了白银1300万两；开平煤矿出产的煤逐渐取代了洋煤在天津市场的地位；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局后，洋布每年进口数量减少10万匹；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校，到1896年达20余所，又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从而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为后来的民族工业发展积累了重要的资源。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江南现代工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江南地区进入了现代工业的发展阶段。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江南工业以生产过程自动化为主要特征，采用电子控制的自动化机器和生产线进行生产，改变了机器体系。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1980年代后，江南工业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包括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新能源、新材料和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蓬勃兴起。这些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江南工业生产的基本面貌。一个重要的转变是江南工业中心的转移和上海工业化的崛起。
近代上海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时期，从那时起江南工商业的显要地位开始由苏州转移到上海。开埠至今，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现代工业城市和商业、科技和文化中心，引领着整个江南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进一步发展了轻纺工业，同时迅速发展了重工业、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等工业，成为覆盖轻工业制品、重工业和尖端科技产业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以及创新设计和先进制造业聚集地。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上海税利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
如今，同世界一道，江南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013年我国制造总量已占全球制造总量的20%以上，居世界首位，成为举世公认的制造大国。承载着江南现代工业贡献的航天航空、高铁北斗等的蓬勃发展标志着我国重大工程装备系统集成创新和设计制造能力已居国际前列。目前，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站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同一起跑线上，不仅会推动技术基础、生产组织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也会引发管理变革和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近年来，中国制造、中国两化融合、两化深度融合、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产业转型升级等战略的提出正是对这一全球产业变革的响应，处在这一宏观背景之下的江南现代工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10年将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迎接新产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被委以重托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工业必将以其独有的诗性智慧，以人文型智慧为理想，以科技型智慧为支撑，以管理型智慧为中介，为世人构筑幸福和梦想。
二、江南工业文化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一）江南工业文化资源的主要类型
首先，从工业产业生态视角看，考察江南工业文化资源可以从产业生产资源的结构进入，从生产原材料、工业设施设备、人力资源的层面逐一展开。其次，根据工业活动的对象及其特点，工业文化载体的形态包括造物构画、工业资源获取、制造过程与设备工艺、制造结果相关的要素、实物、空间（作坊、工厂、园区）和逻辑（作坊、制造局、集团、产业链、产业集群）形态的方方面面。再次，江南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企业、关键人物、关键事件，也参与了工业文化要素的构成。最后，如果沿着工业自身发展的逻辑，工业产出类型从实物成果拓展到虚拟成果，其成果也分别用来满足生理、安全、社会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不同需求。其所反映出来的工业文化形态已经显得异常丰富。
江南工业文化资源尤为丰富，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主要历史人物、主要工业机构场所、主要工业档案三个类别。
1.江南工业的主要历史人物
（1）黄道婆
黄道婆（1245-？），宋末元初知名棉纺织家，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人。她出身贫苦，少年受封建家庭压迫流落崖州（今海南三亚西北崖城），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黎族姐妹中，并师从黎族人学习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元代元贞年间重返故乡，在松江府以东的乌泥泾镇，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弹、纺、织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她所织的被褥巾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乌泥泾和松江一带百姓迅速掌握了先进的织造技术，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广传于大江南北”。当时的太仓、上海等地都加以仿效。棉纺织品五光十色，这些地方呈现出空前盛况。黄道婆去世以后，松江府曾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获“衣被天下”之美誉。为感念她的恩德，松江百姓在顺帝至元二年（1336）为她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1362）乡人张守中重建并请王逢作诗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嘉庆年间，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立有小庙。
