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思想
人类社会是地理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是地理环境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又同时是地理环境的对立物。人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环境每日每时都在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参与形成不同人群的各种特点。同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又不断地作用于自然环境，使它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因此，人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中国古代有着基本独立的文化系统和风水地理理论。风水地理从萌芽时期开始就包涵着对人地关系的独特认识。在中国古代和国际地理学界从不同的哲学观出发，形成了不同学派的人地关系理论。各种人地关系的认识又千丝万缕地深入与渗透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之中。
在中国古代对于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认识，一直有以下三种倾向。
一、听命于天，即“天定胜人”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西方的地理学上，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它将人的地位和作用，作为自然环境的奴仆与附庸，强调环境是塑造人（类）生活的控制力量。人（类）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因素，而是跟在自然所确定的方向后边走。
这是自然顺从论，是一种倒退论，认为今天人类活动给自然界造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自然界自我调节功能所能同化的限度，生物圈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参数开始变得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主张“退向自然”，返朴归真”，然而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切顺从自然的消极观点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过，这种重视自然价值和生态学的思想已提醒和迫使人们重新广泛地检验人类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然的法则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法则。
二、“人定胜天”论
这种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者、统治者，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环境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支配、摆弄、摆布。人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这种思想片面夸大了人的作用及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认为一切客观的地理环境条件都可以由人来创造、由人来塑造、由人来安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跃进”时期，曾走过弯路；其表现是流行于当时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要把山河大地重安排”。它蔑视地理环境本身生命的机理和客观世界内在的规律，酿下苦果，其危害程度是十分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这是环境虚无论，也是一种人类中心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必将达到无所不及的程度，人最终一定能摆脱自然界的束缚，用技术圈、智能圈代替生物圈，将建筑视作可以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为人控制的一个场所，人类会靠自身的力量，在各种环境下，使自己得以生存。
这种征服大自然，视环境虚无的思想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其生自大自然，滋补成长于大自然，人类每一行为无不受自然的无所不在的规律所左右，自然环境将永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三、人、地协调论
这是一种整体、有机循环的人地思想。它在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地理思想。远在周代，由于农业的飞速发展，已经注意到发展生产与保护、协调环境之间的关系。相传西周初年，周文王就提出如果不爱惜自然资源，终有一天将“力尽而敝之”。自然环境会恶化、资源会枯竭。于是他提出“能协天地之胜，是以长久”，发展生产要与地理环境相协调。基于这种保护动植物资源是保护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周文王在镐京召见太子发（后为周武王）谆谆告诫说：“呜呼！吾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卵不巽，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这种谨慎保护生物再生产能力的思想，就是人地关系协调的思想。他的遗嘱中包涵了保护自然生物繁衍的远见卓识。他反对掠夺式开发，反对开发性破坏，提出利用自然资源时，要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他还提出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别种植树木、藤本、竹子、芦苇、水草等。他要求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以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作为“先王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齐民要术》一书也提出“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居住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的好坏，对人类的体质和智力发展均有重大影响。风水学显然非常注重这一点，例如《阳宅十书》说：“卜其兆宅者，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盛，若培植其根而枝茂。……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电其彤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类绝灭忧。”气候的好坏，水土的美恶的确对人类各方面影响甚巨，如在缺乏某种人体所需元素的地方，就往往流行地方性疾病。据流行病资料表明，地方性甲状腺肿与病区缺碘有关，克山病与病区缺硒有关，氟斑牙病是由于饮用含氟量过高的水引起的；又如某些微生物、寄生虫在某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下易于繁殖和传播疾病，故在某些地区可以流行某些疾病，如流行出血热则大多分布于湖泊、河湾、沼泽和易受淹涝的丰垦区，血吸虫病则流行于江南的湿热地区；而居住在陡崖和低洼之处，则会有滑坡岩崩和洪涝之害的威胁。反之，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则会促进人的发育以及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子孙昌盛”自合情理之中。
良好的居住环境不仅有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为人们的大脑智力发育提供了条件。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良好的环境可使脑效率提高15～35％。譬如明代时的江南地区，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经济繁荣，山明水色的自然景观，丰厚湿润的水土气候条件等，孕育了众多的文人志士。明代的200多名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江南竟占50％以上，出现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繁荣景象。这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外，不能不与江南清秀的自然环境有关，用确切的俗语来说，那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了。