如今坐落于华泾镇东湾村（乌泥泾镇旧址）13号的黄道婆墓，坐北朝南，占地1000多平方米，墓院内设两层台梯。墓冢四周砌有50厘米高的大理石护圈，中为椭圆形石圈土墓，墓冢前立有一汉白玉墓碑，其正面镌刻有中共原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题写的“元黄道婆墓”。上海的南市区曾有先棉祠，并建有黄道婆禅院。在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至今还传颂着“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民谣。
（2）张謇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世代耕读传家，兄弟五人，排行第四。他幼年聪慧好学，3岁启蒙，4岁入塾，5岁时“命背诵千文，竟无伪”。1885年，他赴京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二名，1894年又考中状元。中日甲午战争成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岭，深重的民族危机最终促使他毅然放弃传统的仕宦之途。鉴于国弱民贫的现实，张謇提出“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教育与实业。[218]从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等工业以及教育、文化、科普事业。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开全国风气之先。他提高南通各专门学校的学习水平，扩建校舍，添增教学设备，把它们合并为南通大学。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国人才，但反对将国外的教育方法简单“嫁接”过来，而是主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实行严格教育。他认为：“师道贵严，中外同轨。非是则无所为教，无所为学。……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有害群者去之，无姑息焉。”[219]此外，他在军山设立气象台，“一方面为农事的测候预防，一方面为农学生实习气候的地方”[220]。一战期间，张謇的大生企业系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到1923年，它的资本总额达到了3448余万元，是当年申新、茂新、福新企业系统资本总额的3.5倍以上。此后，受内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南通实业走向衰落。但张謇基于中国人自己的理念，通过较为全面和有一定创造性的规划、建设和经营，直接开启并促进了南通地区的近代化，使得南通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建设和民族工业发展的杰出代表，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为全国树立了楷模。
张謇在民国时期有着较高的声誉，得到胡适等人的交口称誉，这与他在中国实业、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分不开的。1950年代，毛泽东在与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及民族工业发展时说：“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不要忘记南通的张謇。”[221]由于张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与南通已紧紧联系在一起。
（3）荣德生
荣德生（1875—1952）原名宗铨，别号乐农。1876年生于江苏无锡。他早年在上海钱庄做学徒，1893年前往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账务，1896年与其兄荣宗敬在沪自营广生钱庄。但荣德生早年在广东接受了南国的新思想、新风气，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钱庄更能赚钱的实业，像美国化工大王杜邦、石油大亨梅隆，都是靠办实业发财、使国家强盛的，于是决定投资实业。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为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
到1921年，荣德生共开设面粉厂12家，产品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是销售到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期间出口达80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荣氏兄弟为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1922年，申新已有4个厂，拥有纱锭达13万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申新的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资本家经营的纺织厂，1920年代的纱锭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因此，荣氏兄弟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荣德生1918年当选江苏省议员，1921年当选北洋政府国会议员。除主管无锡各厂外，他还在无锡兴建著名的“梅园”风景区，创办公益小学、中学等。1924年为与外国资本相竞争，他对无锡申新三厂进行管理改革，延聘拥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取代领班、工头，使企业面貌改观。
1930年代初期，申新纱厂发展至9个厂。因连年举债扩充，企业搁浅，荣德生赴沪与其兄多方周旋，才免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吞并，后经锐意整顿，经营有所好转。“七七”事变后，荣德生到汉口，致力于申新第四纺织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的经营，获利甚丰。上海各厂有的毁于炮火，有的遭日军军管。1938年其兄去世后返沪，除逐步偿清旧欠外，还将被日军强占的几个厂收回，并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经营。[222]