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在人类得其极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使人类居住环境质量下降。对森林绿地开发过度导致了水土流失；对土地的不断蚕食滥用以及人口的失控，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饥荒；大量的工厂夜以继日地向河流与空气中排放大量的化学性污染物，城市“公害”日益加剧等等，对人类素质的不良影响正在深化。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环境问题，不得不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借鉴和发展科学的环境工程学，同时也要纠正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确观念，重提风水学，环境生态问题就是原因之一。
此外，渊源于中国的东方文化生态是有关人们对自然环境选择与城划布局的概念系统。它通过人们选择和建立吉利而和谐的环境来调节人类生态。中国传统的人地关系机理追求的目标是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平衡与和谐。选择、保护这种和谐、协调的关系，就会给人们带来吉利、昌盛和鸿运。反之，就会给人们带来灾难。人作用于地理环境，要因势力导，使后来的、人为加工于客观环境的地物与原先的环境达到新的平衡，这样才能产生吉利的后果。
当前西方世界广泛地兴起了对中国传统科学与文化研究的热潮。这一科学潮流反映了当代科学的突变性，但要有长足进步，迫切需要在更高阶段上向整体、综合性回归。
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的地理思想体系，深入发掘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关系机理的科学思想，具有打开未来科学之门的重要价值。它对于建立开放、复杂的地理巨系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人地关系的三种理论（据尹弘基，有重大改变）。
自然与人等价值论，是一种伙伴论，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要抛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主张承认人类以外的它物自然体的价值权力，和人类相比同等重要，各有尊严，即主体与客体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力。该观点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太绝对化了，人毕竟还是主体，人类应努力寻求使自身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相一致的道路。
我们认为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的环境，自然的法则从来没有为了人的利益而顺从人的意志而失效或暂停，它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天性和非人的天性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如生物的昼夜节律就是不能改变的。当然，人不仅是生物的人，而且还是文化的人，他并不像微生物、植物和一般动物那样仅靠改变自己的生理性状消极地适应环境，还主要靠改善体外生态环境以保其生存，促其发展。问题是在于人类改善环境的活动中是否适度，正确的观点是既不能抛弃自然，又不能屈服于自然，在人与自然这个复杂的矛盾中，去把握一种动态的平衡，不去把世界分为人和自然两个部分，而是融为一体，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巧取豪夺，而是要参考社会生物学中的“宜适”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g意为进化上的稳定策略，缩写ESS，故音译“宜适”），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规律和现象，使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使人类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这样，我们就会“找出并开拓一条与大自然大而错综的秩序体系相一致的一种秩序。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开启这伟大的自然力，我们的文化才可能具有方向，我们的形式建筑，形式组织与形式次序才可能具有意义。我们才会再度明白这与自然道路协调的生命的丰富和谐”（《景园建筑学》）。这样我们才能取得与大自然不变法则较相一致的生活方式。
风水系统理论——郭璞与《葬书》
在中国风水史上，《葬书》的影响极其深广，后人把它视作是风水中的经典之作。风水的流派很多，术法在民间种类纷繁，其明、清以来流传的各种风水流派，是否能代表风水的整体，还要具体分析。究其根本，风水理论方法的宗师，总出于郭璞的《葬书》。《葬书》的理论如果有价值，那么总体上来说风水就会有价值。如果《葬书》的理论不能成立，那么风水在总体上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现存古籍中，风水系统的理论与郭璞（景纯）的《葬书》有关。“风水”二字始见于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
“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经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以要研究风水，就必须深入研究《葬书》中的学说与观点。
一、世传最早的《葬书》刻本及内容
传统的看法认为《葬书》作者为郭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作者的真伪及创作年代有过一番考证，其云：
“旧衣题晋郭璞撰，（葬地之说）其术盛传于东汉以后，其特以是擅名音，则郭璞为最著。考璞表传，载璞从河东郭以受《青囊申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璞门人赵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下言其尝著《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覆阴一卷》，又不言为璞所作。惟《宋志》载百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见《四库全书术数类》”
其他学者对此也有许多考证，如王青等据理与纪昀等人大同小异。其一：《晋书》不载；其二，《神仙传》不载；其三，《隋志》无；其四，《唐志》无；其五，《撼龙经》绝不言及郭璞，至《宋志》始载。所以他们认为此书乃宋朝所作。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晋南北朝年间产生了大量有关相墓的书，如《五姓墓图》一卷，《梁有冢书》一卷，《黄帝葬山图》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石法》各一卷杂相墓书十五卷。把《图宅术》的方法推广到阴宅上去了。这些著作现在已全部失传，使我们无法了解其原貌。……葬地之说，其术盛传于东汉以后，其中最有名而又流传至今，则郭璞为最著。在《晋书》郭璞本传中，记载了郭璞从河东以受《青囊中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但郭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为火所焚。没有记载郭璞撰写过《葬书》。到后来在《唐志》中录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又没有说这些是为璞所作。惟《宋志》载有郭璞《葬书》一卷的记载，所以，前人认为《葬书》是自宋开始出现的。如果这一说法可靠则《葬书》作者是郭璞就成问题了。当时有一种风气，凡是风水之书无不托名于郭公。
从《葬书》的行文来看，是学者的手笔，其中的思想似乎也应该产生在宋朝。但此书应该是有所本的，其中所引用的《经》文，其产生年代较古，所以这其中可能融合了几代人的思想。
此书经过方技之家的不断增饰，到南宋时已有二十篇之多。蔡元定经过整理，删去十二篇；后来元朝人吴澄蔡元定未尽蕴奥，择至纯者为《内篇》，精粗纯驳相半者为《外篇》，粗驳当去而姑存者为《杂篇》。后来，新喻刘则章从吴澄那儿受得此书，并为之注释。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此本所分《内篇》、《外篇》、《杂篇》，盖犹吴氏之旧本，至注之出于刘氏与否则不可考矣。”