抗战胜利后企业分给其子侄掌管，荣德生则在无锡投资兴建天元实业公司，建成天元麻、毛、棉纺等厂及开源机器工程公司，还创办了江南大学。
荣氏企业能不断发展的原因，正如荣德生所说：“非恃有充实之资本，乃有充实之精神，精神为立业之本。”[223]荣德生采取“非扩大不能立足”的方针，即使借债，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扩展规模的机会，并注重开拓创新，在引进先进设备和更新旧设备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原料的改良和技术人才的开发，这对他们在中国民族工业的艰难时期立于不败之地并不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江南工业的主要工业机构场所
（1）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名“上海机器局”或“江南机器局”，简称“沪局”，是洋务运动时期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为各省制造最大之厂”。[224]
李鸿章在同治元年（1862）于上海成立过一个上海制造炮局，由其亲信丁日昌督率筹办，招募英法两国兵匠，从香港购买造炮器具，铸造“开花炮弹”和“自来火”等件。到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收购了上海虹口的一个洋人机器铁厂。据说该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225]。在收购这个铁厂以后，李鸿章把原来设在苏州、由丁日昌及韩殿甲主持的两个炮局也归并到这个厂里来。同时，曾国藩派人从美国购买的机器，也已经运到上海，随即归并一局。再加上原有的上海制造炮局，将它们合并成为一厂，改成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同治四年，李鸿章所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便是在这样一个购买外国机器、铁厂及归并一些旧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厂址设在虹口，每年房租需银六七千两，后因机器增加，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同治六年（1867）夏，李鸿章又在上海城南兴建新厂，厂房面积达70余亩，包括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厂、木工厂、火箭厂和铸钢铁厂等。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的确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工厂。1905年中国造船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清政府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船坞部分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划出，另行成立江南船坞，着重对外营业，采取商业化经营方针，修造中外兵船商轮，营业逐渐发展，规模日益扩大。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被改成江南造船所。
清末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从该局的许多开创性活动中得到证明。它开创了一系列的“中国第一”：它造出了第一艘能实际使用的轮船；它接纳并培育了第一批翻译家、工程师和具有相当水平的技术工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置的翻译馆是近代中国最早，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翻译馆；它第一次为我国知识界提供了大批与国际科学技术紧密联系的书籍，促进了中国造船工业以及整个中国工业的近代化进程。不仅如此，第一艘机动兵轮、第一艘潜艇、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护卫舰、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轮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民用船舶的代表产品——中国第一艘石油液化气船、琼州海峡火车渡轮、各类出口船舶等，印证了其为近现代中国工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包括近代海军舰艇工业在内，尽管不少购自国外，但多数仍为国内自行建造，其中多数由江南造船所承建。江南造船所在国民政府溃退中虽然遭受破坏，但留下的生产设备还比较完备，一直是共和国造船业的一支骨干力量。另外，江南造船所留下的大量造船技术工人和从事造船工程设计、生产、教育等方面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以及84年的造船工业兴衰的经验和教训等都是一笔不可低估的财富。它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226]
（2）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工业的水平代表着工业经济时代的最高成就。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汽集团”）以其多平台、全系列的自主品牌产品布局，和与国际汽车技术发展趋势相同步的、覆盖主流乘用车领域各个细分市场的宽系列产品线向世人展示了江南现代工业的规模与内涵。
上汽集团的前身，是于1910年成立的法租界公董局机修厂，它是当时上海最大的两个汽车修配工厂之一。20世纪初，随着国外汽车的进入，上海汽车修配业逐步发展起来。最早建立和比较重要的厂家有：宝昌号、杨福兴机器制造厂、郑兴泰汽配商号。至1949年，上海经营汽车修理的商行有近200家，从业人员1200人。其中，上海公共交通公司修造厂（原上海汽车发动机厂和上海客车制造公司前身）的技术装备和生产能力比较领先；扬子建业所属利威汽车公司（后为上海汽车厂）号称当时远东最大的汽车公司。
1958年9月28日，第一辆凤凰牌轿车在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实现上海汽车工业轿车制造“零”的突破。周恩来于1959年2月15日在中南海检阅凤凰牌轿车时，上海汽车工人深受鼓舞。1964年，凤凰牌轿车改名为上海牌轿车，其厂至1975年拥有5000辆年生产能力。上海成为中国批量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之一，改革开放之后，率先走上对外开放道路。1980年代与德国大众的合作及1990年代与美国通用的合作，为上汽集团建设自主品牌和超前开拓新能源汽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上汽集团1125辆新能源车战胜高温、酷暑等严峻考验，累计运送游客2亿人次，行驶里程1242万公里，圆满实现世博车辆“万无一失”目标。2014年，上汽集团整车销量达到562万辆，同比增长10.1%，继续保持国内汽车市场领先优势，并以2013年度920.2亿美元的合并销售收入，第十次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名第85位，比上一年上升了18位。
（3）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是江南重要的工业实业人才培养机构，其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896年由清政府创立、盛宣怀督办的南洋公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之一。其初建时以培养高端法政人才为办学目标，先设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四院，继设铁路班、特班、政治班、译书院、东文学堂等，体制完备，规划宏远，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的新风气。1905年，学校改隶商部，改校名为“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始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为目标。南洋公学数易其名，经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南洋大学堂、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堂多个阶段，于1921年改组为交通大学；而后复遭波折，先后改为交通部南洋大学、交通部第一交通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上海本部），至1949年剔去“国立”二字，径称“交通大学”。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上海分部、西安分部分别独立成校，交通大学上海分部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在跨越3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从有“中国教育有系统组织之肇端”之称的南洋公学，到较早开启我国工程教育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从1921年交通大学黉宇宏开，到享有盛誉的南洋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从14年抗战烽火中的上海“孤岛”与重庆大后方两地办学，到1949年被人民政府接管获得新生；从19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汇流与分合，到1950年代末西安、上海两所交通大学的独立建成；从1960年代初对教育“大跃进”纠偏中老交大教学传统的坚持与发扬，到“文革”中的“教育革命”；从改革开放以后拼搏奋进中闵行新校区的建设，到1999年、2005年与上海农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先后实现合并，组成新的上海交通大学：110年来的因革变迁，跌宕起伏，几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缩影。而从上海交通大学这所世界知名的大学中走出来的，不仅有钱学森、吴文俊、张光斗、徐光宪、张钟俊、朱物华等著名的科学家、工程专家，更有数十万在工业与工程领域默默无闻的科技人才，他们推动了江南乃至全国的工商业发展。
3.江南工业的主要工业档案
在江南工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留存了大量工业组织与团体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工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它们是直接的工业文化资源的重要构成内容。在众多的档案类型文件中，能够直观地、图像化地反映不同时期江南工业发展形态和内容的东西，当数工业行会碑刻。
行会是江南工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中介性质的机构，起着协调工业资源、统一行业规范、协助政府管理行业的作用。从江南一带保存的大量的行会勒石刻碑中可以发现，近代工商业会馆、公所等行业组织对江南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勒石刻碑是政府给予行会的一项重要授权，许多碑文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的档案文书，在行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碑刻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行会组织拥有政治合法性、权威性的象征。在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的发展中，碑刻具有传承后世的记忆功能、惩戒违规的警示功能、颂扬美德的激励功能、公布官府法令的告示功能以及征信与佐证功能，有助于形成行业的凝聚力和从业者的自豪感，增强会馆、公所的权威性和同业商人对行业的归属感及维护行业利益的责任感，约束违规违法行为，对会馆、公所的变迁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27]
首先，在勒石刻碑多个不同功能之中，碑刻具有的公布官府法令的告示功能是奉宪勒碑类碑刻的主要功能。具有社会合法性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终究只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使其具有权威性，还必须得到政府追认。其次，碑刻具有传承后世的记忆功能，从而有助于形成行业的凝聚力和从业者的自豪感。再次，碑刻具有惩戒违规的警示功能。对某些破坏行规业规、扰商累商、盗卖私吞行会公共财产或租金、欺行霸市、私立行头行规等不法行为，行会往往会诉至官府，官府往往会予以严惩并发布禁令，行会再将惩罚结果及官府禁令刻石立碑，以收杀一儆百之效。最后，碑刻具有颂扬美德的激励功能。其目的旨在使芳名勒诸贞珉，永垂不朽，借以激励后来人同心同德，增强同业商人对行业的归属感及维护行业利益的责任感，这也是功德碑的一项重要功能。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收录了大量江南地区的碑刻内容，它们主要产生于明清时期和民国初期。根据对碑文撰刻年代进行的统计，结果显示，会馆、公所的碑刻活动在鸦片战争后的整个中国近代都没有停止过，但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1870年代前后是会馆、公所刻碑最活跃的时期。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渗入，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工商业首先受到挑战，尤其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对江南地区工商业秩序的冲击，一些会馆、公所陷入停滞，战后行会的重建或行规的重申活动变得比较频繁，1880年代转入低潮。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通商口岸地区直接设厂，既使传统工商业面临更大的威胁，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新兴工商业行业的形成，新的会馆、公所不断创建，因此，形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会碑刻活动的小高潮。此后碑刻活动持续走低，主要是由于1918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引导并促使会馆、公所向近代同业公会转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发布了工艺同业公会规则，1929年出台了工商同业公会法，同业公会取代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成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会馆、公所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二）江南工业文化的特点
江南工业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与江南文化内在人文精神的高度一致。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密切，人文精神对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具有制衡作用。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变革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变革又常是社会经济变迁的先导。人文精神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其人民长期共有的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伦理价值、文化积淀和人文景观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核心资源。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还是一个地区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凝聚和激励作用。
江南地区以“吴越文化”著称，文化底蕴深厚，通过千年以来的积淀、融合，孕育形成了既与民族精神相统一，又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江南人文精神。江南人文精神是世代江南人的灵魂和血脉，是江南地区生息和发展的根本，进一步提炼和传承江南人文精神，不仅能将江南文化发扬光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牵着“文化”这一灵魂，顺着“文化”的悠长脉搏，利用江南人文精神独特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以现代工业为载体，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远的人文历史不仅影响了江南人民的内在气质、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而且铸造了优秀的江南工业文化精神，它是一种潜在的鼓舞和推动力量，对江南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演进有着极大的影响。[228]
1.尚文求进。钟灵毓秀的江南地区一直崇文重教，稻米莲歌，耕桑读律，科名相继，吟咏成风，鸿儒巨子层出不穷，尤以明清为最。江南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比较讲理性，善思考、守秩序。尚文求进的优良传统使江南地区历来具有群星闪耀的人才优势，因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不断促进江南的繁荣，铸就江南发展史上的一个个辉煌。这一优良传统，至今延续不绝，并且推动江南地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独领风骚。
2.守信互惠。江南人历来崇尚守信，善于与人合作共事，把守信作为立身之本、从商之要。同时，江南地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具有相似的历史渊源和人文特征，自古以来其内在经济联系就比较紧密。正是注重守信互惠，才造就了江南工业的繁华历史，并使江南地区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摇篮。这种守信互惠的品性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守信已是江南人的美德，守信互惠的民风是江南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
3.和合重礼。江南人吃苦耐劳，勤奋智慧，他们在工商业活动中，表现出柔和的气质、谦让重礼的品德，并且懂得把这种柔和、谦让重礼用于创业，柔和的气质、谦让重礼的品德更使江南在各个工业发展的历史时期取得辉煌的成绩。
4.融合开放。江南历来是一个交通便利、易于民众往来和文化信息传播的地方，近代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后，又直接受海派文化的影响。独特的水乡环境、优越的海陆位置使江南人具有难能可贵的开放胸襟和融合姿态，从不故步自封，而是有融合和摄取新质素的敏感和胸怀，造就了开放、大气的性格传统。
5.务实求是。务实是江南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历史悠久，表现广泛。江南人讲实学、办实事、重实效、求实惠。在明清时期至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中，江南人重视物质生活的特点，精明能干形象的形成，科举人才、科技人才的大批涌现，都是江南文化务实精神的重要体现。在中国近代史上，自岭南地区出来的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最为突出，自湖湘地区出来的政治家最为突出，自江南地区出来的科学家最为突出。某一地区个别杰出人物的出现，确有许多偶然性，但如果某种类型的人才成批成群出现，一定与其所在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关。务实精神是中华文化实用理性的体现，其本质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更加重视物质，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更加重视现实，在今世与来世之间更加重视今世。[229]
三、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工业文化资源的基本认识与特点
工业文化资源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伴随着国家和政府相关政策与措施的推出，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业文化资源开始被纳入保护之列，但工业文化资源的保护面临的困难依然严峻。一方面，大部分城市尚未将对工业文化资源进行整体评价纳入议事日程，如一些传统工业城市依然未将工业文化资源纳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另一方面，城市化步伐逐步加快所带来的工业文化资源拆与保、遗弃与利用等观点之间的激烈碰撞在全国范围内始终普遍存在。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社会对工业文化资源的历史、社会、科学、经济、情感、美学价值缺乏认识，以至于长期以来工业文化资源被社会所忽视。如果任由这种情势自行发展，必然导致工业文化资源的灭失及城市文化遗产的断层。这种对城市文化的演化与发展脉络的无视，必将会给城市的根源和肌理、城市的个性和特征带来难以弥补的伤害。[230]
工业文化资源具有建构在社会脉动之上、反映民众工作生活的意义。工业文化资源与以往所认知的文化资产或古迹有所不同，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中，生活生产由原始简单的采集，到新石器时代在不断发明出的工具的支持下开始逐步演化出渔猎、农耕、工业等社会形态，随之而来的则是因产业活动之变迁而不断演化的社会组织和聚落形态。
近年来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产业结构与生产组织变化快速，产业寻求转型而旧产业设施和机具设备渐渐无法满足新机能要求；另一方面，产业自有其生命周期，伴随着国家产业发展进程，又因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利益生产原则，一些传统产业的旧设施和机具设备被闲置、废弃或拆除也是必然的。
工业文化资源作为实质环境的物质化史料的另一特点是其在建构地域性特征方面的意义。一种产业的兴起取决于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的配合。当燃煤蒸汽成为动力能源后，原本了无人烟的产煤地区因采煤产业而蓬勃，不断吸引着怀抱梦想的开拓者前来，渐渐形成一座因采矿发展出来的市镇或聚落。当地人口结构中很大一部分家庭必然是矿工所组成的家庭，当采矿没落之后这群人自然会离开这里，而留下坑道、机具、厂房和矿工住宅等产业实质环境的遗留物，它们凝缩了一段采矿的集体记忆与生活经验，并且由此建构出其地方产业景观，形成地方特色。
工业文化资源多表现为构成一组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等脉络关系的构造物，而不一定是单栋风格独特的建筑体。其资源价值并非来自可见的建筑本身的艺术成就或建筑样式的重要性等评判标准，而是其作为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影响至深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明证或注记。同时其历史意义的表述对象往往是具有相关情感依附或劳动者生活记忆的民众，而非政治精英阶层。工业文化资源象征着过去一段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别是工业化影响下的社会、技术与经济变化，不同类型的工业文化资源帮助我们拼凑出整体工业文化的图像，以及了解一个地方与社会的发展史的线索和依据。
（二）工业文化资源的价值与意义
1.文化价值。由于文化资产类型的多样性与历史解释的多元化，工业文化资源渐渐被视为文化资源，国外已有许多将这些工业文化资源以博物馆、艺术展演、档案资料馆等文化教育性质的形式进行再利用的成功案例。事实上许多产业即使生产组织已改变，但是依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产业建筑或设施在建设时的原因或许是物质功能上的需求，然而历经岁月的累积，这些产业建筑或设施已成为反映过去产业的某种意象、引发地方认同感的标识和承载共同记忆的场所载体。
2.经济价值。工厂设施建造的目的在于通过制造以获取利润，当功能消退，旧的机器厂房价值也跟着消退。工业文化资源的“新资产化”概念是一种重新思考工业文化资源价值与再利用的概念。其所阐述的“新资产化”包括5个向度：知识再生产、经济再生产、事业再生产、品牌再生产以及能力再生产，强调的是资产的再生产性的意义与社会实践，同时可将被企业视为老旧负担的工业文化资源转化为促进产业再发展的新资产。
“新资产化”概念特别强调在经济维度上让老旧资源产生新机能，例如经营服务业等新事业为其带来经济收益，也可借助相关保存与修复计划来恢复工业文化资源独特的魅力，吸引观光人潮，观光策略所带来的经济潜力亦不容小觑。在欧洲，工业文化资源的“新资产化”早已带起一股文化旅游的风潮。在那些长期持续推行工业文化资源保存与再发展政策的地区，观光旅游已经为当地带来了相当正面的回报。工业文化资源的保存促进了地区文化符号化、特征自明性以及地方再发展，欧洲许多有着产业历史的地区，通过对地方显明的工业文化自明性的推动，促进了当地再发展目标的实现。某些地区还尝试通过对当地的工业文化资源进行串联演绎，来发展与强化地域文化独特的标签，探索与展示当地产业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的工业文化资源景观“国家遗产廊道”，其已成为对工业文化资源进行观光旅游应用这一再资产化途径探索的范例。总体而言，对工业文化资源实施改造性再利用的途径多见于旅游和服务产业。
3.环境价值。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人类塑造环境与影响地貌的历史，产业景观以动态的方式随时间变化，反映出人类创造景观模式的价值运作，工业文化资源见证了这段环境景观的变迁，但也可能同时突显出环境遭污染与破坏问题。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观点来看待相关工业文化资源保护与再利用策略，除了人文资源方面的考虑之外，更应该结合生态环境意识，整合工业文化资源本身所联结的资源网络，从原料来源、物流系统、自然条件等产业发展要素进行维护改善，将资源经营策略从一般化的点位思考延伸为网络化的、兼顾历时与共时维度的全面性的思考，以发挥工业文化资源塑造都市风貌、改善环境质量以及带动区域再发展的环境资源潜力。
4.教育价值。工业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不仅仅在于以实物证据让人了解人类成器活动中特定的工业制造的实施机制，而且由于工业文化资源承载了历史沿革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迁的大量信息，还在于让当代社会的人们鉴往知来、自我反省，这一特点尤为重要，往往被当前工业文化资源管理理念和行动所忽视。
（三）江南工业文化资源的管理现状与建议
兼顾工业文化资源对于城市记忆的不可替代性和对工业文化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并探索其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已经在工业文化资源管理领域广受认同。“改造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是目前工业文化资源管理理论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种途径。1979年8月19日澳大利亚编制并在澳大利亚南部城市巴拉批准实施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巴拉宪章》）明确提出了“改造性再利用”的概念。[231]该宪章指出：“改造性再利用”的关键在于为某一建筑遗产找到恰当的用途，这些用途使该场所的重要性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存与再现，对重要结构的改变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使这种改变可以得到复原。[232]
以江南工业文化资源为例，目前在工业文化资源管理上，主要存在四种模式。[233]一是将工业文化资源改造为展示现代艺术、大型雕塑、装置艺术等艺术作品的创意产业园、现代艺术区，如上海上钢十厂被改建为红坊。二是根据工业文化资源的原生形态与功能定位建立相应的主题博物馆，在博物馆中向受众展示一些历史时期的工艺机制和生产过程，在活化并营造工业文化资源的历史感和真实感的时空中强化受众的历史认知、社会参与感和认同感，如将江南造船厂旧址改建为世博会场所。三是改造为城市开放空间，让工业旧址成为人们休闲和娱乐的场所。四是与文化旅游业开发结合起来，改造为旅游度假地。但其中普遍存在着几方面的矛盾：
一是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工业文化资源的保护之间的矛盾。由于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原因，中国近现代工业企业大都占据城市交通区位较为优越的区域，这种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工业文化资源区别于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所带来的工业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成为工业文化资源研究、保护、活化和再利用的难点和重点。[234]老厂房的巨大存量以及其在城市中占据着经济价值优越的区位作为新型城市化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体，客观上引发了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关于工业文化资源保护与建设之间不同观念的冲突与纷争。
二是工业文化资源全面、整体的保护与工业文化资源的多头管理之间的矛盾。[235]当前我国工业文化资源管理困难的一个原因在于多头管理，工业文化资源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从国有资产管理到城市规划建设、从土地资源使用到文化遗产保护等的方方面面，与众多的管理部门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是工业文化资源保护的客观需求强烈与主观动力缺乏之间的矛盾。工业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受机制、环境和政策的影响，动力明显不足。首先，在工业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鼓励和支持不足，对工业文化资源实施保护与利用所涉资金的融资渠道狭窄，应用形式和手段比较单一，保护资金严重短缺，税收优惠政策等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其次，社会重视程度不高，参与工业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识不强并缺乏前瞻性，在推动社会参与工业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缺乏思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力量缺乏融合的机制。最后，在保护工业文化资源的完整性与原真性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做好散落各处工业遗存的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尚缺乏一个合理的整体安排。[236]
四是工业文化资源的集体记忆场所属性与改造性再利用的新空间属性之间的矛盾。新空间的生产在历史沿革性与内容依存性方面缺乏深入的考虑。当前我国在工业文化资源再利用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众多，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新空间内容雷同。实际上，每一处工业文化资源都是独特的记忆场所，需要不同的规划方案来延续文化脉络、演绎当代对历史的传承。
发掘城市工业文化资源，建构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鲜明的时代特色共存的人文魅力空间，在城市建设中注重保护工业文化遗产，促进功能提升与文化文物保护相结合，平衡好新城新区建设与工业文化资源要素和原有城市自然人文特征之间的协调关系，是实施工业文化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237]
针对现实情况与发展目标，我们认为：第一，应对工业文化资源的概念与内涵进行统一界定，并据此对江南工业文化资源现状进行梳理；第二，要形成完善和明确的指导工业文化资源管理的思想与观念，确立基本原则；第三，要探索江南工业文化资源管理中研究、保护、活化和再利用的模式与实施路径，加强规划指导，实现多元化资源管理；第四，从法规层面健全江南工业文化资源管理的保障制度，减少管理职责的含混不清和灰色地带；第五，运用各种先进的理念和先进技术，科学管理和利用江南工业文化资源。通过这些措施和举动，我们宝贵的江南工业文化资源可以得到良好的保护和再生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